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得其反

1．　

这是一片家属住宅区，紧靠东北角有一套25平方米的连脊房子；开前、后两扇门；只有一间卧室，一间厨房；这就是我家。

恰逢在我家附近的房角头，有一位梳着盘头﹑个子不高，大约有50多岁的老大娘；她常常在这里摆书摊，包括小龄儿童喜欢看的百余本小人书。

就是这百余本的小人书仿佛有魔力，天天吸引我不愿意去幼儿园、却喜欢赖在这里看书。

我每天要花掉一角多钱，可以把书租回家看。姐姐在时，我缠着她给我念小人书里的故事。时间一长，姐姐总想甩掉我，她常常找她的好友王大坤玩儿，而不待见我。

有一次，天快黑的时候，我偷偷地跟在姐姐和王大坤的身后，翘手捏脚地走路，我的脚步太轻盈了；她们并没有发现我在盯梢。所以，她俩悄悄地来到父亲厂区的一个角落里，凑近一株麻果树就摘起果子来。

这时候，王大坤说：“这根麻果树只有我们俩知道，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你妹妹啊，她像是一个跟屁虫，她若是知道我们来这里采摘麻果﹑还不黏上我们，那她会祸害死了麻果树的，我们可就会再没有果子摘了。”

姐姐回答说：“你放心，我是不会对她讲半个字的，她像是一个‘讨债鬼’；要是知道了这里有麻果树，那还不把它给踩折。”

我当时蹲在花丛里不敢出声，直到她俩走远了，我才敢从暗处钻出来摘了几个小一点的果子；离开了。

第二天，我告诉姐姐说：“姐姐，我知道你和王大坤的事，如果

你不带我去摘麻果子；我会告诉爸爸说你自个儿玩儿，不待见我；他会揍你。”

姐姐睁大一双眼睛说：“好妹妹，你如果不跟我去摘麻果子；我

给你‘讲小人书’里的故事，还不行吗？”我说：“行。”

我因此趁姐姐早晚在家的时候，拿出从老奶奶手中租回来的小人书递给她。说：“姐，你会讲这本小人儿书里的故事吗？她看我拿出的是有关高尔基的一本小人书——《在人间》。便眼前一亮，说：“行，我已经看过了；再给你讲一遍吧！”于是，她有声有色地学着阿廖沙外婆的腔调开始给我讲故事了。当我听到阿廖沙的舅舅们爱打架的时候，我突然插嘴说：“书里高尔基的舅舅就跟咱爸那样狠！”

姐姐喝斥我说：“别瞎说，让爸爸听见了，会割你舌头。”

我一吐露舌头、做了一个鬼脸，不敢言语了。

2.

那时候，我及其的叛逆，由于爱赖在书摊看书，竟给妈妈“上眼药”。

她每次送我到幼儿园时，我都抓住她的手不放，有时候把她的手都挠破了。

有一次，妈妈快到上班的时间了，因为，她们“筛沙子”也是公司里有组织的劳动。所以，我拖了她的后腿。她送我到幼儿园时，我哭号，死活不去。

一位没有文化的妈妈被我气得掉泪了。她强忍住气愤，把我给拖到了幼儿园。谁知，我的幼儿园阿姨还当着妈妈的面儿说了我很多“坏”话。

她说：“你的女儿太倔犟，在我带小朋友们到杏树林子做游戏时，她躲在一边捡树叶。”

妈妈气得骂我说：“小讨债鬼，都六岁了，还不让我省心；你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长长脸’？”

我的犟脾气给我带来了一生的坎坷。但也有我最愿意去的地方就是姐姐的学校。她的学校是太原钢铁三公司子弟小学，两栋（三层）红楼﹑操场相当的大；一共有两千多名学生。有时候，姐姐在周末也带我和弟弟去校园里荡秋千﹑压跷跷板和练单杠子及跳格。我从小个子就矮，姐姐鼓励我往铁杠子上面攀。

王大坤是姐姐的同学，她还带着妹妹王大乾跟我们一起在校园的操场跳格；玩得次数最多的是“数字格”。口袋都是姐姐和王大坤带去的。

我一个六岁的小娃子跟我姐是一伙的，王大乾跟她的姐姐王大坤是一伙的；姐姐非常灵巧，总会救我脱离“受罚”的尴尬境地。我们在这里玩累了，就坐在绿荫树下听姐姐给我们讲古。

一旦到了吃饭的时候，姐姐就领着我和背着弟弟回家吃饭。这里距离我们居住的工人家属蓿舍仅有200多米远……

长大以后，别的趣事都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在姐姐受教育的母校--太原第三钢铁公司子弟小学校玩耍的游戏，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3.

又过了两年，我八岁了。由于爸爸自私孤独的性格所致，他闯祸了，他欠了赌债。因此,他独断专行地向公司领导写了《自愿下放回乡务农》的申请报告。当公司领导征求妈妈的意见时，妈妈百般不同意，公司领导只好暂时停止受理爸爸写的申请报告。

又过了一段时间，爸爸的债主纷纷踏至而来逼债了。妈妈为了全家人的面子，她卖掉了所有的家当——包括她辛苦赚钱、勒紧腰带买下来的毛衣、毡褥子、毛毯子、自行车。

这时候，爸爸对妈妈说：“我输了大约两千多块钱的赌债，如果还不上，是要出人命的。所以，我们如果回老家种地，得了下放金之后，一来可以还清赌债，二来我们也可以与老家的同胞兄弟姐妹团聚了。”

妈妈只好含着眼泪说：“如果我们执意要回老家东北种地去，那就坑了孩子们啦！”

爸爸吓唬妈妈说：“你如果不同意我下放，你想让我走田泵头‘上吊’的路啊，啊？”

他一提起田泵头，妈妈想：“那是在一星期以前，老田由于没有长上工资而想不开，上吊自杀了。扔下了老婆孩子三口人撒手人寰了。今天，如果不同意这个‘耍钱鬼’下放，行吗？”她想到这里，终于窝心地屈服了。说：“孩子他爸，你就看着办吧！”

放荡的爸爸重新把《自愿下放回乡务农》的申请报告向公司领导递了上去！

在等待批准爸爸下放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到书摊上看书的习惯，我看的小人书又有《李二嫂改嫁》、《五朵金花》。

姐姐这时候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她的功课很好，是班级里的学习委员；常常给班里的同学发作业本和描红手册。

这时候，爸爸像是从一只大灰狼变成了一只小山羊似的温顺。他骗我们说：“在山西这地方，吃不到苞米馇子和倭瓜；如果我们回到东北黑龙江就不同了。那里的苞米馇子大芸豆越吃越没够。还有，那里的倭瓜像鸡蛋黄一样的香。”相反，妈妈常常偷偷地哭，她开始做离开山西省太原市的身后事了。

这时，妈妈一边懊作﹑一边对我和姐姐说：“妈妈生长在旧社会，完全服从了你们姥爷的包办婚姻；我在结婚前根本没有见过你们的爸爸的面；等结婚后﹑知道不合适，也是不许离婚的。如果离婚叫‘打霸刀’，会丢了娘家人颜面的。再说，你们的姥爷是村子里的谋士，大伙要是看到他的女儿离了婚，他会抬不起头来的。所以，妈妈饮泣吞声地忍受你们爸爸的欺凌和压榨到今天。”

我和姐姐哭着听妈妈讲她的故事。妈妈又说：“我十九岁到你们爸爸家，由于你们的奶奶已经‘走道了’。我仅仅是被他们骗到他们家里的。我结婚当天身上穿的新衣服﹑裤子和鞋，还有房子里摆设的物件，全是你们的奶奶从当铺租来的，办完了婚事；就都还给人家了。末了，我和你们的爸爸是清身出户过日子。后来，我们到哈尔滨市找了差事做，加入了建筑公司。”

妈妈指着姐姐继续说：“你五岁，你小妹五个月，那时候没有你们的小弟青云呢！

我们在1956年就随公司迁到了现在住的太原市钢铁三公司，住了一年私房，才分到这套公租房的。”

妈妈停了一下还说：“你们的爸爸除了与家人蛮横不讲理以外，他的工作很出色；当上了公司的采购员。我指望日子过好后再回老家看望父老乡亲。没成想，他输了一屁股赌债，东西都卖光了、重回到受穷困的日子不说；还坑害你们一辈子。”

姐姐插嘴问：“难道我们不可以继续读书吗？”妈妈用一根二拇手指抹了一下眼泪说：“那地方经济落后，绝大多数农民的孩子念到高小毕业就拉倒。”

4．

1962年夏天，我在老家的山沟里入小学了，姐姐读六年级,弟弟五岁还小，在家待着。

自从我扎根在老家的黑土地上，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365天就没有适闲过，想接受好的教育、成为一位作家的目标，适得其反地朝着反方向走。我在老家农村一面读书，一面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活儿。

在东北冰凌花开放时，整个一个春天，我拣的柴火堆满了院落，足够整个春天烧饭用的。

夏天，每逢星期天，我都要自己拿起脏衣服跟小伙伴们去村口河套边洗，从不用母亲操心；秋天，我跟随小伙伴们一起拣玉米、大豆庄稼，晾晒好了之后，脱下玉米粒子磨面做大饼子或者用大豆粒子换大豆腐吃。

到了冬天，我和姐姐要去山上拣干柴堆积起来预备过冬取暖。

一年四季，我都是在苦干、实干中度过童年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梦里依稀回城市，时常燃起要脱离农村奔向城市的希望！

我生在城市却长在农村。因此，我一开始接受基础教育的学校，就是一所条件十分艰苦，环境也十分恶劣的乡村小学校。记得，当时，仅有六位老师，包括校长和教导主任。他们中间大都是东拼西凑来的代课教师。我的班主任武子思老师是一个没对象的高个子姑娘。她梳着两只拧麻花似的小短辫子，小眼睛、瓜籽脸、很白。我第一次接触她时，那是她给我们上语文课。她写“六”时，把三个点全写成圆点，有点儿像“∴”中间再穿过一横……因为，我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娃，再加上我跟姐姐学习了许多文化知识——包括生字。所以，我发现她的知识肤浅到把“六”给写错了。便勇敢地站起来指出了她的书写错误。

我说；“武老师，你写错字了”。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你知道啥”？(后来，她教我们时，把“履行”，读成fÚxíng;把“推荐”读成tuīcÚn)

我说；“我姐告诉我的，六要像书本里的字﹑那样写”。

她气急败坏地吼：“你给我站起来!”我没有站。她没有办法，只好接着讲她的课。那件事虽小，却在我的心灵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老师的糊弄，直接导致我们在“混”中度日。所以，我在幼儿园里曾经蒙生的梦想——当一个像萧红一样的女作家，把我家的园子也写一写的想法正在与现实背道而驰。

我们刚刚回到农村老家的那阵子，家里也分到了自留地。

由于我们是夏天回去的，所以，队里把最好的麦田和玉米及黄豆地分别割给我们各一块儿；我见到有的人家还种上了谷子、黄瓜和豆角。

我们暂时住在了大舅母家里。他们家里有四口人，其中包括大舅﹑舅母﹑二哥、小弟。

他们家里有两间房子，“闸成”一间卧室和另一间厨房；也叫“外屋地”。由于东北砌的是南-北炕,所以，我们住北炕。

这时候，我发现大舅母有时叫她家里来的亲戚看着我。当时，她认为我是小孩子听不懂她说话的意思。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刚刚从炕上爬起来经过“外屋地”时，就听见大舅母对她们家来的客人小凌说：“你看着她，不要让她抓咱们家晾晒的豆角籽儿，啊。”

小凌说：“人家不会拿的，什么好玩艺.”只听梳着疙瘩鬏、长着“半脸粉疮”的大舅母说：“怎么不能，她父母带着他们‘冷丁’从城市回来要什么没有什么，都穷透顶了；还得我们拉帮。”

大舅母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我，我知道她是瞧不起我们。像这样寄人篱下的日子，我们足足地忍受了小半年。到了秋天，我们在生产队干部和村子的老亲少友帮助下，盖起了三间泥草房子并且住了进去。

在冬天，白白的霜花挂满了墙上和屋顶，我们三个孩子在炕上扯拉着一床被子捂脚，围着一个火炭盆子烤手。姐姐还教我们背诵她的课文：“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莫闲老汉说话罗嗦；你钱大气粗腰杆壮，又有骡马又有羊……”我们学着“顺口溜”，就不觉得冷了。

妈妈此时在烧饭，她是用玉米秸杆在烧火，露在外边的一头玉米秸杆，吱吱直冒水。其实，爸爸也向妈妈骂他自己说：“我是混蛋啊，不该把孩子们拉进农村这‘火坑’。”

只是他的懊悔来得太迟啦。

5．

妈妈总是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她知道抱怨生活的苦楚也是于事无补。其实，她心里淤积的苦水比任何人都深。她被姥爷包办婚姻后，就没有享受过一天的清福，而且饱尝了人世间的磨难与沧桑。

当她遇到困难时，没有人能给她遮风挡雨，都是她自己扛过去的。

暂时，她望着新盖的房子﹑四面透风，犯愁了。心想：“家，是挪到了村子里，可是，一家五口人的生存线在那里？温饱﹑取暖问题怎么样解决？我那懒汉子，我指使不动他，我的孩子我是可以使唤她们的。”

有了这样的想法后，她对大一点的姐姐和我说：“你们姐妹二人是不是也学习一下亚芝她们土生土长的孩子，她们能够上山捡柴供灶坑，你们为什么不能呢？明天我去找你老黄老姨说一说，让她的大女儿亚芝带着你们去捡柴，她们家有小推车，你们可以搭伴一起去。”

姐姐停止了教我们背她的课文并爽快地答应说：“行！”

我也说：“行。”

不久，亚芝来家找我们上山捡柴了。她身高1.40米左右，闪着小而黑的眼睛，一说话一笑地说：“李桃，我妈让我来找你上山捡柴火，你去吗？”

姐姐说：“去。”那你不怕冷吗？亚芝问。

“不怕”姐姐回答说。亚芝愉快地笑着说：“我带你们去‘棺材沟’捡柴去！”

6,

在我记忆中的小村子，它四面环山、有几十户人家。村名叫“上高家子”。

我家新盖的房子在村子后街。大约有六十多平方米。夹在李二大爷和王五姨两家当间儿。门朝南开，屋子“闸成”两个单间，其中包括卧室和厨房（外屋地）。卧室里也是砌的南北炕，北炕砌得小一点，像是一张单人床那么大；爸爸住。南炕砌得面积超大一些，是妈妈领着我们三个孩子住。

屋子里的摆设很简单，一对柜子、几床被褥，都是从山西太原市邮寄回来的。

妈妈的娘家人只有大舅母和三姨两家人。因为在妈妈随爸爸去太原市生活的那几年间，姥爷和姥姥都相继去世了；还有别的都是屯亲戚了。

姥爷是因为他的两个“心干宝贝”——老舅和妈妈都离他远走高飞了。

所以他思念至极得了重病，死于1958年。姥姥死在1960年的饥荒年，是村子里被饿死的老年人之一。

这次，妈妈回来后，来到姥姥和姥爷的坟上哭得死去活来。

她心中的苦痛是多方面的，从她数落的话语中，人们听到：“爹呀，你死了，为什么不给我信儿？还有妈，我也没有见到你的活气儿。我依旧没给你们长脸，又回到屯子里落脚”……。

这是妈妈从太原市回来的第二天就发生的事。

7．

第一次跟亚芝上山捡柴，刚刚踏出家门口，我和姐姐就都冻得直打颤。

可是，当我们钻进树林子以后，就暖和多了。沿着崎岖的山路往深处走，双脚踏下去，大雪没鞋帮；足有一尺深……留在雪地上的脚印很深很深。我捡干杨树枝子，一小把一小把地往放小推车的地方摆。

姐姐在亚芝的指导下，她拿着小斧子在树皮是黑色的树上面下功夫；使尽全身的力气，把像小孩子胳膊粗的小干杨树砍倒。卸掉树枝丫后，捞到车子旁边准备装车；干着比城市小孩子累的活。

由于亚芝和我们结伴使用一个车子装柴火，所以，在装车时，每家占车身各半的位置。

我捡的小干枝子，放在车子的最底下；两边分别放着亚芝和姐姐捡的粗一点的柴火。车辕子由我扶着，姐姐会提醒我说：“小杏，好好扶着，别弄‘扑辕子’了”。

我犟嘴说：“怪冻手的，我不扶着了！”

姐姐走过来用商量的口吻说：“小杏子，你听话，妈妈还在家等着我们呢！”

当我听见姐姐说这句话时，我眼睛一亮，感觉像是妈妈就在我眼前召唤我回家一样，我软了下来；我说：“行，我听你的。”

我重新扶好车辕子，让她们往车子上装柴火！大约用个巴小时的时间，车子装满了柴火。

亚芝熟练地把一根粗绳子从车棚的一端扔到了柴堆上，然后，绳子又划到了车棚子的另一端；她们又使用两根“绞锥棒”使劲地把柴火绞紧，并把“绞锥棒”别在一根粗柴火底下！

这时，亚芝和姐姐分别把斧子插在车上，亚芝顺便撤下了掩在车子轱辘底下的木棒。做好了这一切，亚芝架着车辕子，我和姐姐在车的两边推着装满柴禾的车子；走在铺满积雪﹑通向家的路上……

8.

我在一年级第二学期遇到了一位张坤老师。她是从阿城街里转来的公办老师。她一来就教会我们唱“人民公社好”的一首歌……”她还选出八位小朋友在少先队员的大队会上演唱这首歌。”使我没有想到的是，张老师竟挑中了我成为之一。

她对我说：李杏同学，你唱歌还行，不走调；再加上几个动作你的表演会好看的。”

我说：“我还要讲《白毛女》的故事呢，怎么能再唱歌？”张老师耐心地对我说：“你记性好﹑动作没有几个，能行的！”我拗不过张老师，只好服从她的安排。

在短短的一个星期里，我晚上跟着姐姐学习背诵《白毛女》的故事，白天利用自习课的时间跟张老师练习“人民公社好”的表演唱。

少先队的大队会终于如期举行了。我给六个年级新入队的同学和老少先队员讲了《白毛女》的故事。

我当时个子不高，大约是有1.20米高吧，我长得像妈妈一样的模样；一双小眼睛，大嘴，脸上有“黑雀斑”；穿着一双白球鞋，衣服裤子都很旧，是妈妈用姐姐穿小的旧衣服改制的。

我唯一带给大家惊喜的是——我讲的故事生动，有表情；而且不磕巴。

我当时是这样讲的：“《白毛女》——罗长秀家里共有六口人……望着高高的断头山流下热泪。”

我讲的故事一结束，全场爆发了雷鸣般地鼓掌声。担任报幕员的高勤忘记了播报下一个节目了，她一直在鼓掌；这是1963年六一儿童节的事情。

9．

1963年7月份，妈妈又要生小孩了。她被村里赤脚医生佟小春检查﹑确诊是“前置胎盘”；在一个雨天的下午，她住院了。

自从妈妈住院以后，姐姐的人格更独立了。她要求我不要到同学家玩儿了，要好好照看小弟弟；还要除掉玉米和黄烟地里的大草。

我记得，当时正赶上是暑期，我每天早上都起得很早，帮助姐姐烧饭，她做锅上的饭，我烧锅下的火；我们暂时成为了孤儿。

我的一位小朋友国芳来到我家找我玩儿时说：“李杏，你真有福气，你妈没死，你看，我妈得病就死了。”

我说：“我妈是遇见贵人了，才被救活。”

国芳点点头。她常常来跟我一起哄小弟青云玩儿。她陪我走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那时候，我们过家家是上山坡采些五颜六色的野花，然后去柳条通撅柳条棍儿；回到家再用废旧盆子盛土、蒯水、和泥；做成小饼干之类的食品。

国芳还指挥我和弟弟在苞米架子底下用细柳条搭个小窝棚,当我们住的房间。她自己在苞米架子上边搭个大窝棚；当她住的房间。

窝棚搭好了之后，在苞米架子底下的木墩上摆一瓶野花，用破盘子装满了用泥土做成的饼干。就开始过家家了。

国芳扮演妈妈，我扮演爸爸；小弟青云假装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就这样过起了“日子”。

眼下，我与姐姐﹑小弟也各自扮演着不同角色，支撑起了家庭的这片天。

姐姐一边接待来家里打听妈妈病情的村民，一边亲自给我们做饭吃。她还要打扫房间卫生。固然,我也成了这个家的主要劳动力了。

我泡在黄烟地里薅草、掐黄烟“丫子”。晚上哄住小弟青云不哭。他比我小三岁，他还是听我话的。

我当时做了与我的年龄不相称的活儿，邻居王五姨说我像一个“大老婆”。

在妈妈最初开刀的那段日子里，我随小伙伴们几次去村子北边的“大砬子”采野菜—“猫爪子”。

每次去十几人。我们翻过山梁之后，可以看见一座小木屋矗立在那里，里面住的是一对老夫妇。

房子边上有一个小清泉，他们可以就近取水吃；我们采的野菜也正是在他们家的周围。如果我们渴了，也可以取那小泉子里的水喝。

当我们采满了一篮子野菜想回家的时候，国芳提议要到小木屋子里瞧一瞧，大家同意了。

那对老夫妇自称是当过红军，来这里养伤的。屋子有六平方米面积，隔成两间。箱子、被褥、炊具、日用品分别摆在卧室和厨房。

我问：“老人家，那你为什么不在你们的儿女身边待着呢？你们日常吃的食物﹑蔬菜和水果怎么运来的？”

他笑着说：“这里环境更好一些，我们的孩子在哈尔滨住，他们常来送东西给我们吃。”

“是啊。”我半信半疑地答应了一声。只见小伙伴们在这两间狭小的屋子里转悠了一圈就朝外面走去。很快，我便随人群离开了那座小木屋。每人都挎着一篮子野菜回家了。

10．

在等待妈妈康复回家的过程中，我拿到了一年级下学期的考试通知书,我又是班里的第一名。而且，老师告诉我说：“李杏同学，下学期，你将是我们班的中队长。你由原来的‘一道杠’﹑升为‘两道杠’。”

我当场向张坤老师保证说：“妈妈生病了﹑我也要上学的，我还要考第一。我当时还不知道是姐姐独挡一面，才让我有上学机会。”张老师用力点了点头。

张老师让我当中队长，她不仅仅是看重我学习好这一点，而且她也了解我能跟不良倾向作斗争。

我由于是在大城市长大的，从小接受的幼儿园正规教育使我对善与恶有较鲜明的识别与抗争能力。

班里有一名男生叫佟东河，他总是向女同学借钱，而每次借钱，他都说：“我没有本子了，借我一角钱，我买一个本子，明天就还你钱！”

可是，到了后天，他也不还钱！班里的几个女生都被他欺骗过；大家都拿他没有办法。

不久，他也向我借钱了。

他说：“李杏，你有钱借给我一毛呗，我没有铅笔写字了，我要买一根铅笔；明天就还你钱。”

我说：“行。那你明天可要还我。 ”

他说：“一定还。”

我说：“你要是不还我钱，我找你妈要去！”

他皮笑肉不笑地说：“找呗！”

第二天下午放学前，他真的没有还我钱。

我这时候对他说：“佟东河，对不起，我找你妈要钱去！”

他以为我不敢去，说：“你去找我妈，我妈也不会说我的，不信你去试一试！”

听罢,我很生气地说：“走着瞧。”

很快，我找到国芳.彩云.桂花等几位被他欺骗过的女生商量，大家敲定一块儿去佟东河家要钱去。

国芳说：“ 他妈不讲理，我们去也白去。”

我说：“不去怎么知道结果如何？”

在我的坚持下，我们几个小姑娘一齐利用放学的时间，去佟家讨债了。

我们踏进佟东河家之后，我很客气地说：“阿姨，我叫李杏，是佟东河的同学，他借我一角钱，我是来要钱的；还有我的同学他都借遍了。”

他妈说：“没有听东河说过，我不能给！”

我说：“阿姨，你可以当着你儿子的面问问，他都借谁的钱了。”佟东河的妈妈望着跟我们一起进来的儿子，问：“讨债鬼，你借人家钱了！”

她的儿子没有正视他妈妈的眼睛，说：”嗯呐。”佟东河的妈妈这才顺手掏出了几角钱，分别还给了几个小债主。

11.

妈妈已经能够扶着床来回走动了。她让爸爸回来看一看我们在家里的生存状况。而且，爸爸也是顺便托人再买点儿注射用的消炎药～青、链霉素。因为，在六十年代初，国家制药行业还很落后；所以药品相当的吃紧。尤其是妈妈住的是一家镇级卫生院，药品就更显得短缺。而且，这次爸爸回来是想找一位正在解放军211医院接受培训的赤脚医生——柳亚军。他想让他从大医院给妈妈“匀”些消炎药回来急用。

爸爸平时说没有妈妈他也一样过得好，可是，这次经历了妈妈的开刀以后，他开始有一点醒悟了。

几天几夜的陪护，虽然有三姨和护士在妈妈身边；爸爸的身体也瘦了一圈儿，眼睛凹陷了，本来不高的个子显得更矮了。

我们见到他一走进家门就拉拉着阴沉沉的脸说：“小桃.小杏.小青云你们都还好吗？你们都是好孩子，你们的妈妈这次能够逃过鬼门关﹑全靠她遇到好人才得救的呀！以后你们再不要惹你们的妈妈生气了,啊。”

姐姐见爸爸回来了,还说了关心妈妈的话，她有一点吃惊。她想：“你也知道悔过自新？”

但是，姐姐很懂事，她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她问：“爸，我妈妈现在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小弟还好吗？”

还好，你们的妈妈吃饭得人喂，那孩子由你三姨喂奶粉度日，他长得像你妈。”爸爸回答说。

由于几天没有见面了，小弟青云还是拉住爸爸的手不放。

姐姐知道爸爸还要赶回玉泉镇医院守护妈妈。她很快热点苞米馇子饭，又拿来了我采的“猫爪子”菜；让爸爸蘸大酱“就着饭”吃了下去。

在爸爸出去找柳亚军办事时，姐姐把妈妈的衣物包好了，准备让爸爸给妈妈带医院去！

12.

姐姐是一个有独立思考和自主行为能力的人，她在太原市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有不俗的写作才华。她写的一篇作文——《致外婆的一封信》，被学校收为范文。在学校广播站播出过。由于她学习刻苦﹑优秀，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她从小到大吃的苦也最多，作为老大，她比我大四岁；我是在她的呵护下长大的。而我从一个小文盲成长为一个爱读书和会讲故事的“小名人儿”，全靠姐姐的栽培了；她在我的心目中简直就像是一位女神！

姐姐弱小的身躯一边做家务，一边还要带好我和弟弟；真是出头的椽子先烂。

姐姐偷偷地对我说：“小杏，你要好好学习呀，姐姐不能再念书了；我今天听老师说我没考上中学。这也不能怪别人，都是我在家里干活落课多……没考上也好；上中学要花很多钱的。我想，咱爸懒得干农活儿，也赚不了几个钱。妈妈又生了小弟弟在住院；借的钱没还不说，妈妈的生死未卜。姐姐只有挣钱供你上学了，你可要好好念书。”

我听了姐姐的话儿，心里酸溜溜的。一边点头，一边不解地说：“妈妈会好起来的，你不是想考上大学跳出农村这个火坑吗？”

姐姐苦笑着说：“傻杏子，别替姐姐做梦了，啊！”

不久，姐姐的同学吕青来跟她道别了。姐姐由于被沦为家庭主妇，所以，她对吕青说：“我的书是念不成了，祝贺你考上了中学。”

这时候，她俩都哭了。吕青劝姐姐说：“你可以跟老师请个假，等你妈妈伤口愈合出院了，你再去上学，再重新考一次中学。”

姐姐坚定地说：“不可能了，我们家现在已经有六口人了，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哪有钱给我交学费、宿费呢？”

吕青用力地点了点头，她抬起右手使劲儿地抹了一把眼泪，带着替李桃惋惜的心情离去了。

吕青走后，姐姐哭了整整一顿饭的功夫，她的心情复杂极了。她没有想到，妈妈的开刀，导致她没有了求学的机会。

姐姐没有任何抱怨和气馁，她继承了妈妈的基因，聪明、坚毅又有胆量，是她的顽强才使我们这个家有希望。

在姐姐升学的问题上，妈妈与姐姐想到一处去了，姐姐的失学是再此难免的了！

13.

我家位于右邻李二大爷和左邻王五姨家中间的地段，在妈妈住院的日子里，只有王五姨这个妇女队长常常过来提醒我们要好好看家，等待着妈妈早日归来。右邻李二大娘可没有来我家一次。倒不是因为我们两家关系相处得不好。

恰逢妈妈不在家的日子，我亲眼看见，李二大娘的娘家人找来一位“小老道”给她“治疗‘外科’病”。

在一个晚上，我亲自去李二大娘家目睹了“小老道”拿出一个瓦盆子，几张烧纸，三炷香还有一些供品；开始一边念咒语：“大鬼小鬼跟我来，去走光明路，不要去魔害李家二婆娘”。他还点着香和烧纸驱鬼！过一会儿，他把一大沓子烧纸在瓦盆子里燃尽了，又让李二大娘在屋地绕着盆子转十三圈儿。他声称：“你的病不超过十日一定会好起来。”李二大娘照着他的说法做了。

这时，“小老道” 劝说看热闹的人离开，好让病人李二大娘早一点休息。人们渐渐地散去了，屋子里只剩下“小老道”和李二大娘还有李家六岁的儿子——小锁子。

之前，李二大爷和他的大姑娘都去给让毒蛇咬的“大小子”看病了。

这一夜，“小老道”占了李二大娘的便宜。

妈妈在医院里已经住了大约有二十几天的时间了，刀口渐渐地愈合了。医生说，这与她顽强地性格是分不开的。

她从入院以来没有哼过一声；能站立行走时，就要求出院回家；医生不批她他出院。

她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人了，血流的多不说，先期的营养也没跟上；刀口一时半会儿不愈合。

这样，三姨对妈妈说：“她老姨，你先让你男人照看你和‘小孩子’吧，我在这儿还多抛费钱。另外，我回去也好勤到你家去看看你的大孩子们；你的病没有去根儿，还得你男人拿主意治。”

妈妈点头说：“好吧，你也得回去照看自己的家了。我能走能蹽了，我也要尽快出院的，回去给孩子们吱溜嘴儿也是好的；该扛起当妈的担子啦。”

三姨点了点头，她的脸上还是浮现一片乌云。临走之前，她再三嘱咐爸爸说：“老妹夫，我走了，你要多多照看你的‘小崽子’呀，不要让我老妹子累着，她能走动了，也不要抻破刀口。”

爸爸当着三姨的面是点头答应了。可是，等三姨走后，他便像是狐狸精现了原形似的凶相毕露。他给妈妈打饭后说：“你快点儿吃，不要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的，孩子没有奶水，还得买奶粉喂，尽‘糟净’钱。”

妈妈吃了爸爸的冷言冷语后，她的眼泪刷刷地流。

爸爸是一位脾气暴躁的人。他在妈妈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他对我们说过：“你们的妈妈这次能够逃过鬼门关全靠她平时兴好积德遇到太多的好人才得救的呀，以后你们再不要惹你们的妈妈生气了。”

可是，他现在却说惹妈妈生气的话，甚至甩锅给妈妈承担家庭责任。爸爸人生的两面性格，充分暴露了他自私与霸道的性格特征。

尽管命运对妈妈是那样的不公平，可是，她的生命永远是顽强的。一个多月之后，她和她新生的小儿子青天在爸爸的陪同下，还是坐着老黄老姨父赶的大马车出的院。

14.

妈妈出院后不久，我念书的村级小学正式开学了。这学期，正像张坤老师所预先告知我的那样，她任命我为班里的少先队的中队长。而这道圣旨是她在全班同学面前宣布的！她这一“揭晓谜底”，顿时打破了整个课堂的寂静。同学们把羡慕的目光齐刷刷地都投向了我。在她们的眼睛里，我好像是升了多么大的一个官似的荣耀。其时，我自己的虚荣心也在膨胀。我想：“我这个小人儿还真没有白白地学习好，第一次当上了班级里的‘大头头’了”。

所以，在我高兴过后，把自己的“一道杠”标志转送给了一个叫高羽飞的小男生。

在我佩戴上“两道杠”标志时，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小将军。

不久，学校召开了少先队的大队会议，全体少先队员都参加了。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是张坤老师兼任；大队长是我的同学高羽飞的大姐高勤担任。

首先，张坤老师站在挂着少先队队旗的黑板前面宣布说：“关门嘴子小学少先队员们，现在开始开会了。大会进行的第一项，各中队长向大队长报告人数！”她说完，坐在主席台中央了。

张老师的话音刚落，她便示意我先上前报告去！我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裳、红领巾和“两道杠”之后，又望了望四周人的表情和会场的布置；会场前方挂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主席台上坐着几个大人儿，他们是各班级的5位任课教师，还有1位是校长。而且，今天他们都戴着红领巾坐在主席台上。台下各班的少先队员围坐做成一个椭圆形状。

由于我把“台词儿”背得滚瓜烂熟；所以我很顺利地走上台去报告了。

站在台前的少先队的大队长高勤，她像是一座雕塑般地屹立在那里，等待着我的报告。

这当儿，我从容地走上台，我首先把右手举过头顶行了一个队礼。我庄严地说：：“报告，大队长，我中队共有少先队员18名，全都出席，报告完了！”

大队长高勤回了一个队礼之后，她又像解放军指挥员一样地说：“请归队！”等其他四个中队长都报告完了之后，张坤老师微笑着说：“下面请各中队演出自己的节目。”

这时候，我在报幕员高勤的宣布中，走上了台。将把自己在“戏匣子”里听到的《革命烈士诗歌》——《我的自白书》朗读给大家听：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链，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我是一直站在原地﹑大声地朗读完这首诗歌的，没有朗读错一个字。当我走下台时，又一次博得了全场的掌声！

大队会结束后，我的小学生生活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从此，我真正地成为了班主任张坤老师的得力助手了。

班里一共有26名学生，其中有18名是少先队员，8名是非少先队员；我们每周都要举行一次班队会。张坤老师总是让我组织班里的同学活动。

我们每周六之前只要制定出一个简单的活动计划和方案，内容包括：1.开故事会，2.讲帮助“五保户”做好人好事的心得；3.交流参加学习小组的经验。

当然，我的工作是离不开国芳、高羽飞、李丽和彩云鼎力相助的。

有一次，我到高羽飞家里去学习，高羽飞的妈妈给我们放下了一张小炕桌，她还笑话我说：“你穿的一双大球鞋像是两只小船呢。”我当时没有把她的话听进去，只是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了。等我把作业写完了之后，她端着我的作业本又说：“羽飞，你看人家李杏，字写得好不说，还快。你这个学习委员得向人家学习呦。”

高羽飞说：“是的，妈妈。”

15.

姐姐十四岁就放弃了学业开始务农了。姐姐考虑到家里人多，一家六口人，仅有爸爸一人在队里干活，也由于他“半路出家”干农活，按计件算工分时，爸爸要比别人少赚很多公分儿。

可是，家里收入少，妈妈新生的小弟弟又没有奶吃，得买奶粉喂，妈妈带孩子也不能出去务工。因此，姐姐在家里的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主动要求辍学，帮助家里赚钱，协助父亲养家糊口。

她的举动，暂时断送了她的前程，担当起家庭责任。

她刚一下到农村干活时，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她在锄地时，草苗不分；把绿油油的谷子锄掉了，剩下了一棵棵草。

妇女队长王五姨看这么小的孩子，穿着一件大背心子盖过屁股蛋子来干活，她就想：“这么小的孩子下田干活，不累弯了腰哇。”

可是，队里的公事还得公办。她采取让一位老太太带着姐姐锄地，并让她手把手地教姐姐做农活。

时间一长，姐姐真是眼尖手快，很快学会了间苗﹑锄草技术。

尽管她年龄和个子都小，她却开始赚大人的公分了。因为，她会记工，农活儿自然少干一些。

姐姐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上高家子”村的第六位记工员了。以前有一位记工员是我亲姥爷的孙子，也是我大舅的大儿子-劳斌。

由于当时表哥是阿城一中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他在家乡劳动时，代理过记工员。

半年后，他考取了黑龙江省电力学校，自然融进了大城市的公民行列。

现在，姐姐是不敢想那么大的目标的，因为，表哥是念过高中后才出人头地的，而她却是一名高小毕业生。自己只能是面向黄土背朝天地干活啦。在姐姐下来干活的那一年，她一共挣了1200个工分儿，每10个工分儿“均购”——1.20元钱。姐姐当年就赚了1440多元钱，这也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家经济上的一些困难；她和爸爸赚的钱加起来快到3000元钱了。

这样，除了还掉了一些债务外，还留了家里过年的一点钱呢。

转过年的秋天，妈妈的身体也逐渐的复原了。她除了每天伺候躺在“摇篮里”的小弟青天以外，她已经能给我们大家做饭和料理家务了。

16.

我这时已经升职为少先队的大队学习委员了，戴上了“三道杠”。

我放学后的业余时间除了参加学习小组的活动以外，我还要替妈妈看小弟弟；有时候，我也要替妈妈到大河边儿去洗小弟弟的“粑粑芥子”。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大河里洗“粑粑芥子”时，突然，听到彩云喊我的名字：“小杏子，不好了，你们右邻家的那个老娘们喝卤水寻死了。”

我说：“我出来时，她还好好的呢！怎么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人就要死了呢？”

“不知道，你自己回去以后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彩云一边说一边替我收拾晒在草丛中的“粑粑芥子”。

原来，我也曾经听妈妈说：“你们李二大娘的灾病还是不见好转。她自己很后悔偏信‘小老道’的谎言。她说‘小老道’骗了她的钱财不说，还骗了她的色。她说她这一年多很对不起丈夫和孩子。为了给她治病，家里欠了外债。她自己已经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了，等她死了，用家里的旧柜子装她下葬入土。”

这些话是妈妈几天前透露给我和姐姐的。眼下，她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呢？我端起装满洗净了的“粑粑芥子”一溜烟儿似的跑回了家。

我刚刚来到大街上，就见到在我们两家之间的栅栏边儿两旁站满了人。妈妈正趴在李二大娘的耳朵根儿叫：“二嫂哇，你醒醒！醒醒啊！……”那女人只剩下一口气了，呼哒，呼哒地躺在她家的茄子地垄沟里，身子一动不动。

这时，她的丈夫——李二大爷领着赤脚医生--柳亚军来了。当赤脚医生柳亚军拿出听诊器诊断后说：“她喝毒药了，你们看，她的脸和耳朵根子都紫了。快！有一线希望也要抢救！”刘大夫迅速地给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

已经晚了，她咽了气。李二大娘终年39岁就死了。也许是人们发现晚了，也许是她真的到寿了；她撇下了三个孩子，一个闺女两个儿子。大的17岁，小的分别是15和7岁。

自从右邻李二大爷家发生了他的老婆自杀事件以后，人们议论纷纷；一致认为受到最大伤害的人是秀英。

秀英是死者的大闺女。她过去是一位学生，而现在她要承担起家庭主妇的重任。从此她要像妈妈一样地做饭和看护两个弟弟。

届时，带给秀英最大的困扰是，她一遇黑夜，脑子就会想起她的妈妈是喝卤水死的，心里就害怕。

她的爸爸因此辞去了喂牛的职业，（因为，牛倌儿夜里得住在生产队里。）改做零活了。

但是，并没有解决秀英的心理问题。在六十年代，村民也不知道孩子有什么心理问题？只知道孩子做了噩梦，找人“圆梦”。

作为秀英的邻居长辈，妈妈除了教给秀英做针线活以外，她还常常开导秀英说：“你是老大，关心两个弟弟的责任就落在你的肩上了。你妈妈死了，那‘小老道’也逃不出厄运。我们没有惹起他，老天不会放过他的；等到他欺骗别人时，会遭到报应的。你妈妈是给你托梦，就是让你们为她报仇。那是她死得屈。我们执意要告‘小老道’的话，也不像你妈活着时能抓住足够的证据。不过，你可要挺起来，不要害怕有鬼。如果你真的害怕，老姑陪你到你妈妈的坟上念道﹑念道，叫她不要吓虎你；你就会好的。再说，时间一长了；就会把害怕心理转变成平常心理的。”妈妈的话和她讲的道理开始奏效了。打开了秀英的心结，她从此自信﹑乐观地不再害怕了。

妈妈的“心理治疗”真的很厉害。“小老道”在害死了李二大娘半年之后，擦枪走火了；被他害过的“患者”告进了监狱，而且死在了监狱。

妈妈一如既往地瞩目李二大爷一家人的生活，尤其是对秀英生活上所遇到的“盲点”，她都会指点迷津﹑给与帮助，使秀英平稳地走着平凡而艰辛的生活道路。

17.

这时，小弟弟青天渐渐地在长大,他由于没有吃到母乳，再加上奶粉也仅仅吃到八个月就断了。

现在，他已经长到18个月了，还是没有会走路的迹象，整天喂他的面条和小米粥里面掺和钙片.维生素和鱼肝油；促进他增强骨质。

在小弟十八个月还不会走路的日子里，我的学习成绩在天天向上，我这时已经读到小学三年级了。

那时，我们不仅仅局限在开队会的活动形式上了，我们学校也开展各种各样的“经验交流”会。

我常常是学校里年龄最小的一位“发言人”。一次，我在写一份发言稿时，不会写“转折”句子了。我把自己写的稿子放在家里，去了李丽家去听“戏匣子”了。

而在听新闻的过程中，我忽然听到女播音员红云说了一句：“把阶级觉悟提得高高的……”之后，我兴奋极了。急忙跑回家，把这句话填在了我文章里的“转折”处。最后，我顺利地写完了此篇文章，并且获得了“发言人”的资格。而使自己没有想到的是，那次发言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我竟然被学校选拔去参观《刘英俊展览馆》。在去哈尔滨参观刘英俊展览馆之前，我是做了一些简单的思想准备的。我想：“我要穿一身干净一点的衣服去才好。现在，正赶上是初冬，我只好把那套平时都很少穿的毛蓝衣服拿出来套棉袄穿了，帽子嘛，就带姐姐给我织的那个吧！鞋嘛，就穿黄棉胶皮鞋了。”

其实，我作为一个小学生代表跟着老师去参观，是我的小伙伴们所羡慕的事情。我先去问国芳说：“你希望我做什么？”

她说：“听说你和王梅、白华、孙玉先一起去哈尔滨参观？”

我说：“是”。

她说：“ 每班一个名额参观去，回来要给大家讲解的，你可要带好笔记本和钢笔呀。”

我说：“是。”

国芳还跟我说：“听说，老师们领着你们四个学生要坐早玉泉——哈尔滨的市郊火车去，又要坐晚哈尔滨——玉泉的市郊火车返回来的。若是回来晚了，你可不要困呀。”

我笑着说：“谢谢你的提醒了！我不会困的，我这就回去睡觉。”

很快，我离开了国芳家，又赶到了自己家。之后，我就钻进被窝准备睡觉了。目的是好好准备明天早点起来坐火车上哈尔滨参观呢。我也知道是一位叫江永坤的女老师会到我家叫我的。

妈妈为我准备好了衣服和毛线帽子，她也顺手地为我把胶皮鞋放在了火炕头上准备烘干。做好了这一切，妈妈又嘱咐已经躺在被窝里的我说：“小杏子，快睡吧，明天要早起呢。”

我说：“妈妈，你也早一点睡觉吧，明天要早一点叫我起床呢。”

这时候，姐姐.爸爸和两个弟弟也都为了我明天的早起，安稳地睡下了。

第二天，江永坤老师带着我去的玉泉火车站，我们是步行15华里路赶到的。我人虽然很小，可是自己一直是马不停蹄地跟着大人后面走到火车站的。我们四个小学生和几位老师是在哈尔滨火车站聚齐的。一起坐公共汽车去的刘英俊展览馆。这是我离开大城市—太原市以后的第一次出远门，偶尔地钻出农村去我向往的大城市去参观。

我们一来到刘英俊展览馆展厅参观，就很震撼。一波一波的大人——老师，他们念展板上的句子大声而流利。我与他们一起亲眼见到刘英俊烈士的件件遗物。有英雄看过的书籍﹑用过的铁镐﹑穿过的军装等等。

据讲说员说，都是烈士的真实遗物。我目睹了烈士的成长经历，他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铸起了坚定的信念：“向刘英俊学习，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他能够拦军马，救儿童，我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很快，还没等我记上几笔，就随着人流走出了展览馆，时间已经是中午了。王梅的父亲是校长，她是代表四年级来的；所以在吃饭前，我们找了一家饭店，大家围在一张圆桌子前坐了下来。王梅挨着他的父亲坐在正位。因此，吃东西自然随便了；我们吃的四个菜还有馒头。

走出饭店，张坤老师怕我犯困，她自己出钱给我买了冻梨，准备让我在火车上吃；她把梨塞到我背的书包里；因为她自己要在玉泉火车站下车到她的丈夫那里去。

我终于又顺利地跟江永坤老师回到了自己的家；但是，天色已经是锅底色了；妈妈正在门口等着我。

18．

从上次参观旅行之后，我将升入小学四年级了。我在村子小学的学习道路上，坚实地走着我的求学路。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家里因为有了姐姐的劳动，有了妈妈操持家务，有了二位小弟的一天天的长大；也有了我的学习成绩好；爸爸好像也舍得卖力气了。他除了农忙在家干活以外，农闲时，他也随着别人搞一点副业。我们利用业余时间捡的干柴火，他和姐姐用小推车子装满了柴火，与别人搭伙儿拉到阿城街里去卖。每斤柴火单价是0.20元钱，这样每车下来能卖800——900斤柴火，直接能收入160多元钱。

爸爸这时候知道求钱若渴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也完全是为了医治小弟弟的病。小弟青天的腿经过医生的诊断：“维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他需要注意平时多去户外活动，晒太阳﹑在日常的饮食中补充含维生素D丰富的食物。比较常见的是瘦肉﹑鸡蛋﹑奶制品以及胆脏等食物。必要时给予补充维生素D和钙剂。

小弟弟每天吃营养食品和药物也要花钱的；种种理由表明，我们这个家需要钱。

那时候，最能让我们开心的还是小弟青天。他整天扶着炕沿儿和一个木制的推车子走路。他由于缺钙，长得有点像《红岩》书里面的小萝卜头——头大身子细，脚丫子向外撇着走路。但是，他说话嘴很巧。

一次，有一位爸爸的朋友——乌大爷来我家串门，逗他玩儿时说：“我有一个姑娘和你同岁，可不能给你做媳妇，你大脑袋、小细脖、屎瓜肚子、罗圈腿儿、光吃饭、不干活，谁跟你谁遭罪。”

小弟青天气宇轩昂地说：“不给我，我也不要，满大道都是姑娘、自己搞。”他的话一飘出口，乐得大家都涌出眼泪。

“呛”得乌大爷都没有话说了。他自嘲地说：“这小孩芽子，腿软，嘴却硬。”日渐小弟嘴巧会哄人乐，也使我们都盼望着他能早日自主走路。

他现在已经快19个月了，为了能够让他早日像正常的孩子一样走路，我和爸爸及小弟弟三个人搭乘马车去镇卫生院——小弟出生的地方给他复检了。从穿白大褂的赵君医生（他是全科医生）的口中传来好消息。他说：“如果小弟青天在坚持吃营养药钙片、鱼肝油、维生素半年后就有希望会走路了。

这一天，妈妈在锄地的时候，突然听到二女儿小杏子奔着她的方向跑来了。她几乎是边跑边说；“妈妈，我们回来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青天的腿会好的。赵医生说了，要再吃半年的营养药，他就会走路了。”

妈妈听见了这个消息之后，她先是愣了一下，忽然又睁大眼睛问：“小杏，你说什么？”她好像不相信她自己的耳朵了。

“小弟青天的腿会好的，赵医生说的。”我又重复了一遍这个震撼妈妈心灵的好消息！

“啊！老天真是有眼啊，他会让我的小儿子站起来走路啦！”她急忙跑回了家，去看青天的归来。

19．

我自从升入小学四年级以后，参加勤工俭学劳动的机会就多了。每逢秋季来临时，我都要随班里的师生伙同高年级的师生一起去山上搂椴、柞树叶的。我们每人带上两条麻袋，一把木耙子，每一组拉上一辆手推车；来到足有一尺厚的椴﹑柞树林丛中。在干活儿之前，我们都要在厚厚的树叶上面打个滚儿，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创造的美与舒适！当我们仰望着树林遮盖着的蓝天时，觉得山里的风光美极了。享受完了树叶搭成的天然床榻的禤乎劲儿之后，人人都竭尽全力地搂树叶。并把装满树叶子的袋子由高年级“大力士”抬上车并绑好。接着把它们送往玉泉狩猎场，卖钱花。每公斤0.50元钱，每麻袋只能装10多斤树叶。而一袋儿树叶仅仅能卖5元多钱。几天下来，我们平均每人能赚几十元钱的利润！其各自用来交自己的学费或者是班费及书本费什么的。我常常同高羽飞、彩云、国芳等几个人一组搂树叶子，大家都很开心地干活，也不觉着累；真正显示出我们农村小学生的身心健康来。

我们去过的大山都是有名字的。它们叫：东沟里、小北山、棺材沟、老马北沟、老闫南山。

20.

我们都是四年级的小学生了。就不像小学低年级时那么单纯地学习了。有时候就会发生争执的；爱搞点小派性什么的。正是由于这学期我们班换了男班主任，他的名字叫左青。据校长说：“他是考上‘师范’没读完就辍学了的社会青年，他还当过生产队长。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觉得他长着一头卷发，倒像是个外国人。他的个子在1.68米上下；属于短粗胖的体型。他一说话就嘻嘻笑出声音，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很浅薄的样子。

我们论辈分是叔﹑侄关系。可是，看起来，他很讨厌我。他一来就很欣赏国芳同学。所以，上数学或者语文课时，他提问国芳的次数频繁。而且，国芳根本答不上来。然后，他再提问我，我一一作答；准确无误。

从这一点上看，我非常地瞧不起他。

一次，我目睹左青老师在一节数学课上又提问国芳了。正在他们眉飞色舞地交流眼神时，我高声唱起了《白毛女》插曲：“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

左老师一听见我故意在课堂上唱歌，他把两只小眼睛瞪得像“镏馏”似的圆。恶狠狠地喝斥我说：“李杏，你给我站起来！”我说：“我不站。”

他走到我面前站住并对我同桌彩云说：“她由你负责！”

我说：“我也不是特务。”

他说：“你若是特务，早把你抓起来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得管制你！”

我说：“你好，为了娶媳妇把你妈气得直哭，大鼻滴一把一把地甩！”

他无言以对了，气得离开了教室。此时，也正赶上午休了。

我们都纷纷地离开了教室，回家吃饭去了。

在小伙伴们走在返回家的山路—“关门嘴”子时，我告诉彩云说：“你千万不要把我顶撞左老师的事儿告诉我的爸爸，他会用皮带抽死我的！”

彩云一边点头答应着，一边埋怨我说：“李杏，你性子太直，你得罪老师，他还不给你小鞋穿？”

我说：“我就看不惯男老师对女学生‘偏向’的行为。”

彩云说：“这回可好，下午开大会发言肯定把你‘刷下’”。

我说：“我不怕，我既然写出来了，他不叫我念，我也上台念。”

事实正如彩云所料，下午学校召开大会之前，左青老师悄悄地把国芳叫到一边，小声说：“下午只有你代表咱们班发言了，你可要争气呀！”

国芳说：“那李杏呢？”左青老师说：“你看她都到啥程度了，不能再惯着她了。”

他们的话音刚落，王校长走过来对左青老师说：“你们班的李杏同学来了吗？她得发言！”王校长的话震住了左青老师，他勉强地说：“是！”

之后，他让国芳告诉我在下午的大会上准备发言。最终，我达到了上台发言的目的。

从那以后，国芳与我疏远了，就是我们在一个小组学习时，她总会拉拢别人搞一些小动作孤立我。她还叫彩云不要理我，说我与老师的关系搞得僵，很不好。彩云把她说的话统统告诉了我，我开始更加仇恨国芳了。

彩云的爸爸是一位从部队复原专业的医务工作者，他在阿城镇卫生院工作。母亲是阿城街里人，在街道工作。他们家住在阿城一中附近的民宅里。由于彩云的父母亲工作都很忙，所以，他们暂时把大女儿寄养在她的奶奶家里；彩云与我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彩云经常鼓励我说：“你姐不也是当上了记工员和团支部书记了吗？你也应该好好地当好你的少先队大队文书，我永远站在你的一边的；你要不怕别人的嘀咕。”我点了点头。

从此，我更加倍地努力学习了。即便左青老师对我总是“找小脚”，我也根本没有放慢自己学习好的脚步。我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超前自学文化课，一边重读一遍课外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边写日记来倾诉自己心中的苦与痛！那时，我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出生在城市却长在农村，经历了妈妈的病，小弟的软骨病；姐姐的失学；我现在虽然是读小学四年级的小学生，可是，我的人生并不好过；但是，我要记住保尔柯察金的话：“‘人生应该是这样地度过，再回首往事的时候，没有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没有因为碌碌无闻而羞愧！’”！

有一次，左青老师在讲算术中的真分数.假分数和带分数题的时候，他讲了4/3，5/2，8/7算式；要求把它们变成代分数的式子。是我第一个举手回答正确这些问题的。尤其是那天有校长、主任听课。看得出来，左青老师不解地看着我。

他心想：“她怎么回答得这么快？莫非是她的姐姐事先给她讲过？” 但是，他很聪明，在领导面前他没有问我是怎么掌握的这类题的。

我也很平静地迎合了领导向我投来的赞许目光。

下课的铃声响起，大家都走出了教室，彩云拿起我的算术书一翻才知道，原来是我把整本书的习题都标上了得数。

这时，彩云不解的问：“李杏，那是你自己‘憋’出来的‘结果’吗？”

我点了点头说：“不是‘憋’出来的，是我自己试着演算出来的。”

从那以后，我的“文书”位置坐得很稳固。而且我更成了彩云的“小先生”了。

21．

我也正是在这阶段能够带着小弟青云上学了。他也很聪明，一到学校就当上了小班长。而每逢在业余时间里，他跟姐姐和我上山捡柴。

他八岁就能驾辕拉一车柴火。乐得妈妈说：“是小子就强取丫头。” 青云小弟能够驾辕拉车﹑捡柴火的事让妈妈喜出望外。

青天小弟经历了一年多的用药之后，慢慢地脱离了小木车的支撑，并自己蹅巴蹅巴地会走路了。

一次，他把两只手插在了背带裤子的挎兜里，重重地摔了个仰八叉。

妈妈心疼地揉了几下他的脑袋瓜儿说：“小青天，再不要把手插在裤兜里了，啊。你走路不稳，会摔坏脑子的。”

青天小弟掉了几滴眼泪疙瘩之后，又自己玩去了。我此时也可以腾出一点时间读自己喜欢的小说了。

我们学校的房子是紧靠北山修建的一栋土木结构的教室；我们班在最西头紧靠边儿的房间里就读。

每逢冬天来临之前，我们都要集体到山上捡柴火。并用车子把柴火运回来，用我们学生自带的锯和斧子把干柴“加工”成劈柴后，堆在我们教室的一个角落里。整个一个冬天，我们二十几个人，每人平均要值十多次日才能熬过冬天。

使我们这些小孩子有信心度过严冬的又一动力就是赵老师的到来。

他是从阿城街里调来的，他一调来就取代了左青老师的位置；左青又被调到三年级当班主任了。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常常要跟随老师去外地去“讲用”的。内容大多是学习了毛主席的哪一条语录取得的好成绩。而我们这个班要晚一年才能小学毕业，同下一届的师弟师妹们合并成一个班。

这样，我们由原来的28个人涨到40多个人。

在选班级干部时，我又一次当上了班干部——学习委员。

我在一个晚间参加学习小组学习的时候，发现到我们村里来搞农村“社教”运动的海军军官老关和地方的工作队队长老金等人在杨淑云家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

贫下中农代表成员只有三人：杨凤举、宋子枫和王林 。

到了第二天上午，他们在调查计划生育人口时，老金指着生产队墙上贴着的一张大红纸——“计划生育一览表”问：“怎么还有一个十八岁就结婚的女士？你们这村子也叫实行了晚婚和计划生育？”

生产队长孙文武的脸上急出了冷汗。他支支吾吾地回答不出准确答案。

妈妈却为他解了围。妈妈说：“那是一例特殊情况，那男孩子的妈妈是我的右邻居，几年前就死了。扔下一个‘跑腿子窝棚’，家里没有人做饭。所以，他们家里的‘大小子’娶了一个没有爹娘、又没办法跟跑腿子哥哥在同一屋檐下过日子的姑娘。

工作队员们听了妈妈的清晰解释之后，队长老金才点头越过了这个话题。

这时，孙队长笑盈盈地看着妈妈。心想：“老姑呀，我们可真没有白白地把你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呀！比我这个队长还聪明。”

妈妈经历了这次“救场”以后，进一步地赢得了工作队的信任和尊重；他们主动要求到我们家吃“派饭”。

22．

姐姐的记账员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团支部书记工作也开展得井井有条。

因为，她听妈妈说：“高小文化怎么了，也有机会考中专的，你三姨家的大姐不就是高小毕业考上继电器技校的吗？你也不能把文化扔了！”姐姐的努力也是想走出一亩三分地的。

我这时候常常带领赵老师家访，她说我记性好，会排辈份。

我知道，赵老师是外地人。但是，人很热心，对工作认真地负责。在班里选拔球队队员时，她推荐了我；我从此没有被大家冷落掉。

其实，别看我表面上很刚强，可我的内心是很想赶超别人的！

这次陪赵老师走访学生家庭，我们是要到李丽家去。李丽的大哥结婚了，找了一个本村子的姑娘。比李丽的大哥小了9岁，她穿着衣服正躺在炕上睡觉呢。她见我们去了，才起来。

通过赵老师跟李丽大哥的调侃之后，才使我真正了解到李丽的大哥是一位敢于承担起家庭责任的文化人。

在我们陪赵老师晚上去李丽家家访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了这对儿新人睡觉的“双人床”。仅仅铺着一床被子和一床褥子——他们指定是睡在一个被窝里的。我扭头要去另一间屋子待着，被李丽留了下来。

这时，赵老师坐在椅子上，李丽的大哥坐在炕沿儿上，我、李丽、国芳我们都坐在角落里的方凳上，听两位成年人谈话；李丽的嫂子出去了。

赵老师很有礼貌地问：“你们是本地人吗？ ”

“不是，我们是辽宁人。”李丽的大哥带着辽宁口音回答。

“那么，你们这一家人在这里居住得习惯吗？”赵老师瞪着两只小眼睛关心地问。

“还好，我们是扑奔我二姐婆家的亲戚来的。不瞒你说，我爸爸是日本翻译官，被劳教；现在跟我们不在一处。我带领一家八口人来到此地；如果不是我爸爸的‘历史问题’，我可能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在城里工作呢？”李丽的大哥直率地说。

“你们现在也挺好的，听说你的三妹在玉泉中学读书？”赵老师平静地问。

“是，我没有把书读到头，想让小妹有出息。”李丽的大哥回答说。

你的小妹李丽很聪明、伶俐的。我这次来主要了解一下李丽在家里的表现是怎样的？小学阶段合并班级后，她仍然是文娱委员。有时候，我们要开展活动，希望家里支持才好。”赵老师眯着小眼睛在说。

“我会的，李丽是我最小的一个妹妹；有些娇气的，希望我们一起教育好她”。他坚定地说。

这时，李丽的大哥才饶有兴趣地问：“请问赵老师您是哪人？”

“我是阿城人，阿城师范学校毕业的；是响应阿城教育委员会的号召支援农村教育的。”

赵老师发挥了他说话流利的特点，回答了对方的问话。当我们正在听他们聊得津津乐道时，只听赵老师叫我们说：“李杏，国芳，我们走吧。”

赵老师可能是为了不打搅李丽大哥小两口美丽的蜜月吧？赵老师带领我们走出了李丽家，来到了大街上。

在这些平淡的生活中，我的视野在开阔。我想：“李丽的父亲是日本翻译官啊，等他从‘笆篱子’出来，一定会教李丽学习日语的……”

本来，我们应该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可是，当我们与下一届的师弟师妹们合成一班时，我们就又在五年级“蹲”了一年，这可不是我们的“错”，是国家要改革小学五年制，中学二年制的举措所决定的。

这一回，我们班可要成为“大杂班”了，好比是“前一窝后一块儿”重新组合的大家庭。所以班委会也是重新组建的，刘大江是班长；我是学习委员兼少先大队文书，李丽还是文娱委员。

这样的班委会自然是大家选出来的。我从来不是老师捧出来的红人。是凭自己勤奋学习的劲儿，远远地把别人甩在了后头；才当上了学习委员的。

也是在这个阶段，我写了一篇散文诗——《妈妈》。被校方粘在了办公室的墙上。诗中写道：

“妈妈，您是我心中的太阳；

每当我遇到挫折时，您都会站在我的身旁倾听我哭诉和倾吐衷肠，给我指明前进的方向！

妈妈，您是我黑夜里的指路明灯，

每当我怕黑而不敢在黑夜里走路时，您告诉我说：“鬼怕活人，孩子，你就大胆地向前闯！”

妈妈，您是我绝望中的救星，

每当爸爸打我时，您都舍身保护着我，怕我受伤！

妈妈，您是我生命中的依托，

每当我长高一寸，‘里面’都凝聚着您的教诲和嘱托。”

现在读着这样的诗歌，好像是“糟粕”。

可是当时，赵老师问我说：“李杏，你是怎么写出来的？”

我说：“我欠妈妈的太多了，就写的呗。”

赵老师是学习语文的师范生，得到了他的赞赏之后，国芳在黑板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李杏是天才，我们班有一个天才！”

其实，她后来又是我的好朋友，所以，里面是没有讽刺意味的；只是我是承担不起“天才”二字。

不久，彩云转走了，她回到阿城——她父母的身边念书去了，

赵老师调回了阿城教书了；我们将上村级“戴帽”中学里读初中了。

23.

1969年，关门嘴子小学的发展前途已经被列入村党支部组织的议事日程。鉴于本地农民子弟一到小学毕业、就辍学的现象，村党支部领导班子成员开始研究筹办“戴帽中学”的事宜了。

在村党支部书记王恩泽的牵头下，物色到两位高中生担任这第一届新初一的正、副班主任。

1970年，在两位老师走马上任之时，也开了关门嘴子小学有初中班的历史先河。

这个初一班级，一共招收了25位（合并班级产生的）新生。我，李丽、国芳、高羽飞等十二位六年级的学生，还有我们下届的十一位五年级的学生；当然，也包括从上一届降级下来的孙晓丽和黄亚琼。

在我第一次见到黄亚琼时，我跟她打招呼说：“大学生怎么不在玉泉中学念了？”

她手扶她家里栅栏的木门框，吐了我一口唾沫，说：“呸，什么大学生，讽刺我呀？”

我说：“开玩笑的，你怎么用哑巴令骂人？”

她说：“我知道你学习好，好出风头。我不怕，我回来就是要跟你斗争的。”

我说：“你姐姐和我姐姐在一块干活儿，你爸爸是我们家的恩人，我不会和你一般见识。”

说完，我就走了。

黄亚琼是从镇玉泉中学降级回来的留级生。她能够加入这个班级，还是我向老师求情办理成功的。

当初，她的妈妈看到她辍学在家里，很是郁闷。就找到了我母亲，说出了她女儿没有伴儿一同走山路、上学了。就想回到“关门嘴子戴帽中学”来读书。我母亲因着两家人的关系好，她就让我跟班主任李老师说黄亚琼想插班的事情。

李老师听了我的详细介绍后，同意收留她插到我们班级。

黄亚琼一来，就显示出了她的非凡的“凝聚力”。

她长着一张小团脸，一对小圆眼睛，梳着两条小黄辫子。她的个子在1.40米左右，虽然不高、又很瘦；但她的小嘴很会说话﹑蛮有煽动性。她家里的人都怕她，班里的男女同学也有多数人顺服她的摆布。

她的学习成绩的确一般，但她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很懂得处世哲学；这从根本上赢得了一般人的信任和好感。

在新初一重新组建班委会时，江春阳是班长，我是学习委员兼少先队大队文书；李丽还是文艺委员；黄亚琼是副班长；付永生担任劳动委员。

这届班委会，自然是大家选出来的。

可自打黄亚琼插班以来，我的日子很不好过。

黄亚琼不但不感恩是我把她拉到班级里来的贵人，她正在导演一出“喜鹊强夺凤凰窝”的大戏。她为了让我束手就擒，加紧在背地里勾结李丽，说我的坏话。

一次，我在靠西大道三姨家的院子里玩时，李丽和黄亚琼并肩走着，我在帐子里蹲着玩，她俩没有看见我。

黄亚琼说：“她不就是个学习好吗？我们'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

李丽说：“以前她一见到我，就绕着走。现在你来了，我还怕她吗？”

黄亚琼说：“对，我们俩在一起，不怕她。”

李丽抬起头看着黄亚琼的眼睛说：“她以为，她总会是红人吗？”

黄亚琼一边摇头，一边继续说：“我在玉泉中学读了一年的初中，又回来了。一是，孙晓丽回来插班后，我就自己来回跑，没有意思。二是，我妈说我个子小，谁也看不出来我岁数大。你说呢？”

李丽会心地点了一下头，说：“是”。

她俩走在拐弯时，索性站在那里，说起了话。

李丽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来月经了，李杏还没有来呢。上个星期天上午，我和孙晓丽去河边洗衣时，李杏也去了。我在洗自己带月经的裤衩时，她问我洗的是什么？我说是给我三姐洗的裤衩，她才没有再问下去。”

“我不怕她问，她要是问我，我就说是自己的月经，她能咋地呀？”黄亚琼咬牙切齿地说。

听到这里，我真想抓住黄亚琼的衣领，质问她一声：“副班长还吐着吐沫背地里讲究别人的坏话。”

但我还是忍住了。我记得妈妈说过：“她不仁，我们不能不义。打狗还得看主人。你黄老姨夫两口子对咱们家不薄，不能跟他们的姑娘一般见识。”

妈妈的话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那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经常去她们家找她的姐姐黄亚芝上山检柴火。

有一次，我和姐姐去的太早了，他的爸妈还睡在一个被窝里，没有醒来。

像这种场合在我们家可是没有见过。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分着住的，他们怎么有的孩子，其实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所以，我把自己看见的事儿对妈妈说了。

妈妈告诉我说：“小孩子家家的，不要问大人的事情；人家两个大人感情好，就住在一个被窝里。”

现在看来，黄亚琼也取了她父母亲感情融洽的基因。很快，她与班长江春阳心心相印了。在一个班五个班委中，他们一伙就占了三个，剩下那个付永生迟早也会被俘虏。

果真不出我所料，江春阳听了黄亚琼的唆使后，常常拿交本子为由，找我的茬。

本来二十五号人都应该同一时间交本子，只有江春阳、黄亚琼他们俩隔一堂课再交作业。害得我又多跑一趟办公室，挨老师的批。

像这样的事发生很多次之后，我记得自己在一门副科作业本背面写道：“他们俩好像是两口子，在一起合计好了、整我的；都是馊主意。不按时交本子，害得我像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我被班主任李老师找到办公室。

李老师很严肃地对我说：“你为什么在你的作业本后面用拼音写骂人的话？”

我问：“谁说的？”

李老师说：“文老师在批改作业时看见的。”

我低下了头。我知道教我卫生科目的文老师是江春阳的亲舅妈，一定是她看见了我的“秘密”给捅出去的。

在同一时期，我的一首诗歌—《妈妈2》被贴在了班级墙上。

24.

黄亚琼家是坐地户，家里一共有七口人。父母和三个女孩、两个男孩。

父亲是车把式，母亲在家里抚养小孩子；姐姐在生产队里当妇女副队长；她在读初一。

恰巧，黄雅琼的姐姐跟我的姐姐是同龄人。我的姐姐虽然当团支部书记，可她不是脱产的官儿，在大部分时间里干农活时，她得听黄亚芝的指派。

农村妇女们做的农活常常是薅谷子、玉米地里的大草和间多余的禾苗。

有一次，亚芝指责姐姐李桃说：“你为什么把薅掉的大草没有带出青苗地，却扔在了垄台上？”

姐姐当初怎么解释大草不是她丢掉的，亚芝都不信。

姐姐情急之下，说：“大草若是我扔在垄台上的，我都是你生出来的。”

姐姐说的这一句话，气得亚芝背了气。

因为老唐太娘有经验，她把亚芝捋顺、平放在地垄沟。她一边掐人中，一边叫她的名字。大约有几十秒钟的时间，亚芝就睁开了眼睛。

她“啊”地吼叫一声，总算是缓醒过来了。

这位救亚芝脱离昏迷的老太太说：“我们干活的地边有‘坟茔’，她生气时，被鬼附了，没事。

但是，亚芝的家人却记了姐姐一个大仇疙瘩。

一方面，亚芝继续带领妇女们干各式各样的农活。另一方面，姐姐被抽调当了大队团总支书记，虽然也参加劳动，但少了许多。

姐姐不是打得亚芝背气，她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说出的话反而被别人曲解；也没有被大队党支部领导就此抓住小辫子说事儿。他们发现李桃是一个好苗子，她当过记账员，团支部书记和工作队员。

有时候，姐姐随村干部检查工作、一到村里的田间地头，钟大嫂就说：“你总不回村里干活，村民们不要你了。”

工作队长丛林笑笑说：“你们不要她，城市会要她的。”

他的这句开玩笑话，却成为祝福姐姐升迁的吉言。

25.

在初一第二学期选举班委会干部时，班主任李老师手里拿着白色的粉笔，他把候选人的名字一一地记在黑板上。他清楚地发现，没我的名字。便启发大家说：“再看看，我们班级还有没有被落下的'候选人’名字？”

这时，高羽飞站起身来，说：“我选李杏。”

班主任李老师迅速地把我的名字写在黑板上，然后他才垂下捏着白粉笔的右手。站在讲台前，声音洪亮地说：“现在我们开始举手表决。”

这次举手投票，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我想：“没有了彩云的助力，却有了黄亚琼一伙的围追堵截，我能胜选吗？”

几分钟后，有李老师在黑板上画的“正”字为依据，班委会的组成人员结果出来了。

我还是在其中，票数却没有高羽飞多。

在李老师留下班级干部分工负责的时候，我说：“老师，学习委员用不着选两个，就让高羽飞担任吧，我担任少先队的大队文书就够用了。李老师心想：“你都是初中生了，少先大队文书早晚也得交差的。”

李老师想到这里，挽留我说：“李杏，你是老学习委员，请你好好考虑后，再做决定吧！”

我坚定地说：“我想好了。”

李老师听了我认真的态度，他虽然不舍让班级的一员大将落选，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这样，我抽身脱离了初一下学期的班委会。

但不代表我没有失落感，我从那时起成了孤家寡人。

最倒霉的是老师把我跟黄亚琼分到了一张桌子，她用小刀在两个人坐的桌子上面刻了一道印儿，不许我过界，她毕露给我的凶相达到了极致。

黄亚琼似乎完全占据了主动，一是她凭着她是老户人家的后代身份，二是她似乎抓住了我的小辫子；因为我写过她跟班长是“两口子”的话。

虽然，我不在班级任职了，副班任潘老师还是想搞清楚我为什么不想在班级任职了的原因。

他背地里找李丽和她的同桌孙文琴了解情况。

孙文琴说：“李杏性格古怪、掉歪，不许别人指出她的缺点和不足。一说她个'不’字，她就不满意。”

副班主任潘子明老师说：“现在咱们班还是她学习最好。眼下，就要选举'五好’学生了，你们可要实事求是地投上自己真实的一票啊。”

李丽非常会随机应变，她说：“老师，我们听你的话，保证选尖子学生当'五好’学生。”

潘老师点点头，他从背包里拿出两本红皮子的日记本，分别给了李丽和孙文琴。

黄雅琼把精力都用在“搞臭李杏”上面了，她在班级的学习名次在五名左右。

农村戴帽中学的老师教我们的物理或者是从初二开始讲的化学课都是照本宣科，没有任何的实验，也没有任何的拓宽知识面这一说。我学习好是从课外书里面获得的知识也比较多。

我读的小说有一本《她为什么被杀》，看的电影是《秘密图纸》、《宁死不屈》……；我就是从这里面学习写作文，我从老师照本宣科中；取得了物理和化学的好成绩。这完全跟我在大城市长大、读小人书多也有关系。在我很小的时候，姐姐就拿着一个玻璃杯装满水，一张纸铺在玻璃杯的杯口处，再倒过来、做杯子里面的水不接触空气不洒落的实验。

从那时起，就引起我对学习科学知识的好奇心。

江春阳跟黄亚琼是正副班长的关系，他们也是好朋友；嘴上不承认他们是恋人；可形影不离的行为却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他们是一伙的。

江春阳学习很用功、拔尖子，他也很爱劳动。一回家总爱把一整棵干柴捞到他家门口、垫上一木头墩子，拿起小斧子就把一大棵柴禾劈成一堆小拌子。他跟父母﹑弟弟妹妹的关系也好。

自从黄亚琼看上他，他们很合得来。从打高羽飞当上学习委员，他们又多了一个同伙。我又少了一个从小就一起长大的男性小伙伴。即便高羽飞初二转到阿城街里去读书，学习委员也由江春阳兼任。

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正是李丽的亲大哥。他在我的期末通知书的鉴定上写着：“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并自觉改正错误。”

李老师这样的鉴定被装进我的高中档案。

不过，在眼下，他亲自提拔我当上了这个学期的五好学生。因为，老师的提名是最有功效的。这时候，黄亚琼看见我得到了一张大红奖状和一本红色皮子的日记本；她在桌子上用白粉笔写道：“五好学生”……我看见她用引号（“”）写的字，装作没有看见。

我的大队文书的职位，到了初二就交差了。

在没有团组织的学校里，我就是“一小白人”。

可也轻松，一心只读圣贤书。

人的一生就是命运在作祟，从打我遇到黄亚琼后，就没有得着好日子过；就好像一直活在她的阴影中。

我当时也没有得到家里人的心理干预与支持，从此折断了我一根领导才华的羽翼。

26.

我们学校在村大队部的附近，学生也都是来自三个自然屯。原先跟我住在一个村子里的国芳、高羽飞都被黄亚琼和班长江春阳团结了去。

我这时的朋友只有跟黄亚琼一起降级下来的的孙晓丽，石虎岭村的袁乐荣；月季屯的白淑霞。

记得，孙晓丽家在村子西头有三间草房，东屋只有她一人住。

于是，她把我、赵宏杰、贾淑兰叫去给她做伴。

我们住宿的方式就像是一个青年点宿舍。一到黑天，小行李卷

就放下来了，白天再把小行李卷叠起来。

我们几个女生在一起住时，行动都是一致的。先洗脚，再上炕睡觉。有的时候还聊一阵儿天。

我们聊天的内容从来不涉及班级的问题。只聊自家的亲属是干什么的。

孙晓丽的叔伯姑父就是我们镇的镇长。她也没有白白地夸奖她的姑父。孙晓丽在关门嘴子戴帽中学毕业以后，就被她的姑父介绍到镇上当了代理妇女主任，后来又转正成妇女主任了。

孙晓丽个子比我们都高，她说话总看着别人的眼睛；就好像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能够刺透人心肺腑似的。她跟我们在一起住宿的时候，她对我还很友好；她告诉我说：“做什么事不要抱着一条路跑到黑，要学会反复思考，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道路走。”

整个初中二年级的夜晚，我几乎都是在她家东屋炕头上度过的。

27.

我在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连我的亲表姐贾淑兰都孤立我时，一个家住在石虎岭的袁乐荣同学陪我走过了最难的时光。

我们在一起学习，她也很爱学习；就是被家务活拖累得总请事假。我们还到镇上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而且我们最多玩的地方就是家乡西山脚下那条河套。这条河从我们村的山根一直流到石虎岭的山根。一到冬天的时候，河水就冻成了冰。河的岸边和沟帮子，就可以捡到白化石。这种白化石能在土地上画出白印儿，我们管他叫“石金”，可以用它画格玩儿。

到了夏天，一过端午节，我们就会采河套边的野凤仙花，取红色的根部、用碗和擀面杖捣碎，掺点白矾就可以染红指甲。

袁乐荣把我带到她家里吃饭。桌子上面摆的虽然是粗茶淡饭，婆婆丁蘸鸡蛋酱。可我在这里感到温暖。袁乐荣有一个弟弟在上小学，她的父母个子不高，对我非常热情；我在黄亚琼那里失去的尊严，在这里全部都寻到。

28.

我初中时代的正、副班主任，对我都非常好。副班主任担任语文老师，他是阿城一中毕业的。他同时兼任化学课。在我卸任学习班委以后，他仍然鼓励我要继续参加女子篮球队，并且亲自发我一套粉色背心和白色裤衩及白色女式回力鞋。

我也不负众望，我的化学成绩次次排名第一，而且我们班的篮球队跟别的班比赛，也取得了胜利；里面也倾注着我的点滴汗水。

在我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我也即将在初中时代谢幕了。

29.

我们有九位同学升入高中就读。江春阳﹑李杏﹑付永春﹑李丽﹑国芳﹑白淑霞﹑江春旺﹑黄亚琼﹑田志英。

跟李丽同桌的孙文琴没有升学，跟我最好的袁乐荣没有升学；只有三分之一的农村学生被选拔到玉泉高中就读。

这次选拔不是镇上出题统考，而是本校任课老师自行出题。尤其政治考卷分数列入总分。

别人都到办公室﹑李老师那里打听着自己的分数了。我跟白淑霞是最后一拨去的办公室。

若不是我的政治分数被李老师批错，我的排名会稳居第一。为了我的不公平分数，我跟李老师第一次严肃了起来。

我问：“李老师，最后一道问答题几分？”

他说：“我得翻一下‘记分册’，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记分册”翻开﹑又快速从另一个抽屉里找到江春阳同学的卷子；说：“10分。”

我问：“李老师我的卷子怎么最后一道问答题只打1分？”

我心想：“这科成绩狠狠地拉低了我的名次，若不改过来，我可真要被黄亚琼追平了。再说，为什么我的答题那么完整，被他给压分了呢？不行，我们是听了老师标准答案的……我答的就是标准答案。”

想到这里，我急切要请老师按照标准答案重新批改我的政治卷子。

我说：“李老师，白淑霞在这里站着，你让她看看，我答的题有没有毛病？”

白淑霞也替我说：“李杏答题很准确，我们平时对题时；都以她的为标准。”

李老师重新从抽屉里的众多份政治卷子中，抽出了我的政治试卷。他用两只手捧起卷子，仔细认真地阅读一遍他批错的“问答题”后，轻轻地在“1”后面加一个“0”。又在总分中加“9”分，我的政治卷子是98分。

李老师给我更正分数的事情，只有白淑霞知道；我政治卷子的分数得到了修正；但我在班级的排名没有改变。这也是我在农村戴帽中学的困惑之一。

30.

我初中毕业﹑读高中前夕；姐姐的官职晋升到村党支部副书记了，这为她后来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打下了基础。

黄亚芝已经二十二岁了，她在妇女副队长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七﹑八年，直到1972年，她嫁到哈尔滨平房郊区；才算脱离了小队妇女副队长职务。

……我的命运虽然与我想象的适得其反，但是，我笃信文学是不朽的；她会让我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