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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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今年在北京逗留一段时间后，发现报纸在北京人的生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与北京人的生活密不可分。
在北京，地铁里看报纸已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景，如果你乘坐地铁跟着溜几趟，就会发现一个车厢内总有近一半的乘客手里攥着张或大或小的报纸，翻过来倒过去地浏览。
你不能不对这些“读报族”刮目相看。无论车厢内人再多再拥挤，他们也能稳如泰山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报”。水平差点儿的一只手拉一个保险扣，老练的干脆两腿一叉不需任何依靠，就能站那儿聚精会神了。
对他们来说，也许需要考虑的仅仅是有一方立足之地便可。当然，大多数还是在座位上悠然自得地捧读。
如果看到这种情况，你完全不必像老师那样叫自己的学生注意阅读卫生，不能把报刊拿得太远或太近不能在车辆运行过程中读书看报，你也不必像大人担心自己的孩子视力会急剧下降而镶上厚厚的镜片。
这些似乎都属于“杞人忧天”!
你只能以欣赏的心情来感受这独具特色的风景，甚至挡不住其诱惑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在乘坐一号线地铁赶往公主坟站时，见随着人流涌入车厢的一位60多岁的长者和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从情形看是爷孙女俩。当坐过一站他们有了座位时，长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北京晚报》，熟练地从中缝一撕为二，然后递给女孩半张，两人各自看了起来。
向老者打问，他乐呵呵地一笑:“看报的习惯已有三四十年了，前些年挤公共汽车看，这些年地铁提供了更大的方便。”
其实不光在地铁上，就是在公共汽车上，在公园、广场、街边草坪上，时不时地都会看到捧读的身影。当然，这“读报族”中，也可能有一些是来京的外地人。
在八角村站，我和一位才下地铁正叠报纸的小伙儿闲聊得知，这位姓马的青工一周阅报量为5种30余张，每张按0.20元算，一个月24元，相当于一份周报的年度订报款数。他说一般人专订一种报纸的很少，这样就可根据需要自由选择。
正如这位小马所说，在北京不愁买不到好报刊。北京的书报摊的分布，使我想起了西安的小吃摊。虽然前者的密度没有后者大，可和在西安不愁找不到吃饭的地方一样，北京的报摊可真是星罗棋布于每一个大街小巷。十字口路、商场外、车站进出口、厕所门口......几乎是当你萌发想看报或是正适合于你看报的地方，不远处总能看到花花绿绿的报刊在风中向你招展。
报纸文化是最能体现出平民性的，我想没有哪家报纸的老
总只想自己的读者是聊聊无几的高官贵族，他们的眼睛瞅的是广泛的大众。从报摊的多少也能看出这一朴素的道理:买什么的多
了，卖什么的自然也不会少，这就是经济规律。北京“读报族”报摊的配合可谓是恰到好处。
当然，北京卖报人没有必要高扬着一叠报纸哼着什么“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老行家....”也不必像西安街头的小吃摊主们亮出高亢的嗓子唱出如雷贯耳的“葫芦头”“羊肉泡”之类的秦腔。京城卖报人大多有固定的地方，像样儿的如同邮局报刊亭的小房或帐篷，凑合的只需推个三轮支起报刊架找个装冰箱的大纸箱把人塞进去抵挡风沙就行。
民族学院门口附近一个报摊的主人老杨对记者说，自己退休5年来全干这营生了。虽说卖报赚不了大钱，可这不像做其它生意那样需要大本儿资金和冒风险，无论人们买什么不买什么，报纸总是稳定的，可以说是旱涝保收。再说看报人越来越多，所以一个月弄个二三百元钱不是大问题。
卖报人为读者送的是一个个五彩的世界，同时也是缤纷人生的延续。这其中除了一些离退休老人外，还有不少待业青年、停薪留职人员和在职职工，他们并不认为卖报是挣钱糊口，而认为是社会经济生活之必需。公主坟环形路东南角的一个报摊主打了个有趣的比方:如果没有了遍布北京城的大小报摊,京城人的生活就和前些年的报纸一样枯燥单调。
这位摊主的话并非没有道理。报刊品种和数量用“雨后春笋”来形容绝不过分。1993年全国报刊品种高达1750多种，扩版、改版、周末、月末等各种特刊，使报纸内容越来越精彩。作为中国报刊业发展窗口的北京报摊，同样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随便溜达到哪家报摊数数，平摆的竖挂的最少也在二三十种报纸以上。当然，这些种类也是报摊主人按照读者的胃口选购的。《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北京晚报》《现代人报》《购物指南》等报坛“大腕”是一定不能少的。
北京“读报族”也真有眼福，只要是他们喜欢看的报纸，几乎都能在报摊上买到。
报摊是一个窗口，读报人是一种风景。站在北京看这个窗口内的风景，会给人一种温馨一种享受，让人感受到京城人多姿多彩的生活中浓郁的文化味儿。也许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和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报纸将不再仅仅是人民群众业余消闲的一种调味品，而会成为须臾不可无的生活必需品。
（1993年11月3日《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