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跟姐姐生长在一个父母爱吵架的普通家庭里,她比我大四岁,但是,我们俩有不同的性格和命运。她性格外刚内柔,我的性格优柔寡断。在我高中毕业返回农村干活的时候,她已经被选拔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了。
她在东北松花江地区呼兰师范学校毕业以后,被分配到阿城五七小学教书。她入职以后,找了一个城里的对象,生了一个女儿。
住了两年私房之后,被分配到公房。
正是由于她的人生比较有前途,所以她对我这个妹妹也一直是说一不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步入了不惑之年。按照正常的顺序、我若把自己的个体幼儿园开到2010年的话,那么,我就能够满足15年工龄、拿到劳保工资的社保基金。
可我却在2008年夏季放弃了自己的幼儿园职业,来到北京定居了。
在我来北京定居有六个年头的时候,在一个深夜里,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里面传来姐姐的声音:“黎艾文,你当初卖了房子、收起你的《幼儿园登记注册》;卷起铺盖卷一走了之。到头来退休金没了吧?”
“姐,你不用操我的心了,好吗?我自己的命运我做主。”我说。
她听了我的不敬之词后,把电话呱嗒一下,撂了。
本来,我打算铺床就寝来着,但睡意却被姐姐劈头盖脸的审判给冲淡了。
于是,我手捂抱枕﹑压住心跳的频率,坐在沙发上面,开始冥思苦想起了姐姐的过往。
“姐姐天生有一股女汉子的气质,都快奔60岁的人了,说话还那么霸道。身为老大的她给家里干了十多年的活儿;她十四岁高小毕业就置身在东北农村的黑土地中摸爬滚打。从小队记工员做起,一直做到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岗位上,才被选拔读呼兰师范学校﹑搭上中国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的末班车。为了赶上大学里的学习进度;她废寝忘食地饿补上了初、高中课程;学到头发一绺一绺地脱落。毕业后被分配到城里教书,从此,她是家里吃皇粮的第一人。
在八十年代末,我在距离她家不远处,开办了一所个体幼儿园。若不是她的鼎力相助被聘来这里辅佐、指导我工作;我也不会顺利通过验收取得办园资格、办下执照;更不会成为本市的幼教先进工作者。
在2008年夏天,我在证件齐全、幼教硕果累累的顺境下,亲手舍弃了自己经营十几年的‘金牌幼儿园’;来到了北京……”
想到这儿,我脱掉了衣服躺在了床上,望着天花板还是睡不着觉。于是,我一咕噜身子穿衣起来铺纸挥笔写了一封信。
……
“亲爱的姐姐,见字如面!
我知道你是惦记我才给我打电话的。我走时没有跟你商量就自作主张地搬家了。我恐怕跟你说了,你会阻止我走而动摇我要离开的决心!孩子已经在北京买好了房子,我当时以为凭着我的幼教专业水平会找到同样工作的。没成想到只在一家幼儿园作了一个月零三天就辞职了。原因很简单,当时想回归家庭配合丈夫做修鞋生意;后因丈夫去世才找了一份保洁工作。现在,我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悲惨。我很快活,做钟点工怎么啦?每天时间不长,就当锻炼身体了;还能获得养活自己的工价钱。腾出大块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年轻时我就喜欢文学,确实远离了文学。虽然读了一些书,也都是走马观花。来到北京后,我参加了‘十点读书会’,亲耳聆听了数十位作家的讲座;兴许命运让我离开安逸,另辟蹊径。我暂时有儿子﹑儿媳给我的生活费,有曾经当教师的部分津贴,我会生活得无忧无虑。
……
我写完了这封信之后,重新爬到床上躺下了;时间已经是凌晨零点半钟了。
(二)
“艾文,我不能去车站接你啦,我的糖尿病虽然有好转,不用打胰岛素了;可是,脚踝总爱崴。”姐姐在电话里说。
“姐,我认识路。”放下电话,我打点好出发的行囊。
本来,我的教师津贴就没有几个钱,那是我刚毕业时在老家“戴帽中学”当过几年老师的福利。可偏偏外甥来电话要我回去“认证”。
在2019年8月13日,我如约而至地在北京登上了Z59次列车奔往东北A市。
三天后,我办完了事务,来到了姐姐家小区大门外;她接待了我。她穿着一件丝绸长款的黑色连衣裙,还是像年轻时一样地仰着头走路。她一见到我便说:“你还真行,顶雨办完了事儿?”我说:“其实,S镇的道路被冲瘫了几处,面包车绕道而行才通过。”
姐姐说:“艾文,我看你变了,变得比以前有自信了。”
姐姐的家住在阿城市繁华的街区,小区的对过就是一所小学。她家的小区是刷卡进大院子。进去走一段路再刷卡上楼才到姐姐的家。
小白狗“欢欢”迎接我的时候,不断用舌头舔我的鞋。姐姐家装修的富丽堂皇,家具摆的井井有条。94平米的平面房间,一整套海尔电器摆放在各个角落。这当儿,姐姐拿起一个面盆说:“我已经和好面了,饺馅儿是现成的;我们包饺子吃。”
我问:“姐夫雨天刚晴一会儿就出去了?”
“嗯,他参加了自行车队,买了两个型号的运动自行车花了两万多元。”姐姐说。
我这时想:“他怎么一改了‘中国葛朗台’的‘小气劲儿’了呢?不是一直给女儿积攒‘金山’吗?”
想到这儿,我问:“姐夫是从什么时候想开为自己活一回的?”
“从打你外甥女俞榛结婚,人家小两口每人一辆轿车,一套房子比我们的面积还大呢!你姐夫知道人家小两口是用不着老人操心的主,才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来的。”
我坐在酱色檀木做的沙发上面,想靠近桌子上面的面板包饺子,姐姐问:“艾文,你能吃几个饺子?”我说:“十四五个小饺子。”她说:“你姐夫吃二十个,我吃十二个;那我们包五十个小饺子就够了……”
吃过午饭,雨又开始下了起来。姐夫利用在屋子里的闲暇时间给我拍了一张扛着“跑车”的美术照。姐夫真的肌肉发达,不显老。他人也很好,说:“你姐总提起你去北京走早了,如果再晚走两年;退休金把攥得着。人家‘陈大个子’比你开幼儿园还晚,没有你的名气大,照样得丰厚的退休金。”
我说:“在我生命低谷的时候,我想我这一辈子白活了。一生错过的好机会数不胜数。现在的北京老人都是拿着工资享受生活,我却薪金微薄;确实给儿子、儿媳增加了经济负担。起码,我不在北京他们可以把我住的房子出租、赚租金。也会省下给我出的生活费当孙子的教育经费。可是,当我在北京有机会参加‘读书会’和‘文学讲座活动’后,我想尝试走文学道路,实现自己的文学梦。”
姐夫点头表示理解。
姐姐在一边接下我的话茬说:“妈妈活着的时候,嘱咐我要管你,可我也阻止不了你奔儿子去北京呀,这一去,养老金没了。你一定要自己工作,能拼到几时就拼到几时?不要勉强。”
(三)
2021 年5月1日,姐姐给我寄来了一个大包裹;这使我又满腹心酸地回忆起姐姐的一些往事。
“……在一九八零年初,姐姐所在的工厂子弟学校遭遇了重新整合的厄运,正赶上她的女儿读大学。这样,她把学校暂时发给她的生活费全部给女儿带上。她和姐夫买咸菜就馒头吃,咬牙坚持半年。一九八零年下半年,学校才走上了正确教学轨道。她的女儿读完大学四年,根本不知到家里是勒紧腰带供她读的大学。
这期间,她也间接地培养了我的儿子。无论是小时候的穿戴还是长大、上学后的杂志订购,都是姐姐亲自操办。就连她的外甥在幼小的年龄生病都是她亲自陪伴去医院看医生。姐姐的‘霸道’里裹挟着浓浓亲情。”(全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