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梦，转瞬即逝

1、

1974年暑假，我返回故乡上“上高家子村”务农。我刚刚回到村子里的时候，被妇女队长阎素之常常训斥。她说：“你二十多岁的人了，还分不清草和苗？”我说：“别人薅的好坏你不管，怎么专管我呢？”她说：“你刚出学校门就不服管，看看人家黄亚琼就是比你强。”我说：“那是因为你们看中她的叔叔是县官才捧着她。”

  这期间，我一直利用当地解放军支援农业刨冰、积肥和农民技术员制造“利民櫰耙”的好经验给县广播站和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投稿被录用，生产队长勉强让我当板报通讯员。但是，在上高家子村派人参加省级新闻培训班时，村干部却派了黄亚琼参加。但我仍然没有自暴自弃，我慢慢地学会了做农活，基本不挨村妇女队长阎素之的训斥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想：“别看我现在活得像马路边上的野草，被人踩跻，但我早晚要远走高飞……”

命运好像是捉弄人的魔法师，高亚琼越来越走运，她跟江春阳订婚了不说，还被聘当上了“关门嘴子小学”的民办教师。”

黄亚琼走后，我依然干农活，我倒不怎么羡慕她的小学老师称谓。我想：“她当小学老师有什么了不起，考大学时只能报考师范，不能报考别科。而我要报考文学专业。因此，我也会把自己从哈尔滨二婶家借来的理科书籍搞懂了；再把从老丁叔手里借的俄汉双语小说读透了，那样我才会从知识方面超过黄亚琼。”有了如此坚定的信念，我暂时把荣辱置之度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白天身着灰色上衣，头裹蓝色方巾，脸被春风吹的肤色黝黑，跟着老农妇点玉米种子。四个人一伙，老唐大娘刨坑、我点种（每个坑三粒种子）、男劳力老范抓肥、一个妇女孙嫂培坑，大家干得都很认真。在歇气儿时，大家可以凑伙儿打扑克，也可以在壕沟塝子采野芹菜回家炸熟包干粮馅子吃，我却不敢把书带到地头读（生怕别人说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是在“歇气儿”（休息片刻）时，跟别人挖野菜或者聊天。一旦干完活收工回家，我才在树根子底下看书。天黑了，我借助后窗子射出来的灯光，披着棉猴看书。妈妈常说：“看书没有用的，你的姐姐是在队里干活好，被选拔上的大学，你也要好好干活。”

妈妈的初衷是为二姑娘好，再说她也不知道在她说二姑娘后不到一年，1977年11月高考制度改革了。之前二十多天，姐姐才从大学打电话给我通知，要求我脱产学习，备战高考。我想向生产队长请假，妈妈却阻止说：“你也不知道磕碜，人家干活儿，你在家端书本。”后来，妈妈在姐姐的开导下她允许二姑娘请假备考了。爸爸在小岭打工，回来嘱咐我说：“李杏，我们李家祖坟也没有冒青烟、修大德，你是农村孩子知识底子薄，考个中专就行。”我从小鄙视爸爸把我们从山西太原城市带到乡下的错误决定，没有听他的劝勉。我便回怼父亲说：“我考就考个大的……”

1977年11月28日我参加了高考，初试三科打了178分，在黑龙江省总分165分就有参加第二轮高考复试的资格。我在12月25日的复试中，由于高中课程准备的不充分，没有过关。因此，被聘当上“关门嘴子戴帽中学”初中物理教师。本想以后再继续参加高考，结果被指控超龄，我才背负农民身份远嫁他乡。

2、

国芳是我的小学、初中同学。只是到高中时，她和我被分到不同的班级里。

毕业后，国芳没有在村子里干一天活儿，就嫁给一个当木匠的梁永生。住在阿城铁道北的郊区，家里有四间红砖瓦住房。她居住的郊区距离阿城纺织厂近便，一般新工人结婚都要到她居住的村子里租房子住。她把家里闲置的房子租出去两间。即便如此，1977年她的女儿出生后，她还是不甘心坐享其成，她要为孩子打江山。于是，她把孩子托付给婆婆带，自己在距离家不远处的阿城火车站对过开了一家“国芳发廊”。之前，她到哈尔滨跟一唐氏大姐学习烫发技术。她在当学徒期间，给刚满周岁的女儿断了奶。乘坐市郊火车从阿城至哈尔滨每天往返一次学习烫头、理发技术。

国芳很能吃辛苦，在学习理、烫发的日子里，她每天要伺候数十位顾客洗头发和帮助登记。唐大姐对她说：“国芳，理、烫发看起来很容易，要做好很难。你姐夫承包的这家大的理发店，是哈尔滨市N区最大的理发店之一，我们接待更多的是回头客。”国芳说：“唐大姐，我明白，我感觉在这里不仅学会了理、烫发技术，也学会了管理与经营的新理念。我这次到你这里来，是第二次取经了。第一次交学费报名参加培训班，没学到真本事。唐大姐只要把真经传给我，我会感激不尽。”“我会的，我们都是吃一口井水长大的村里人，你学成回去为家乡人服务，我脸也有光。”唐瑞勤大姐说。

唐瑞勤是在上高家子村当妇女主任来着，找一个比自己大十岁的哈尔滨理发师结了婚。正赶上80年代改革开放，她丈夫承包了一处大的理发店，也给她的就业开了方便之门。她是跟她的丈夫学会理、烫发的，进步很快，现在可以独当一面，也带徒弟了。国芳就是从师与她的第K个徒弟。

国芳学习一段时间后，正式开启了理发店，时间不长，每天人员都爆满。一天，她的店里来了一位阿城人民广播站的男播音员G，他让她给他理发。他说：“我听同事说你这里理发很新潮，就慕名而来了。”国芳在哈尔滨市学习理、烫发时，唐大姐亲自通过了她的理论与实践的考核，但在她自己面对“名人”找上门来时，心里还是没底。她说：“谢谢你的信任，我理得不一定合乎你的标准。”

“没关系，我不但今天相信你，以后我也会为你做广告。”G说。

可不是，国芳这次给G理发，非常成功。冷眼一瞅，G像电影明星苏有朋。

国芳的丈夫梁永生木匠也在大舅哥嫂的引荐下承包了很多阿城糖厂的工程。必定大舅哥在阿城糖厂当司机，大舅嫂是干部，有工程建设外包木工活计也是自然的事。在小两口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当口，他们筹划在城里买楼房，送女儿就近上学方便。这样，国芳的婆婆在平房不愿挪窝，她把妹妹国玲请来帮忙。说话时，时间已经来到1987年。这一天，我突然来到“国芳理发店”想“修理头发”。因为我心想：“要像刘三姐一样地去官府告状，也得有个女性的形象啊。”因此我第一次走进同学的烫、理发厅，国芳热情地招待了我。说：“同学中顶嘱你朴素”。我说：“若不是我丈夫挨村长掌箍，我也不会到这里修理头发……”

国芳听了我的叙述后，胸有成竹地说：“李杏，我给你出个主意，我们村有位杨志成叔叔在阿城县信访办上班，你找他试试。”我说：“以前我听说他的妈妈是我奶奶的表妹，如果人家不认识我咋办？”

“我告诉你就去他单位，你说你是他村子里的人就好使。”国芳说出来这话后，我忽然想起妈妈的格言：“没事，别找事，有事别怕事。”带着国芳同学的嘱托和妈妈教给我的处事哲学，来到了阿城县信访办；找到了杨志成。这位亲力亲为的杨叔叔对我说：“你把材料准备好，要实事求是，不要作假，我会把这件事情转给县公安局的。”我一听了这话，心里亮堂了些。在回家途中，我到双峰镇政府下车、找到了镇党委书记李松涛；说明了王东彦打人的事情。李书记说：“我会督促镇派出所所长张立哲把案子搞清楚，上交。”一个月之后，我丈夫被打的事情得到了合理解决；从此，我的一家也从阿城以南的农村渔场搬到了阿城以西的平岗郊区定居了。

3、新的挑战

我家搬到阿城纺织厂后身—平岗村后，开办起了个体新星幼儿园，改变了我跟土垰垃打交道的命运，但挑战也随之来了。

乍到这里时，除了租房子、建立幼儿园外，还要搞懂人际关系和适应新的环境。这跟我原来在农村七年的生活习惯格格不入，很不适应。一次，我从纺织厂后门走出来，朝着村里走时，被房东张老太说：“李杏，你是幼儿老师，不要一边走路一边嗑瓜子，那样会被别人耻笑的。”

我说：“大婶，在街上一边走路，一边吃东西的人，不是很正常吗？”

“他们是普通老百姓，你是幼儿老师，可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名声。”张老太说。

从那时起，我才认识到自己身份的转变，虽与科班老师相比有差别，但也要以老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从租房子开始办园，到自己买房子注册幼儿园走过了很多年的路程。这期间，我像是走出深山老林的侠客被同学关注。

我家位于阿城纺织厂后身的平岗村，一个600多平方米的院落，一座72平方米的园舍兼住房，两位幼儿教师，承载着个体幼教的责任与义务。那是一段美丽的时光，在其他作品中有记载。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叶，每到星期天就有城里高中同学来这里造访。王丽丽来时，我给她摘些西红柿和青椒蔬菜让她带回去烧菜用。我跟她聊天的时候，我说：“丽丽，你的人生像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生在城里、求学、上班、生子一路顺利，让我羡慕。”王丽丽说：“我还羡慕你呢，你有实体幼儿园赚钱，儿子学习又好，我还想麻烦你的儿子给我儿子补补课呢。再说，我们工厂改革，我还在待业。”

“行啊。你可以定个时间，我在跟我的儿子说说。”我说。

其实，在我心里多么渴慕别人的认可，必定我越过了受教育和入职的机会。好在我自学了英语大专课程和幼儿函授课程，赶上了国家出台政策允许办个体幼儿园，我才重新找回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且，我的儿子也有跟城里同学的孩子有同等的接受教育机会。不久，我的儿子武志成给王丽丽的儿子张建伟补了数学课。虽然，我来到阿城郊区有方方面面的挑战，但对于儿子的成长是相当有力。

4、

黄亚琼跟江春阳夫妻比翼齐飞。两口子一文一武，一个教学，一个辅助堂哥经营企业，而且儿女双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黄亚琼转正成为公办教师，她就会转到城里教书，那样就会一举两得。儿子有人带着在城里读书，她也会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再说，黄亚琼已经取得了阿城县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因为，在她教的毕业班里有33个学生全部升入初中。因此，她转正成为公办教师也是指日可待。不过，在农村小学教师转正名额里有论资排辈的先例。恰恰排在黄亚琼前边的是她的堂叔黄青。这人是阿城师范毕业生，由于年轻时有尿床病自动退学，在村子里当了几年的队长。后被农村小学聘用，他工作积极肯干，教学、科研屡屡成功，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教师骨干。面对强手和有着亲戚关系的人，黄亚琼毫不示弱。她搜集了堂叔黄青的入职资料和走访了有关证人，锁定了黄青教龄造假的证据。也就是说，黄青在当队长期间，被聘用当老师的，入职时间不足转正规定的年限，差也就差个把月。黄亚琼抓住了主要把柄，到县教育部门状告了堂叔黄青。黄亚琼本以为她做得巧妙，她会补上这个转正的肥缺。但事与愿违，即便黄青转正公办教师的资格被取消了，也没有轮到黄业琼头上。

黄青无法释怀“转正”被刷下的郁闷，心脏出了问题。他住进了医院，死在了医院。这件事情的发生，黄亚琼也不好受。她甚至还随学校领导去医院看过堂叔黄青生前的病体，但也于事无补。黄青的二儿子黄海波在春节期间对堂姐黄亚琼实行了报复。

黄亚琼家两间红砖瓦房，红砖墙里镶嵌着两扇大铁门，平时家里无人大门都锁着。可是，除夕家人就没有在黑天锁大门，黄海波就是趁着这机会，把准备好的一联小洋鞭，点燃后，扔进黄亚琼家的玻璃窗亮子上面，小羊鞭咯嘣咯嘣响个不停……一屋子人都惊慌失措，黄亚琼首先护住了小女儿和大儿子。亲戚怂恿江春阳报警，被黄亚琼制止了。她说：“这是家族事，我们会在内部解决。”

这个年，两家人都没有过好。

5、

我丈夫在阿城街西开了十八年的个体修鞋铺子。

记得乍来时，一支小木头箱子，里面放着剪子、锤子、刀子、锥子和各种型号的鞋钉……开始他不认识人，把修鞋工具放在涤纶厂水房子边上，一支马凳坐在屁股底下，等待修鞋顾客来问津。之前，他准备些小零钱，壹角壹角的纸币十张卷成一卷，贰角贰角的纸币准备五张卷成一卷，总共预备数卷。一块一块的零钱准备更多。用塑料口袋装好，准备在开工修鞋给顾客找零钱用。像这样准备零钱的功课，每天都做。当然，顾客不一定信任陌生人给他们修鞋。我丈夫就在修鞋箱子边上预备一个打气筒，如有人路过时需要，可以免费使用。一来二去熟人多了，就有人主动来修鞋了。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钉个鞋掌一两角钱（大鞋云子2角钱，小写云子1角钱），补一块补丁五角钱，换一个拉锁头两三角钱（有大小拉锁区别），粘一副胶皮掌才两三块钱，如有特殊高档鞋掌也不贵。我丈夫武爱农在修鞋的手艺上扬名出去后，他的生意红火起来，即便是小本买卖，每天也会有不俗的收入。这时，他开始把象棋从家里带到修鞋铺子。他自己若有闲空时，就自己与人对阵。如果他忙修鞋时，就有坐在他身边的棋友接手与别人对弈。你可别看一个修鞋匠，他脑瓜好使，不但会修鞋、下棋，还懂得社会交际。他不但交下了我儿子的各科老师，还被涤纶厂后勤领导批准，允许他把鞋箱子放在水房子里。冬天到了，武爱农更珍惜来之不易的修鞋基础。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前来这里修鞋的顾客，而且手艺高，修得也好。他每天晚间回家之前，都要数一遍零钱。并且把成毛成毛的纸币折成卷，便于好找零钱。他来到阿城龙涤厂修鞋不到一年，就有了修鞋的根基。由阿城龙涤厂后勤领导批准，给他们修鞋匠盖一排小单间。发钥匙那天，武爱农感觉要这辈子都在这里扎根了。别看他修鞋薄利多销，我们买了房子和院子，还有了后来我创办新星幼儿园和儿子读书的经济来源。

6、

我在开幼儿园期间，去阿城街里学习，恰巧遇见国芳回娘家。她告诉我说：“李杏，我嫁给了一位哈尔滨市道里区的老干部，因为我的结发丈夫梁永生因得胃癌去世了，我是带着一双儿女嫁过去的。”我沉默半晌，问：“你的‘国芳发廊’对给谁了？”她说：“我的‘国芳发廊’现在是我的妹妹在经营。”

我点了一下头。国芳还告诉我说：“在别人看来同学黄亚琼和江春阳是完美的一对夫妻，又有儿女一双，可黄亚琼患风湿性关节炎，辞职了。”

我说：“哎呀，可惜了。如果黄亚琼不生病，她可是我们中间吃皇粮的第一人。”

国芳说：“是的。人生如梦，转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