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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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对小说始终怀着神秘的向往，也始终想走到小说里面去的我来说，特别享受和里面的人物一起感受特定环境下的喜怒哀乐，也从而会陷入思考：如果是我自己，是否也会这样去操控自己的人生，甚至去影响周遭的人和环境呢？拿到这本罗伟章老师的《谁在敲门》，特别惊喜，第一时间看了“后记”，我便迫切地想走进这部665页的大部头长篇小说。说真的，已经很久不能静心地去品读这样长的一部长篇，可当看到开头的时候，我便想象着各种敲门人的声音，被这种梦话般的敲门声所吸引，很想去一探究竟。于是，我也便站在了“门外”，轻轻地，浅浅地叩响了“许家”的大门。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我静静地聆听，真诚地和“许家”每一个人拉家常，当许家大姐的灵魂随着火车钻进洞子，渐渐消失在云天外，我和“许家”的这一番偶遇也戛然而止。“许家”的人渐渐从我指尖滑落，而我的思绪依然停留在大巴山，燕儿坡，拐角坪，回龙镇……
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虽然生活在虚构的世界里，却又是最真实的。这些真实的人物背后都隐藏着一种不同的现实声音，有美的，有批判的，从他们的日常生活贯穿到现实的日常生活，有地母一样善良，包容的人物，也不乏一些自我，贪图享乐的人物。在这样一个小山村，一座并不繁华的乡镇，正是这出场的一百多号人物，从一个家辐射到更广阔的乡村风情风貌，他们在清溪河边钓起的春秋，磨蚀的岁月，都随着清溪河水一点一点地流淌，远去。小说里，有美好的乡村图景，也有现实生活的弊端，恰好给了读者更多的思维空间，可以运用自己的判断能力对现实生活中的环境，人性，进行一切可能的积极思考。
W.J.哈维曾指出：“小说能够更加完整地表现由尚未实现的可能事物以及我们生活中可能存在的事物所组成的那个已被我们意识到的若明若暗的领域。......这样的思考，一如在现实生活中那样，常常会成为每一个人的基本现实性的一部分。人物能够在他有条件的自由的最深处行动；他就是他现在的那个样子，但也曾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比如大姐夫在新疆时的样子和他回到回龙镇就不一样，还有他在县城和在燕儿坡也不一样。这恰好有助于我更多的去了解许家的人物，从罗伟章老师小说的语言笔触中，便能自然地有所感知，有所思考，有所深入。通过各种人物和许春明的对话，以及他自己和自己的对话，更加深入地引导我走进他们，揭开他们每个人身上不同的神秘面纱，诠释每个人不同的敲门声音。
一，每个人物出场的语言都有特定的人物内涵
小说的开头就写到了春晌的出场，而他的出场正是伴随他独特的敲门声而走进我们的视野。“当这个声音响起时，已去胸腔里荡过一下，夹带着气恼、自大和经过掩饰的逆来顺受，传到指骨，传到门，然后才传进屋子，大姐就知道，是兄弟来了......”这便是春晌的敲门声，简短的一句话，便让我对春晌有了初步的认识，春晌敲门的这个声音先从胸腔荡过，传到指骨，传到门，然后才传到屋子，他敲门的声音为何会如此回肠兜转，这里也就对他这个人物的存在背景和内涵給读者提供了可思考的空间。看似不经意的人类本性的自然流露，恰好有意识地让我感受到了这个人物将会展现的背景与画面。这样一来，和春晌这个人物的界限和距离便消失了，让我第一时间触摸到他的内心。那个夹带着气恼、自大和经过掩饰的逆来顺受的内心世界，便在这出场的敲门声中展现。他为什么会气恼，他又为什么自大还逆来顺受，在逆来顺受的时候为什么又要刻意掩饰，这就让我想一气读下去，去加深对他的了解，从而去感知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带给我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同时也让我知道，春晌必定是一个底层的小人物，他连逆来顺受都要掩饰，也说明他对自己现状生活的不满，他的身上已然出现了许多人性的卑微和弱点。
再看小说开头处，大姐的出场。“大姐带着原谅的神情、宽厚地笑了笑，走向门厅。但没开门，只开了鞋柜，扬声问：'几个人'？”......于是大姐取出两双拖鞋，摆放齐整了，才把门打开。”这是大姐简短的出场，仅仅“原谅”“宽厚”两个词，就让我体会到这是一个拥有着地母情怀的大姐，让我不禁想到我娘家的堂姐，她也经常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帮助所有亲戚，为所有亲戚操心，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亲人都能回报以感恩，可她也从没有就因此而放弃，继续做着她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可见大姐虽是小说中虚幻的存在，却也是现实中许多人类似的缩影。再看大姐出场的一连串动作的表演：笑了，走向门厅，并没有去开门，而是打开鞋柜问几个人。这一连串的动作似乎告诉我大姐是个很爱干净的人，喜欢把家里的地板收拾得一尘不染，而这也正表示她是个勤快而又不怕吃苦受累的人。通过这样的一个简短的出场介绍，就让我大致明白了大姐的为人，用很简单的语言作为一个可能的透视角度，向我展现了她善良贤惠、勤劳朴实的人格特征，以及她人性光环的魅力。
二，通过语言映射不同的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
许家大哥的儿子—小一辈的人物—许四喜，给我的感觉他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撒谎和欺骗。他欺骗所有人，在他的嘴巴里出来的话语，从来都没有人知道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
“大哥的儿子四喜，谁也不知在何方落脚，他五分钟前给这个打电话，说在北京，五分钟后给那个打电话，就可能说在海南。”后来他又将家里的亲人骗去做传销，正如原文所说“除了有父母，有女人，有儿女，四喜一无所有……”那些他跟过的公司和老板就像借来的衣裳，还回去以后还是陈年旧衣，这些简洁的语言，却蕴含了四喜这样一个典型人物的扁平形象。首先，电话里都听不到他一句真话，他自己究竟在哪里，估计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总会在五分钟之间胡吣一个自己的所在地。这些，对于亲人的关心来说，委实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四喜却都不会说出真话，告诉亲人们真相，从这个角度我发现四喜就是一个撒谎已然成为生活习惯的人。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真话可讲，他的工作和生活全是欺骗，欺骗家人，欺骗朋友，欺骗所有爱他的女人……而他自己却并不曾觉得这是一种不合理，更不会认为是违背良心和道德。他依然一次一次地说谎话，欺骗所有人，直至让所有的亲人彻底失望、痛心，并不再相信他。这一切，导致他最后孓然一身，归来时依然一无所有—毕竟一时骗来的公司和老板就像借来的衣裳，穿一穿，最终都是要还给别人—留在身上的依然是出门时穿得那一身陈旧平衣。从对四喜描述的语言中，就不难想象许四喜就是这样一个生活在底层却不愿踏实工作，总幻想着想通过不劳而获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人。欺骗是他唯一的工具和手段，最终他还是没能成为一个靠自己的努力而自立更生的人。许四喜的这一人物形象，对读者来说，不可谓不是一种警醒。
而大姐夫就不一样，大姐夫这个人的性格有着多面性：他坐过牢，穷怕了，所以他把所有的好烟好酒都摆在了进门的什锦槅，就是因为进门便能看到好烟好酒散发的亮光，而这亮光便是他心安的源泉。后来，大姐听大哥的建议把烟酒收了，什锦槅就变暗淡了，而大姐夫的仕途也跟着黯淡了，再次坐了牢。大姐夫对高经理的一番话特别有意思，我读了好几遍，原文里对官的比喻更是格外生动有趣。“官就是器官，我这村官是镇上的器官，你王经理是公司的器官，胃负责消化，心负责供血，各司其职，各尽其事，做了鼻子不闻，做了耳朵不听，做了大肠不蠕动，还往脑壳那里……你想想，脑壳会咋处理你？”当大姐夫说完这样一番话，他摸出自己的烟，比高经理还高一个格。高经理那手抖得烟都拿不稳。后来高经理成为了大姐夫的朋友，而大姐夫从高经理这挣的钱，足以抵过几家人的收入。大姐夫和高经理的这一段话，活灵活现地展现出大姐夫的精明能干，对对方心理变化火候的拿捏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从杨津和许春明的对话中便不难看出，大姐夫是一个顶顶厉害的人。“不管是公司领导，还是镇领导，也不管李书记跟他们发生过多大的矛盾，最后都成了他的朋友……”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可这样厉害的一个人，却也有他有情有义的一面，他对儿媳青梅的宠惯，对黄二妹的关照，对李前涛家里人的照顾都是那么有始有终，不事张扬。最后连被杨津误会，他也不解释，依然做着他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他本来可以像瑞松弟弟一样去找个靠山，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总是相信妻弟的能力。他对妻子家里的每一个人提出的要求都会尽量伸出手去帮助。四喜又撒谎说要买房子，大姐夫明知道四喜是欺骗，可看着大哥大嫂恳切的样子，他又心软了，于是借故离开了，“大姐看着大姐夫，几分怯意地说：'万一这回是真的呢？' '这话说了几万回了！'大姐夫吼一声，把只抽了半截的烟往烟缸里一杵，站起身，恼怒地说：'管你们的哟！'说着去门口，换鞋，出门，把门关得山响。虽如此，但大姐知道，大姐夫其实是同意了借钱。”大姐夫这一连串动作其实和他的心理活动是矛盾的，从艺术的角度看，大姐夫的情绪是愤慨的，他的语言、动作所引起的情绪都是愤懑的，里面有他对四喜的恨铁不成钢，也有对大哥大嫂他们对四喜一味迁就所感到的无奈，他很清楚这个钱借出去又要打水漂，可是他不想看到大哥大嫂他们失望，所以他关了门走了，由着大姐做主。还有对秋月，大姐夫早就看出了端倪，几次提醒，可是最终由于幺妹她们的放纵，秋月还是被骗了。大姐夫是个聪明人，他虽然文化不高，却洞悉一切，包括李前涛的出走，只是他毕竟坐过牢，也只是读了高中，作为一个村支书，视界不够宽广，处理问题有些取巧，难免就会有一些局限性，这也就导致了他二度坐牢。大姐夫身上融聚了现实中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既有值得褒扬的一面；又有屈服于现实的一面；还有在处理问题上江湖义气的一面，这是一个复杂，圆润的人物形象，读来不禁让人替他扼腕叹息。
三，联想和动作的语言暗含人物的潜台词和议论
小说中描写青梅抱土酒罐，这是一段特别精彩的动作描写，甫读就让人感到这段语言描写所引起的情感走向必定是诙谐、有趣的，对青梅有一种正面的指向。“她拎着个五斤装的，罐面上过釉，把不住滑，只听'哎呀'一声，就从她手里脱落......”看到这里，我一直以为青梅会将酒罐打碎了，后面自然就联想到青梅毕竟还年轻，做事依然有些欠老练，在外公生日的时候，拿一罐酒居然也会打碎，影响了生日宴的气氛，又将怎样收场呢？其实不然，“她是怎样弓了腰，陶罐怎样被她小腹含住，却终究少力气，含不住，沿了小腹往下滚，她又是怎样射出两只手去，将它在脚背上捉住了......大姐夫长出一口气，说：'狗东西，这酒种在竹根底下，种了四十多年，差一颗米給老子毁了'......她说，'外公的生，我没啥礼送，演杂技给他看。'又逗出笑声。”这一段详细的动作描写，让我看到了它背后的潜台词：这罐土酒很珍贵，青梅不好意思也害怕将它打碎，所以一连串的动作都是那么迅雷不及掩耳；大姐夫对兄弟们也很舍得，拿出来喝的酒都是好酒。种了四十年的老酒，其价值不言而喻，大姐夫并没有拿这样的好酒去钻营，找靠山，而是在父亲生日和兄弟们一起共饮，虽然桌子上并没有几个人感念，仿佛大姐夫拿出好酒好烟都是理所应当的。桌子上的人本以为会听见一声响，没想到却并没有响，大姐夫长出一口气，可见大姐夫也是多么珍惜这罐土酒，对青梅的话语里也就更多了一份长辈的宠溺。而青梅经过这样一番动作以后，还能说趣话，也可见她的心理素质是相当不错的。如果仅仅只是在于此，自然是远远不够的，后面青梅对李志的忍辱负重，对孩子对父母的尽心尽力，虽然李志让她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她却并未抛弃家庭，而是选择了做微商。她后面的整个人生曲线，和她此刻抱酒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习惯，不禁有一些隐隐约约的联系。
“三声过后，变得混沌，我知道是有人捏住了它的嘴，还有人压住了它的身。长刀捅进去，它会抽搐，而过于激烈的抽搐会泼洒了血水。”这一段杀猪的描写，形象具体，从它的叫声中开始联想出一系列的动作，从而引出和瑞松的一番关于“善”，关于“死亡”，关于“文化”，关于“心软”的概念性的延伸和讨论。看似是许春明和瑞松的讨论，实则是两个文化人对现实的一种思考，夹杂着对这些虚构的概念主观性的议论。他们不仅仅是作为表象的一面来思考现实世界和未来世界，不管所议论的是否为相对的真理，或者是否有片面的曲解，都是由杀猪，而后听着猪死亡进行的联想，从猪的死亡中抽象到两个文化人自己对死亡的感悟，其实也在自自然然地过渡中宣告了他们内心的矛盾，带着这一矛盾去剖析他们自己的内心，并透过假定的表象，寻找“虚伪”的真相。通过联想和议论，在许春明和瑞松思考的同时，也引发了我的思考，我不由得想到了自己：一面想做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每日只需品评琴棋书画诗酒禅香茶，一面我又不得不去虚伪的做着自己内心并不喜欢的事情，日日偏为稻粱谋，依然要去面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无法放下的责任和义务。再想想我们周围的现实，又有多少人不是正在追求完美的路上呢？再怎样特立独行却终不能完全突破自己的局限，最终还是被社会的潮流所湮没，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虚伪呢？
四，语言的对比表现人物相通又不同的人性
何老三的儿子从未正式出场，只是在铁链声中，还有偶尔的一声声嗥叫中让我感受到他的存在，后来他的嗥叫声逐渐削弱，低迷，又让我从这里面感受到他的消逝。通过声音高低的对比，让我看到何老三儿子的生命走向。原文还有这样一段对何老三和他儿子的对比描写，“他爸那么讲究，那么轩昂，他却耸肩缩背，上县城去，也跻着拖板鞋。”通过这一段描写不难看出，何老三和他儿子，虽然同为血缘父子，可是气质竟大不相同，不仅仅是外表所表现出来的气质形象，更是人性的不同。何老三和大姐夫合伙，总会准时将钱給大姐夫送过去，刮风下雨都不间断，可见何老三是一个守信的人。而何老三的儿子却只相信虚幻的、脆弱的，脆弱到转瞬即逝的快乐。于是他就从“脏”里享受快乐，最终不能再享受快乐。他被何老三用铁链套进黑屋，用长时间的沉默和偶尔的嗥叫来证明他还活着。何老三做事却舍得出力，收入也不少，却被儿子給败了。李志本是不学无术，也没好好上班，一天就是到处钓鱼，找朋友玩，大姐为此很痛心，可是“有了何老三的儿子和大哥的儿子打底，大姐心宽了许多。想一想，李志不仅没那么差，简直还蛮好的。”这一番对比，就让大姐对于李志的乱花钱心里平衡了许多，都是从小一起玩的年轻人，“李志乱花钱，不过是花在吃上，他不赌博，更不吸毒，也没像四喜那样，满天下骗。”李志虽然爱玩，可他却是有原则性地玩，“黄赌毒”一样都不去沾，虽然在回龙镇沾这些很容易，可是李志却从不去碰。后来他爸又坐牢了，而李志也开始洗心革面，有了正经工作，工资月收入八九千，他也终于走向了良性发展的道路。这三个年轻人，何老三的儿子被他爸用铁链锁在黑屋里，直到生命的尽头；四喜骗完了全世界，最后依然没有走一条正确的路；只有李志和他们不一样，从一开始就不一样，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后来他懂事了，担负起他应该承受的一切，走向了的美好未来。这三个年轻人都是爱玩的人，一开始都不务正业，可是玩和玩却有着天差地别，玩的手段和玩的工具也不一样。何老三的儿子喜欢在“脏”里面享受快乐，四喜喜欢在欺骗里享受“借”来的快乐，李志却是在吃中感受快乐。何老三的儿子和四喜都抛弃了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而李志并没有。通过这样的明显对比，让我对这些人物所折射的社会现象，感知得更清晰，批判眼光也变得更加敏锐，通过这些很简单的情况对比，作者把透视角度给了我，让我从中产生了新的认识，一对比一分析，人物和人物之间的落差便不言而喻。
两个厨师蒲根和申胖娃之间的对比却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人性。“申胖娃被骂得不像，跟蒲根对骂，说我不懂球经，你懂，......十九分半和二十分钟，究竟有多大区别？......蒲根最不可原谅的，就是'差不多'和'将就' ”，蒲根的原则性特别强，无论是做菜还是做人，都有他的程序和法则，多一秒不行，少一秒也不行，他始终遵循着他的法则。而申胖娃却不一样，做菜他会将就，没有蒲根的一丝不苟，以利为上，忽略了一个厨师应该遵循的职业操守。比如，在做菜的时候就特别会要利市，开席上菜他都会变着花样的找老板要红包。而蒲根从不会这样，他更注重的是菜品做出来的质量，一瓶中坝醋和一瓶三汇醋，他都能根据醋的味道做出不一样的菜方。而且蒲根深谙每一种调料的制作、味道、成分、功能等，若没有对业务的钻研，又怎会有如此境界？申胖娃则不然，他更在意的是眼前的蝇头之利。我不禁想到他们俩的名字，蒲根追寻的是做人的根本，他认为“做厨就是做厨，从没想过为谁争脸，当然也没想过给谁丢脸；说厨师的本事，就是在普通食材甚至低劣的食材上做文章；说他做得烧白和鲜肉，就算厚过砖头，带五指肥膘，吃起来也不腻口；说人就是要吃些肥肉才长神经，多数人身上啥都不缺，就缺神经。”而他就是这样做的，从不会为了迎合谁而抛弃自己的初衷，我感觉他不仅仅只是一个乡村厨师，而更像是一个身在厨房却洞若观火的乡村禅师。遗憾是，蒲根的良苦用心被一场雨搅了局，许多客人因此无法懂得他的这份苦心，也没能感受到他的厨艺价值，就匆忙离去了。他和申胖娃都是乡村厨师，两个人虽然走在同样的路上，可是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申胖娃为了既得利益，自然会放弃自己的根本原则，去迎合世情，迎合客人的口味，迎合主人的要求。而蒲根却坚守初心，不为人动，不为利动，始终坚守他做厨的根本，让我不得不为这样一个着墨不多的人物点赞，更想去吃一块他做的烧白。这一组着墨不多的人物对比，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对蒲根的敬意油然而生。
五，以写实的景表现人物虚的情以及乡村的喧与寞
瑞松的弟弟一直没有正面出场，只是在瑞松和许春明的对话中出现。“他弟弟听了，全没在意，只一勺一勺舀碗里的鲍鱼粥吃。吃了，就结账走了，说申请了一个项目，要去找武常委批示。”此时的大姐夫也是曾经做过村支书的大姐夫，已经深陷囹圄。瑞松的弟弟依然还能静静地坐在桌前吃鲍鱼粥，也还能给他哥哥烟抽，而且手上还有项目可做。通过对瑞松弟弟的这样一番描写，既表现了瑞松弟弟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展现出一个乡村干部的沉与浮。
再看这一段原文“镇子是这样，村里更寂寥，眼见的活物，除三两只茫然的狗、寂静的鸡，就是变得更老的老人。老人们无声无息地，倚墙枯坐，似有若无地忆着往事。”镇子，村子越来越寂寥，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去了，留守的都是越来越老的老人，这一番写实可谓言简意赅，生动传神。茫然的狗，寂静的鸡越发显出村子的寂寥，因为活物本就不多，狗都变得无所事事，很难看到陌生的人经过，村子也就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变得更老的老人，留守在村子，没有人和他们说话，他们只能自己倚着墙在往事中回味曾经的喧闹。他们抓不住太阳，也追赶不上风，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无声无息，和村子一起回忆过去。他们的未来都已经留给了下一代，也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而他们自己就像秋风中飘零的枯叶，不定哪一天就会飘落枝头，走完平常又平淡的一生。这些老人和村子组成了一组虚幻而又真实的画面。人与周遭的环境，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便折射出一种紧密的同源性。
大姐送申晓菲走的那一段，特别让人感动。两个女人走在青冈林山野的路上，虽然有些害怕，可是脚步却很坚定，作者在这里设下了悬念，“两个早行人穿行其间的时节，青冈树锯齿形的叶片，已经长圆，华光灼灼，浓荫盖野。不过这是夜间，只能看到固体般的黑。外地人进来，会生出永无出头之日的压迫感，但因为陌生，会把别人的神圣和敬畏视为俗物。本地人识路，压迫感是淡了，却心里发毛。”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一直在猜测这两个人会是谁，万万没想到却是大姐和申晓菲。大姐和申晓菲两个女人，恰好一个是外地人，一个是本地人。我想，此刻的申晓菲定然对眼前的景象会有一种沉重的压迫感，当知道自己被骗，她自然是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真实的四喜，所以她选择了在夜色中离开燕儿坡，离开四喜。申晓菲对四喜是爱的，只是她的爱，却是被四喜欺骗而来。这样如花似玉的一个美人儿，为四喜来到了燕儿坡，震了山，惊了水，本是怀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和想象而来，却没想到都是虚幻的存在，就像眼前这固体般的黑，遮挡了眼睛，也压在了身上心上。大姐却对此有着深深地敬畏，她虽然很想申晓菲能够留下来，可是她不想违背自己的良心，更不想看着这样好的一个女孩儿被四喜伤害，所以她选择了送晓菲走。我想她的内心也一定会害怕，会“发毛”，会在情与善的碰撞中矛盾。虽然她选择了“善”，可四喜毕竟是她的亲侄儿，而大嫂又是地母一样的人物，在她送走晓菲的时候，她身上善的光辉映照着每一个人。作者用“可知性”的景让我主动认识到她们未知的内心情感，当意识的全部精神之力被眼前看到的自然之景所填满，而情感也便随之而起伏变化，影射出了人的行为和性格，从中可以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每一个写实的景都是蕴含着人物虚涵的情。大姐的人性光辉也在此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纵观整部小说，从父亲过生日到父亲住院，再到父亲的葬礼和后面的上周年坟，出场的人物多达一百多个。他们各有特点，从对他们的言行举止展开的语言描述，到他们的每个人的“谈头”也就是话题，每个人物都有他们鲜明的性格特征。在这条人物弧线上各种各样的语言环境，将这些人物的或可爱，或可恨，在重大事件面前暴露出来的本性，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让我对在乡村生活的一群看似无声无息，却是有声有色的人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联想到现实生活，既是一种欣赏也是一种鞭策。虽然作者是从父亲的生日开始着笔，实则给我们呈现的却是许家这个大家庭所经历的风雨春秋，从最先的一个个人物闪亮登场，到后面落寞的谢幕，这期间经历了什么，也便是我们需要去探寻和思考的核心问题。在社会的大潮流中，这些鲜活的人物谁又能成为弄潮儿，谁又会被潮流湮没，这都与他们的性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提到“每一种阅读都是读者有意识进行的活动，而不仅仅是对某种东西的经验和接受。”在阅读《谁在敲门》这本书时，我是怀着一种积极的心态，试图去探寻书中独有的结构和丰富的细节，理解句子的个别意向事态，再从这些事态前进到语言与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这些事态所描绘的事物、事件，从而影响我对一些事态的看法。虽然我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和高度去了解这本书的故事和蕴含意义，但是我却能从这些外在与内在的语言层次中了解到人物展现的一些隐秘的情感、内心的活动和各自的性格。通过对小说的积极阅读，触及他们的真实思想和真实情感，对我也是一种无形的鞭策和激励！
在故事中有许春明和瑞松，独辫子三个人对现实的一些深入的探讨和议论，充分调动了我的想象力，这种间接的引导方式又通过许多直接的议论语言对我的思维产生了影响。
“如果说小说的整体意义要求读者通过自己的判断才能把握，那么叙述者常常毫不掩饰地强迫他们对自己所持的立场进行深入的思考也就理所当然了。因为这一立场事实上包含了他们对人物行动所作的判断。”伊瑟尔在《隐在的读者》如是说。在三个文化人的讨论中，许春明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事件的评论者，他的立场很大程度上也牵动了我的立场。从而使我走进书里的世界，和作者一起体会和感受他们的形象。在我看来他们对待“善”“死亡”的探讨，也是一种人类本性的自然流露，或褒或贬留给我们自己去判断，想象。如同二哥的抠门，他这样谋求个人利益也本是人之常情，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存在。但这抠门和大姐的地母情怀，大姐夫对待亲人和村民的热心慷慨，以及第一书记华运翔的无私奉献又形成了鲜明对比，我更想看到更多的华运翔这样的人存在，大姐这样散发母性光辉的普通劳动妇女的存在。
再看许春明家乡的那条乡村路，大姐夫和村民一直期待许春明能够动用自己在省上的影响和力量把路修好，可是许春明让他们都失望了，最后还是第一书记华运翔运用朋友的力量，在一个老板的资助下修好了这条路。对于这一点，我想我一定是和作者一致的，对于华运翔是充满赞赏的。同时对于身为著名诗人的许春明是理解和同情的，对于家乡他已经尽了他所能尽的力，甚至有些无法完成的事情，他也豁出去，想尽办法的去满足家乡人的期待。奈何诗人和老板终归有着太大的不同，在有些现实问题上老板的潜在能力可比诗人大得多。对此，许春明累了，大姐也累了，当取下红灯笼的那一刻，也便是大姐告别尘世的时刻。那一刻，让我唏嘘不已，几许忧伤，几许无奈随着火车启动的轰鸣声荡漾开来。
读完这本小说三天了，我的思维和情感还在燕儿坡的上空盘旋，和小说中人物的界限也消失在这一段文字中。来自灵魂的思考；来自对于自身立场的审视；来自对于人物行为的判断，都使我意识到这些人物的存在，他们既有合情合理的一面，同时也是对现实生活淋漓尽致的再现。对于有些人物的行为我是表示赞同的，而对于有些人物的行为，又让我只能用批判的眼光来和他们相处。这些都引导我对自己的内心进行剖析：如果是我，我能像大姐那样告诉申晓菲真相吗？我觉得我定然没有这么大的勇气面对面的告诉晓菲，然后再送她走；我也没有这样的力量去驾驭幺妹，让她全程做好翻译；我更不能在第二天还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面对四喜，面对大哥大嫂。在大姐面前我甚至看到了自己人性中一些隐隐约约浮现的弱点，在大姐面前，我的感情完全外露，特别是她的幻灭，让我久久不想合卷。或许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生活中存在的缺憾，总是会有一些血肉成为神坛上的祭品，总是会有一些人一直走在追梦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