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用文学“述说”

有人羡慕别人的命运丰盛，殊不知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有定数的。我是一九五五年农历十一月十二日生的。来到北京后，孩子们给我过起了公立日期的生日。儿子也不知道圣人的出生日期是哪天，他爆蒙说：“妈妈，您是公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的。”我一听就明白了我为什么应该是文学批评家却成了农妇了。因为我跟耶稣是同一天生的。我就该是受苦的命，皈依基督后，才把苦视为甜。

一九七九年的夏天，在我最后一次到玉泉小镇去查阅自己的高考分数时，傻眼了。随后，我的身子就像是被“祥林嫂”的鬼魂给附了一样地说：“我完了，我完了……”而这样的坏消息，像火苗一样地窜到了我的耳朵里；我的耳朵翁翁地响起来了，眼前直冒金星；若不是外甥女蔡晓雯抓住我的手臂，恐怕我就浑身散架了。等我慢慢地冷静下来之后，便在外甥女蔡晓文的搀扶下，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十五里路踱回了家。从此，我大病一场，退出了“高考”的历史舞台，命运也一落千丈。

一、一九八零年二月，我高考超龄后，妈妈和姐姐做主为我定下一门亲事。我从一个农村戴帽中学的老师摇身一变，成了农民的妻子。

这样，我在70多岁的老公公的指导下，做饭、喂鸡、干所有的家务。我这时候想：“这里依山傍水吃大米和鱼方便，妈妈不是说人生就是为了能吃碗饭吗？”因此，我把家里的藏书除了留给小弟部分外，都被我背到老公公这里供他当抽烟纸用了。改革开放后，一位当过苏联大使馆外交官的老丁姨夫增给我的《俄华词典》、《汉俄词典》、俄文原版《母亲》等书籍都让我送给老公公当卷烟纸烧掉了。

一年之后，我的儿子出生了。而且他的存活历经了千回百转的艰辛，一位农村女赤脚医生李凤琴把他从死亡线上救回来。这样，在我心中重新燃起了一线希望—学习冷门知识，走出农村去城里生活，让孩子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像这样的目标一共走了7年才实现。在这其中，我一边在家协助丈夫做豆腐、喂猪、带孩子，一边读完了《广播函授英语》大专课程。为走向城市、择业奠定了基础。

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在阿城街西注册了一所“新星幼儿园”，一干就是十八年。当然，我对自己的身份，从来就没有满意过。但我从自己有了孩子后，对教育别人家的孩子也更加有信心了。不管怎样，我在同学的下岗、再就业中，也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估。我想：“他们曾经轰轰烈烈地入党、提干，也逃脱不了失业和再就业的命运。尽管他们有公益、退休金，我没有。我属于非农业户口的个体从业者，但我的收入很稳定。我因此也不必为自己的卑微身份抱怨命运苦和不公了。”这时期，我的个体幼儿园也面临挑战，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抗压能力了（如果当初我有这样的智慧，我会选择报考中师专业）。我采取了有效措施，提高了办园水平。硬、软件设施都逐渐地进行改造。我当时顶住了压力，配合警方把破坏我幼儿园（扔石头砸幼儿园玻璃）的歹徒抓获。通过了各项软、硬件指标的验收，取得了《幼儿园登记注册证》。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我搬到阿城街西的城乡结合处开办个体幼儿园，距离我高中时代的同学也近了。我的自卑性格也在慢慢蜕变，我变得有自信了。

我这时跟姐姐开始共同给父母拿一年的口粮，也有每月50元钱的零花钱。我充当姐姐跑腿学舌的炮筒子。姐姐对父亲很多做法不满意，包括他理财不轨，把好端端的生意搞砸了。记得父亲当时开了一个人参场，他也是当地有名的万元户。可他自己明明有经验经营，却雇一个混混为他管理人参场，自己参加赌博。不到B年把一个好端端的人参场搞倒闭了。

那时，我和姐姐都无权过问父亲的产业。记得父亲的人参场就在离家不远的西山。那里有一座红砖房，旁边还有一个小山泉。四围是用草甸子搭成的窝棚，窝棚的地下是种的一年、二年、三年……的人参，这些药材植物都生长在打成苗床子的细土里。父亲的人参场，雇了几个临时工，随时薅苗床子的草和种参、收参、摘参子。父亲在场时，他们干得火热，父亲不在场时，他们就不认真做了。尤其是父亲雇个混混为他管理人参场，把他的“大藏獒”给用猎枪打死了，还说是别人玩枪走火了。父亲仍然没有辞退他。不久，父亲的人参就陆续丢失了……父亲没有信当大工程师表哥赵斌的话，自己攒点过河钱。直到父亲死，都是几个儿女出钱赡养他。我作为父亲的二女儿实在是不幸。从小就想当文学家，却从来没有家长过问我，使我没有走好人生的最关键一步，沦为农妇。如果我当时若有像成人以后的主意，我的命运将会改写。

三十年后，我投奔儿子来到北京，在二零二一年十二月我落户北京。我相信，苦难是最好的老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被流放九年后，写出了流芳千古的传世之作-《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我也要点燃我的文学之火。把我的苦与痛用文学“述说”出来。给关心我的人（包括陪我看榜的外甥女-蔡晓文，她在哈尔滨工作。）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