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故乡的家,虽然是砖土结构、油贴纸房盖儿,可是,面积特别大。在原来三间正房、一间偏房的格局下,又修建了具有几个蹲位的红砖瓦大厕所。院子四周修建了高高的红砖大围墙;墙中镶嵌着大铁门。几样大型室外玩具七巧板、滑梯、单、双杠都焊定在院子的合适位置。
整个院落一共有600多平方米。最使我留恋的不仅仅是孩子们自由锻炼身体、跑步、做操的大操场、前院的百花园,更使我难忘的还有超宽大肥沃的后园子。
后园子大约有整个院落的四分之一。我们就用这片土地种一些草莓、西红柿、茄子、豆角、香菜、生菜、小白菜、秋波菜、秋香菜和薣蔦。当然,还种了两棵大秋果树,大秋果树已经结果子好多年了;在我们搬走的前两年就已经盛产大秋果子了。而且,我们种的蔬菜个人家是吃不完的。还间接送给姐姐和我的同学吃,因为他们都是绿色蔬菜。从那里搬出后,我常常想起我们房后的两棵果树,每年能摘至少三篮子水果,放到仓库里冻上,留到春节吃,那才叫有东北家乡“特产”的风味。还有,我们种的秋波菜、秋香菜拔出来后,储存在地窖里,能吃到第二年春天。再说,我家距离姐姐家楼下的早集市也不远,随心所欲买回想吃的肉类、白面和副食。
其实,我们住的地方距离老屯也仅仅有三十五里地。夏天小姑子家给我们送鲜鸡蛋、咸鹅蛋,“家雀蛋”豆角。秋天送“笨鸡”和粘豆包。
可以说,在生活上面,我们只是花钱不多;就过得十分滋润。再说老屯有我们的土地,承包给别人收土地承包费。为了那几亩地,我们还费了不少周折。把已经落到非农业区域的户口,又重新迁到老屯。为的是收土地承包费。在这一点上,我和丈夫的目光算短浅。因为,在我开幼儿园的城乡结合处,跟我们脚前脚后落户的村民,他们每人交九千多块钱的“养老保险基金”,就稳当拿到价格不菲的养老基金。可我算独生子女费、农保、教师补贴、土地租金、地补一起,也没有人家一半多。尤其是来到北京投奔独生子女,算是来北京的农村老人,紧靠几样微薄的补贴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国家承担的那部分养老基金却压在了农村老人独生子女身上。当然,国家在进步;要解决独生子女进城后,他们的农民父母生存问题,也是经济学者要研究的课题。
在故乡,丈夫修鞋有一个小板房,租金不贵;可以赚回生活费不成问题。我在办幼儿园的过程中,有很多乐趣。很多家长对我特别好,他们像亲戚一样地关心我,把孩子放心地交给我管;还为我的办园献计献策。
从那里搬出后,我常常想起众多的家长对我好的故事。
朱明是一位卫生学校毕业的科班出身的大夫,他像史铁生书里写的孙立哲医生,对手术有绝招。他本来是被分配到镇医院工作的,后来自己开了医院,几乎把镇医院的部分科室都给取代了。
一次我丈夫喝酒后,吃了“头孢”,差一点丧生。打电话问朱明,他说:“大婶,要立即送医院;否则,会有生命危险……”还有一次,我打电话问:“朱明,我这里有一学生把塑料颗粒塞进了鼻孔,要紧不?”
他说:“不好,要立即送市医院五官科‘施救’,否则有生命危险。”我听后,火速带着“小患者”去了市里五官专科医院;及时取出危险物。而且,这位身怀绝技的年轻医生,为我进行了一次手术。那时,在2003年7月份,我不小心把一块像48英寸彩电大小的“预制板”砸在了左脚面子上,疼得我脸色惨白。打电话后,朱明迅速骑着摩托车和带着简易药箱赶到。他熟练地给我的伤口清洗干净、缝了六针,竟然没有感染。朱明的长相有点像电影演员郭凯敏,只是朱明长得白净。他的小女儿在2008年获得了全国“墨彩杯”书法大赛一等奖。
在我教过的数以百计的幼儿中,刘英的家长殷志勤始终把我当成家里人了。我的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她救的“火”。她是做服装生意的,她的足迹遍布中国和俄罗斯。她的女儿在我的幼儿园里学习刻苦,后来学习绘画;走了美术专业,被分配到上海。在我回忆往事的时候,我感觉各个幼儿家长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心情烦躁的时候,想起来也是一种享受……
二、
著名作家徐则臣说:“在本地是安逸,一些老教授在本乡本土还是老样子,可是跟他们一样的大学同学在大城市早就是‘名师’了。”
其实,在北京的农村外地老人,在很多方面,虽然他们没有在故乡方便和安逸,但是也不是一点出路都没有。生存空间也很大。如果老人有窝住,生活消费也不是高不可攀。
仔细想一想,我真的不如我的姐姐想法高明,就更别跟国人“楷模”比了。
我的姐姐在下岗之后,不等不靠;自己解决生活问题。姐姐姐夫放下架子打工数年才得到发放的退休金。姐姐常说:“国家有困难,我们也该体贴;在中国基本有温饱,若是在有战争的国家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她每天之所以过得似乎舒坦与满足,就是因为她有一颗感恩的心。当然,老英雄也不是唱高调啊,他们真是感觉自己能够活着就好,所以隐姓埋名地为了国家默默奉献不计报酬。
那么,我们在人生旅途中的老人也应该鼓起勇气,离开了家乡的小院子、来到了北京的大环境,也要利用这里的气候比在东北老家冬天暖或者夏天炎热来不断地磨练自己;必定在这里去教堂、公园、图书馆都方便。
三、
我们来北京后,我的姐姐说:“一想起你把那么大的院子卖了,我的心里就难过。一想起你扔下‘幼儿园’走了,我哭了好多次。你可能没有想到北京的生活压力,我早就给你算到了;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
我只好说:“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其实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我给我的孩子增加了很多经济负担,使他学会了节俭;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
姐姐提到卖房子的事情,我说说经过吧!2008年3月份,儿子打来电话说:“妈妈,您和我爸爸再不决定来北京,我把买到手的房子卖了!”
我说:“别卖,我们再从长计议。”
其实,我也想到丈夫多病,不愿意给孩子增加负担;再说一个孩子还没有女朋友;去了也是累赘。但是,听了儿子让去的坚决态度;才决定卖房子的。
在我教的孩子中就有做房地产生意的,他们上有大老板﹑工程师制图,下有承揽各种工程的小老板。一个大包工头-张海,他在黑龙江很有名。
正是他二女儿手下的一个小包工头吉昌海总经理为我做成了卖房子生意。我说要卖房子,求他的妻子给我宣传卖房信息。这位前小孩子家长特别实诚,她说:“你们着急,就卖不上价,不说八月份走;说卖了房子再走。”
我说:“可以。”
没成想,吉昌海妻子跟张海二女儿一提这件事,张志贤一口答应想留下。她说:“我家正好缺一个放材料的院子,再说,像那样大的院子很少会遇到。”
吉昌海的妻子一手托两家,她对买房者说卖家十月一日走。所以,张志贤两口子跟吉昌海妻子说:“我们应该尽快把定钱交上,这里占地风声很大,防止夜长梦多。”
卖房子的价钱很快谈妥,张志贤两口子在“房媒”的监督下,择日交了订金。
这件事还真让张志贤说准了。有很多家长前来问:“你们要搬走,我们孩子没有毕业怎么办?”
还有的好友说房子价格定低了。姐姐最伤心的是房子怎么卖了呢?
……从打房子卖了之后,感觉时间像流水似的过去了。这期间,有到家里买“幼儿园执照”的,有到家里买石头和砖(预备扩大房舍面积)的;有买室外玩具的……我没有卖“幼儿园执照”。我首先考虑到法人代表要负责任的,再说,他们如果够资格何必买别人的“智慧、能力和经验”的所属权产证呢?姐姐也说执照不可以随便卖。如果我们在有人搭讪时就卖室外玩具的话,一定会卖个好价钱的。但是,我没有卖。我们想让孩子们在学习期间,也要有娱乐的玩具。后来着急搬家,当废铁卖的。
我们准备接房子的木料也多的是,只是王朝的爸爸为了成全我们,他给了一口价,没有亏待我们,他拉了一大汽车。
在这小院子的最后日子里,我也想起了很多事情。我想:“这里曾经承载了许多国家宝贵人才的脚步,如果说这里是人才的摇篮毫不为过。但是,从此这地方不属于我啦……但是,我会永远怀念我在这里的日日夜夜和分分秒秒,再见!我的故乡。”
(全篇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