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河

河不宽，就从我们村子西边两三里处流过。可是在我幼小的记忆里，从春到夏，河水却不小。

河的名字叫沣河，是从秦岭深处流出的蜿蜒于关中平原那种很普通的河流。那时的河堤两边，全是一抱多粗的树木，茂密的叶子在枝杈间垂落下来，遮天蔽日。

到了夏天，河堤是大人们的纳凉处，河床是娃娃们的天然游泳场。透过清亮清亮的水，能看见河底的小石头。游泳打闹口渴了，双手合在一起，掬起水来“咕嘟咕嘟”就灌下肚子。那水甜的，真是爽口如甘霖。

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一个个小毛孩光着上身，在霞光的映照下往回走。路上，常常会碰到背着一背篓柴火的二爷。虽然他的儿子在西安城里上班，可他总是一身黑色土布衣服，还打着补丁。

二爷驼着背弯着腰，慢腾腾地走在乡间土路上，嘴里哼唱着曾经教给我们的民谣：“九月里九重阳/哎 收呀收秋忙/谷子儿呀那个糜子儿呀/哎 铺呀铺上场……”当时只学会了几句，长大之后才知道，那是贺敬之先生写的《秋收》的歌词。当然，二爷的哼唱，不是现在这种流行音乐的唱法。他是清朝的秀才，一直都留着平头，两腮的胡须却是长长地垂到胸前，就像关公那一捧美髯。他哼唱的姿势颇有读诗诵典的感觉，摇头晃脑，眼睛微眯，如痴如醉的那种。如果有风，会胡须飘飞。

二爷的家和我家原先就是一个院子，后来在中间砌了一堵刚高过人头的小院墙。想说话的时候，两家人就隔着墙说；需要啥东西，也是伸手一递就能接得着。

到我上高中那年，二爷应该快八十岁了吧。他每次吃饭时，总是给他的房间摆放一张小方桌，除了自己吃的，还端来一套碗筷和饭菜，别人问他给谁摆放的，他口口声声说“给我儿摆的。我儿要回来咧。”

最初我还以为他说的儿子就是在西安城里工作的叔父，后来听父母说，在城里工作的是二爷的二儿子，他还有一个大儿子，在解放前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到台湾去了，几十年里杳无音信。

“可能是你二爷想你大咧。唉，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父亲摇着头，无奈地解释说。

也许是因为年龄大了，二爷变得有点疯癫。每顿饭给他大儿子准备的饭菜雷打不动，边摆放边自言自语地说着“我儿要回来咧”。什么搅团玉米糊糊面条饺子馒头，一顿也不能少。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节日，他也要郑重其事地摆放满满一桌好吃的，生怕把他的大儿子给忘了。中秋的月饼、石榴，春节的点心、糖果，什么也不落下。当然，好吃的最后还是让我们几个娃娃享用了。

二爷在背着背篓出门拾柴火的半道上，也是一遍遍“我儿要回来咧”地说给认识不认识的人。我们村的人知道原因见怪不怪，有时候也会有人像往常议论时说的那样逗他一下，“咋可能呢？你娃都走几十年咧。活着死咧都不知道呢。”那些陌生人听了，觉得他是个疯老汉，往往远远地走开，或者开几句玩笑之后不再理睬。

更多的时候，二爷则是背着背篓，一个人站在沣河东岸的河堤上，面向对岸呆呆地站着，拖着长长的后音说“我儿回来咧——”，好像他儿子就在河西看他一样。

他去沣河岸边呆立呼唤儿子，一年四季不断。在冬天风雪交加的时候，叔父婶娘们怕出意外，才硬是将他阻拦在家。

就这样喊了三四年后，二爷终因思儿心切，不幸辞世。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那“我儿要回来咧”的声声呼唤。

我当兵不久，听大哥来信说二爷的大儿子一家几口从台湾回来了。这时候正好距离二爷去世有大半年的时间。村里有的人因此觉得人和人之间有感应，叔父就是我二爷声声唤回来的。还有一些人唏嘘不已，感觉太遗憾，说要是二爷再能坚持一年半载，还就真能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了。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正常化，两岸亲人们的走动也慢慢频繁起来。二爷的两个儿子两家，也经常你来我往地走动。当然，随着通信事业的发达，电话、手机联络就更方便了。

但是我始终对二爷经常站在沣河河堤面向对岸呼唤“我儿要回来咧”的原因不明就里。后来有一次试探性地问在西安城里上班的叔父时，他解释说：“那是你二爷把沣河当台湾海峡了。”

把沣河当做台湾海峡了？

我终于明白，虽然沣河不宽，可是在二爷的心中，那就是比台湾海峡还宽还遥远的距离；如果他老人家等到了大儿子回来，甚至能等到祖国统一，那在他的心里，台湾海峡会不会变成村子西边窄窄的河流近在咫尺呢。

（原载2018.12.3《文化艺术报》。获得第三届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最美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