李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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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砾
听说卫星地图很厉害，可以找到你想要找到的一切地方。我好久没有回故乡了，即使回去也是匆匆忙忙的。我想从卫星地图中看看故乡，以解相思之愁。
打开卫星地图，不断放大，搜索。找到澄城县了。找到醍醐乡了。找到京昆高速公路了。京昆高速公路刚刚从我们小村的南面经过。小时候，学校经常组织我们捡拾父母们收割后遗留在麦茬地里的麦穗，我还曾看到过夕阳西下时在天地间涂抹出的通红通红的晚霞，以及头顶上魔幻般的粉红的“背京”俩字。
慢慢地挪动鼠标，地图还在放大着。我们的小村子出现了。小时候在村子里滚铁环，打棒猴，扔沙包，踢房子等等游戏的场景就一一闪现在了眼前。
终于，我家的院子找到了。但那是一堆覆盖着杂草的瓦砾堆。自从我家搬离小村子后，我家的院子连同房子就卖给村里的一位乡党了。她没钱翻修，就拆了房子，用了檩椽砖瓦，让院子荒了下来。
那可是我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地方啊，每尺每寸的土地上都记录着我的故事。
花蒂蛇
水桐木质粗疏，成材很快，仅仅五年时间就能长到半尺直径，很得家乡父老喜欢。因而，在故乡的房前屋后、巷道、甚至生产路两旁，到处都是绿荫匝地的水桐树。
每到春天时节，水桐都会紧随着桃、李、杏之后，开出粉红、灰白、甚至淡紫的喇叭状的一到两寸长的大大的花朵，并散发出浓郁的稍带有微甜的香味。也许是因为水桐的普遍以及花瓣的简单，水桐花在人们的眼里心里就没有丝毫的地位，甚至还不如地里的小小的牵牛花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直到如手掌大小淡绿的叶子开始占据树枝树梢的时候，一阵风吹过，那落尽了花瓣的花蒂就会嗖嗖嗖地掉落下来，不小心就会砸到行路人的头顶、肩膀，小小地惊吓行人一回。
水桐花的花蒂是带有五瓣绿色尖角的小小的杯状物，既不能塞进灶膛里煮饭，也不能当做水果充填饥饿的肚子，在大人们的眼里，只是一堆废物。可在我们小孩子眼里，却是有趣味的玩物。
首先用水桐花蒂做有趣玩物的人并不是我，但我却是受害者及因而得到了快乐的人之一。在我第一次见到用这种水桐花蒂做的玩物的时，我就被吓了个半死。那是发生在小学二年级午睡时的事情。
我们村的学校很小，只有四间教室。一年级和二年级共用一间教室。没有专供学生午休的宿舍。学生只能自带褥子、箪子或蛇皮袋（装化肥的袋子），铺在桌子上或地上睡觉。我家里穷，没有什么可带，我就睡在桌子上或者桌子下连接桌子腿的的工字型格子上。小孩子瞌睡多，很快，我就在鸟鸣狗吠以及个别孩子的吵闹声中进入了梦乡。我梦见自己来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锅前，锅里煮着满满一锅肉，还有一个很大的猪头。胖胖的戴着围裙的跛脚厨师看见我来了，赶紧用勺子捞了一块比碗还大的肉块子，递到我手上。我高兴地抓住就吃，竟然感觉不到烫。谁知，还没有咬到肉，就被一位女生恐怖而尖利的叫声惊醒了。
我愤怒地向那女生望去，只见她惊恐地盯着一条碧绿的蛇。那条蛇正提在调皮的栓成手里。我也被那条蛇吓呆了，失去了大块肉的愤怒竟然被恐惧所代替。我怕他把蛇扔给我，就赶紧起身，竟然忘了是睡在桌子下面的工字型木格子上，头就狠狠地磕在了桌子上，疼得我“啊！”地大喊了一声。看到我的狼狈相，栓成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吵得全班同学都醒了过来。他更加得意地把那条绿蛇一晃，吓地所有女生都尖叫起来。女生的尖叫引来了老师，他赶紧把那条蛇从窗口扔了出去。
我的老师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瘦瘦的高高的，但打人很凶，往往握紧拳头，突出中指关节在我们额头钻，很疼很疼的。有时候还会用粉笔头在额头捻，直至粉笔捻成粉末。我就被用粉笔头捻过，疼地浑身打颤。他一进教室，就立马消灭了同学们的尖叫。大家都乖乖地保持刚才的姿势，或坐，或站，或卧，各具情态，犹如被定住一样。似乎过了好久，其实只是一瞬，大家就都不约而同地睡在各人之前睡的地方，闭上了眼睛。只有栓成一个人战战兢兢地站在教室里不知所措。
“来。”老师阴着脸冷冷地道。说完，就背着手走了出去。
栓成低着头，乖乖地跟了出去。
很快，就传来了栓成凄惨的叫声。
起床的铃铛摇响了。我们一窝蜂地跑了出去。
我惦记着那条蛇，它就静静地躺在水泥板做成的简易乒乓球案子前。
一个胆大的同学把那条蛇提了那条起来，使劲一抡。那条蛇散架了，变成了无数的水桐花蒂飞落在了地上。我这才知道，蛇是用水桐花蒂拼的。
那个胆大的同学扔掉手中的细绳，把地上的水桐花蒂拣到一起，然后把尖端一个接一个地塞进花蒂的小窝里，渐渐地就成了蜿蜒的蛇身。正当他在摆弄那条假蛇的时候，校长拿起了蹲在教室窗台上的铜铃铛。大家又一窝蜂地冲进了教室。
从此，拼凑水桐花蒂蛇就成了随后几年里我孤独时的最好的游戏。看着一条条情态各异的水桐花蒂蛇在我手下匍匐在地上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它陪伴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油灯
窗外鸟雀欢鸣，不远处工厂的机器轰鸣声若隐若现。我端起茶杯轻啜了一口茶水，眼前似乎浮现出了一点如豆的灯光和萦绕在飘忽不定的灯焰周围的小小的七彩光晕。我闭上眼睛，耳畔随即便有了奶奶不知疲倦的摇动纺车纺线的嗡嗡声。孩童时候，我喜欢依偎在奶奶的身旁，望那神奇的灯焰和光晕，聆听那有节奏的纺车的鸣响。我也往往在飘忽的灯晕里和悠长的纺车声里被周公那华丽的马车驮走，进入那童话般的梦乡。
农家的油灯很简单，一般是用小墨水瓶制作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或柴油，用铁皮剪一个稍比瓶口大的铁片，在正中间用铁钉钻一个两毫米大小的孔，作为固定灯芯的架子。然后用铁片卷成外径稍被圆铁片中央的小孔细一点的铁管，插进小孔。最后用棉线做成灯芯，穿进铁管里，放进墨水瓶。等到煤油或柴油通过灯芯渗到露出细铁管一点的棉线头时，滑着火柴，点燃。煤油灯就发出了如豆般的火苗，带着一尺见方的灯晕，照亮房间的一隅。我是长子，小时候一直随奶奶生活，直到奶奶去世时为止，那是我最幸福和快乐的时光。奶奶很勤劳，在我的印象里，每天晚上，她都会盘腿坐在炕上，在油灯微弱的灯光下纺线，剪纸，或做针线活。那是她留给我的最温暖最安全的剪影，现在想来，还有满满的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的影子。
小学五年级时，我们也有晚自习。那时，没有电灯，学生就用自带的蜡烛或者油灯照明。那时候，蜡烛很稀罕，也颇贵，只有极少数的孩子能用蜡烛照明。我们大多数孩子都用的是小煤油灯。我们教室窗户上的玻璃已经不完整了，就用木板挡着或者直接那么空着，每当有风的时候，透过破窗溜进来的风就会把小小的火苗吹灭。为了能够保住那微弱的光亮，我们不约而同地用白纸卷成圆筒，套在油灯上作为灯罩。这时，小小的火苗透过灯罩就会发出乳白色的光，煞是好看还颇有韵味。后来，有几个聪明的孩子就在闪了的一百瓦灯泡的顶端掏一个圆孔，把灯泡的把去掉，做成灯罩，很有罩子灯的味道，亮亮的光很是精神。我问了他们灯泡罩子的做法，就回家实践。他们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在灯泡顶端和把上分次缠上蘸了煤油的棉绳，点燃。然后突然放进冷水里一激，多余的部分就掉落了，灯罩也就做成了。可是，我再做也没有做成，就失去了耐心放弃了。
有的女同学竟然用纸给纸圆筒灯罩做了烟筒，让浓黑的煤油烟从烟筒溜走。很快，我们依样学样为油灯做了烟筒。有的还做了创新和改进，有拐弯的，有斜的，甚至还有盘旋着的，不一而足。
煤油灯在我们小学生的手里，竟然变成了玩具。
有钱人家和大队、小队干部和老师用的是罩子灯。比小油灯大得多的火焰透过锃亮的中间鼓两头细的玻璃罩子，把它亮晃晃的灯光投射在房间的家角落落。如果是刚刚从点着小油灯的房间来到亮着罩子灯的房间里，我的眼睛就必须闭上一会儿才敢睁开，否则，就有晕眩的感觉。能有一盏罩子灯是我的梦想。可是，还没等我小学毕业，我们家乡就有了电灯，虽然还只是四、五十瓦小小的功率，但也已经亮过罩子灯几十倍甚至成百倍了，谁还会再把罩子灯作为梦想呢？于是，小小的油灯就成了我对故乡的梦幻般的记忆。
试验站
那个年代还是公社化时代，农村也是纯粹的集体主义经营方式。为了提高农业科技技术，每个大队都建有一个试验站，试验良种，培育良种。我们大队的试验站建在北村和我们南村交接点所在的西头沟边的一块平台上。试验站的门房顶上那随风呼啦啦转着圈的测风速风向的指针很是显眼，总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我的目光，每当我路过或者去试验站磨面或者买豆腐的时候，一走到目光所及的地方，我都会着魔一般地紧盯着那或慢或快旋转着的风向标，似乎它并不是一件普通的风向标，而是一个通往神秘的外界与未来的通道或媒介。
试验站外高台上有一块地和我们生产队村西的一块地相连，我记得里面栽有红薯。虽然小伙伴们说，那是试验站的技术人员（们同学他爸）用红薯花结的籽种的，但我却并不相信。因为，在我的记忆里，红薯都是用整块的红薯在苗床里育出来来的，有的还要在苗床下烧火增温才能育成。我没事时就爱趴在生产队苗床外看苗床上蒙着的塑料布，布下面的面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晶莹的水珠。我就用手弹塑料布，看着那些小水珠在我的弹动下一点点聚集，变成杏核大小的水珠，掉落下去。这时，绷地特展的塑料布就变得透亮起来。透过透亮的塑料布就能看到嫩绿的密密麻麻的红薯苗了。我很痴迷这种游戏，一玩就是好久。所以，回到家我就问我爸爸。我爸爸说，确实做过这个试验，但产量很低，没有推广价值，就停止试验了。后来，在那块地里又看到了稀疏的玉米。据说一行是公玉米一行是母玉米。玉米还有公母？我不相信，但又想不起问父母，直到学习了生物才有所了解。
好像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得以深入试验站，了解了试验站的工作。也许是为了给家里赚点钱，也许是为了锻炼我，我父亲在那个暑假把我送进了试验站，和另外几个小伙伴及高中毕业刚分到试验站做技术员的大哥哥跟着一位北生产队的老爷爷工作。每天除过在家里吃饭睡觉外，其他时间都在试验站里度过。
老爷爷分给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给洋芋（土豆）培土。试验站的洋芋是种在有一尺高的梁子上的。我们用小铲子在低槽子里铲土，然后盖在洋芋的根部，随即拍瓷实，直到鼓鼓囊囊地盖满为止。我这才知道，只有根部培了瓷实的土才能结出又大又多的洋芋的。
给洋芋的根培完土，老爷爷就领着我们装窑。这个窑可不是人住的窑，而是烧砖的窑，建在离试验站五十余米的东南角上。窑为内径十五米左右的倒扣的巨碗，只是碗底掉落了，露出了一个三米直径的圆孔，把蓝天和光亮透进窑内。窑内底部东西南北各有一个方形的能钻进去我们小孩的烟囱入口。窑外的小广场就是倒砖的平台。之前几个月，就有一老一少父子或者师徒两人，挑水和泥，用脚踩泥，把泥踩得软软活活，筋筋道道。然后把泥用手抠进三斗或两斗的砖模子里，再用刮板把模子口的泥刮平，这才端了沉重的模子，小跑着把泥砖整齐地扣在早已平整地像镜面一样光洁，洒满了筛掉了渣滓的炉灰的广场上。这是沉重的体力活，但也是要求很高的技术活。每当没事时，我就会去我们南村的砖瓦厂，看师傅们倒砖，做瓦罐。师傅们光着膀子，赤着脚，一路小跑的样子很帅也很美。尤其是汗珠子在黝黑的脊背上聚集成粒粒透亮的水珠，然后聚在一起，顺着脊梁骨向下淌着的样子，有种力与美最巧妙的结合，很让我着迷。我一度竟然产生了要跟着他们学倒砖的念头。倒好的泥砖凝固后，师傅们就把砖堆起来，堆成一堵间距一寸的墙，以利于通风，利于泥砖早日干透。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干透的泥砖用架子车运进砖窑，供给老爷爷装窑。装窑那是技术活，既要稳，又要能够让炉火均匀地烧到每块砖上。这份工作进行了多久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在此期间，老爷爷派我去替有事的另一个老爷爷看守我们南村紧邻试验站洋芋地西面沟坡上的梨园。等到看守梨园的老爷爷回来的时候，窑已经装好了。
试验站里盖有两排房屋，一排南北向，一排东西向，中间隔一条六米余宽的过道，成T型排列。南面的是机房，里面装有一台磨面机和一台碾米机，一天到晚轰隆隆地响个不停。在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年里，我或单独或跟随母亲在哪里磨了不知多少次面粉，碾了不知多少次小米。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北面的房间是豆腐房，我刚刚出了五服的本家伯父在那里磨豆腐，一位老实巴交的小个子小伙子在给他打下手。一匹带了眼罩的小毛驴不紧不慢地拖着磨杆转着圈子。那位小伙子一边用瓢把泡好的黄豆从水桶里舀出来倒进磨眼，一边用小笤帚把漫在磨眼周边的黄豆扫进磨眼。一缕缕雪白的豆浆随着磨盘的转动，从石磨的缝隙里钻出来，流到磨盘下的绕着磨盘的凹槽里，最后顺着插在凹槽缺口处的向外伸出的铁凹槽流进放在下面的水桶里。不一会儿，豆浆就流满了一桶。这时，那位小伙子就会赶紧用一只空桶以最快的速度换掉满桶，并把豆浆倒进一旁的细白布包里。布包绑在房东紧挨东墙的挂在房顶垂下的铁钩上的十字形木架上。十字木架掉在口径将近两米的大锅上方。我的本家伯父不停地摇动着木架，带动地豆浆不停地在布包里晃动。于是，奶白色的豆浆就源源不断地渗出布包流进了锅里。等到那边驴子下了架，被栓到外面的木桩上时，伯父就已经把所有的豆浆过滤完了。小伙子也赶过来拉起巨大的风箱，锅下的炉膛口就随着风箱的呼呼声，喷出很长很长的火苗。这时，伯父就用清水洗刷放在锅旁的海瓮。等到伯父这边洗刷好海瓮，那边的豆浆就烧开了。伯父就会用净桶把煮开的豆浆转到海瓮里。一转完豆浆，伯父就会端起装有卤水的盆子，用手撩起卤水，一下下甩进海瓮里。如果能站在海瓮旁，就会看见，豆浆一点点地凝结成了一团团稠粥样的豆花，在淡蓝色的浆水里沉浮着。这时，在一旁的小伙子就会在一旁的长方形水槽里铺上木板，然后在木板上面铺好干净的布包。本家伯父这就一瓢一瓢地把豆花舀进布包里，直到舀完海瓮里的豆花为止。每舀一瓢，本家伯父都要习惯性地用瓢底把槽里的豆花抹一下，使槽里的豆花始终保持平整。在本家伯父往槽里添加豆花的时候，水槽底部的水管就哗哗哗地不停地向外淌淡蓝色的浆水，淌进早已放在了下面的水桶里。倒进最后一瓢豆花，本家伯父再用瓢底把豆花面抹平了，这就把掉在槽外面的布包布折叠起来，把豆花的面覆盖完。然后，看着那位小伙子在上面覆上木板，再搬几块大石头压在上面。几小时后，嫩香的豆腐就做成了。
我们都很爱吃本家伯父做的豆腐，每当想吃豆腐的时候，我就会奉爸爸的命令去试验站用黄豆换或者买。
出了豆腐房的门，向右拐，是一个小小的门。推开门，后面就是老大老大的猪场。排列整齐的猪圈，哼哼哼叫成一片的大大小小的猪以及温热的猪粪的臭气就会扑面而来。我不喜欢猪场的气味，一踏进猪场，扫视了一遍就又退了出来。从此，就再也很少踏进猪场里。
试验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也是一个开拓了我的视野和知识的地方，更是给了我无穷快乐的地方。它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成了永恒的记忆。
2015年10月30日于金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