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夫妇与鲁迅

2021年10月15日，我与西咸新区宣传部和西咸新区作协联合举办的优秀作家培训学习团的成员，一起到浙江绍兴参观学习。第二天上午在鲁迅故居二楼展厅参观时，看到了墙上陈列着一张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照片，图片说明文字里写到，斯诺曾接受鲁迅先生的建议，编辑了介绍中国左翼作家作品的小说集《活的中国》。

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呢？

埃德加·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之后，对遍体鳞伤的中国心有担忧，特别是走访华北、东北、内蒙和江南等地之后，深感中国民不聊生，醒悟到自己必须自觉地对这种悲剧的原因进行深入的调查思考。从1929年起，他就开始关注红军在井冈山的斗争和蒋介石军队的围剿行动。

1931年海伦·福斯特来到中国后，两人一见钟情。当斯诺提出结婚时，做着作家梦的海伦却提出了23岁之前不结婚、不写出一部她的处女作不结婚、不出版第一步著作不结婚的条件。

斯诺瞄准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计划以此为创作内容写一部书。他好不容易搞到了一张去中华苏维埃访问的通行证，可是到关键时刻，帮助他联络的共产党线人却杳无音信，这令他很失望。当然那时候他不知道，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已经离开了井冈山，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另一个原因就是联络人对这位美国人对于红军的特别关注心有芥蒂，怕为党和红军的事业带来损失，就有意断绝了联系。

当然，斯诺并没有放弃他“访问红军、眼见为实”的计划，一直在努力寻找机会。

斯诺在新闻采访中逐渐接触到了一批中国文化的精英，其中就包括在中国首家英文杂志《天下》月刊担任编辑的姚莘农（笔名姚克）。为了让斯诺了解当时的风云变幻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姚莘农建议他阅读一些新文学作品。斯诺感觉到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中现代反抗精神和同情心的最初证据，也是要求最广泛公平的证据”，就产生了编译鲁迅短篇小说集的想法。

姚莘农虽然比鲁迅小二十几岁，却因深谙中国古典文学而成为鲁迅的知交好友。为了提高作品的编译质量，斯诺于1933年2月21日在姚莘农的陪同下与鲁迅会晤。

鲁迅的不凡气度使斯诺大开眼界，他在《鲁迅——白话大师》一文的开头就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初见情景:“鲁迅那双伟大的眼睛极其炽灼而感.....这是一双机敏、亲切、炯炯有神的眼睛，极富感情又卓具理智。这双眼睛似乎能洞察你的肺腑，所以，几乎在你提出问题，话音未落之前，鲁迅已经用从容不迫、很有气韵的声音回答了。"

斯诺原本只是想编译一本鲁迅一个人的短篇小说集，而鲁迅建议他同时关注一下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及其代表作。于是斯诺采纳鲁迅的建议，决定在《活的中国》第二部分收入一些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

在选择具体篇目时，斯诺希望选择那些“揭露性的，谴责性的，描述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以让读者看到真实的中国，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有时甚至能够看见它的灵魂。”

斯诺夫妇住在北京盔甲厂13号的住宅，当时成为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经常光临汇聚的地方。其中有位俞大卫的青年学生与共产党员有联系，斯诺夫妇知晓之后，就希望他穿针引线介绍他们去西北区采访。俞大卫听后表示返回天津向领导汇报再做决定。

据海伦·斯诺的忘年交、陕西斯诺研究中心发起人、著名翻译家安危先生讲，海伦曾经告诉他，斯诺给青年学生俞大卫去了几封信沟通之后，左等右等不见动静，他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想放弃采访。这时他的妻子海伦·斯诺却极力鼓动他一定要去西北旅行，并建议他去一趟上海，找宋庆龄帮忙。

斯诺从北平到上海去之前，专门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透露了自己的计划。斯诺去上海的一个原因，就是想看望鲁迅，以完成妻子交给他的一个任务：请鲁迅先生回答海伦提出来的关于新文学运动及其左翼作家、作品的23个问题（加上小问题一共38个），以便完成她正在为《活的中国》一书撰写的长篇论文《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1936年5月3日，斯诺由姚莘农陪同，在上海鲁迅的寓所再次与鲁迅进行了一次长谈，其间鲁迅表达了他对自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左翼文学创作队伍的一些看法。海伦后来写《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时，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这次会晤记录。这篇论文在小说集出版之前，还发表于伦敦的《今日生活与文学》杂志上。.

斯诺的上海之行，完成了妻子交给的这一任务。此后他们在北平盔甲厂13号的居所花费了4年多时间，编译确定了中国左翼作家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书稿。

在《活的中国》中，除了斯诺亲笔写的序言和正文24篇翻译作品，附录中还收入了海伦·福斯特·斯诺专门为此书撰写的长篇论文《现代中国文学运动》。

可以说斯诺能够顺利完成《活的中国》的编译，与海伦·斯诺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他写序时还尊称海伦为“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权威”。

《活的中国》第一部分为鲁讯作品，收有《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和《离婚》等 7 篇短篇作品。第二部分题名为”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共计收入 14 位作家的 17 篇作品，它们是:柔石的遗作《为奴隶的母亲》、茅盾的《白杀》和《泥泞》、丁玲的《水》和《消息》、巴金的《狗》、沈从文的《柏子》、孙席珍的《阿娥》、田军的《在“大连号”轮船上》和《第三支枪》、林语堂的《狗肉将军》、萧乾的《皈依》、郁达夫的《紫藤与茑萝》、张天翼的《移行》、郭沫若的《十字架》、佚名的《一部遗失了的日记片断》，以及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

这部小说集一经推出，就受到西方文艺界的热烈好评。纽约的雷纳尔一希区柯克出版社也于第二年在美国再版了此书。伦敦《英国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评论称:“我们能接触到的来自中国的书太稀少，因此，这部现代中国小说的译作具有历史性意义。此书的编者是生活在北京的美国记者斯诺先生，这就使它具有更加不同凡响的意义。斯诺先生为西方文明对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造成的深刻影响提供了强有力的解读，为文艺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做出了卓著贡献。”

《活的中国》的编译，也让斯诺夫妇与鲁迅之间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更加密切的交往。

1985年9月安危先生到美国康州讲学拜访海伦·斯诺时，海伦告诉他说，“决定我这一生道路的是一本书、两个人”。其中一本书就是她8岁时阅读的《绿野仙踪》，使她从小就立志要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当一名大作家。1931年8月，她带着孩提时代的梦来到了上海。

而决定她一生的那两个人，就是宋庆龄和鲁迅。“埃德加和我先后结实了宋庆龄和鲁迅，他们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他们使我俩明白如何去研究中国社会，怎样去认识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我们从宋庆龄和鲁迅身上发现了东方的魅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埃德加和我受宋庆龄和鲁迅的影响最大。我俩不谋而合，最初的计划极其相似，都想看一看中国就走，结果一呆下来，竟是十几个年头。”

斯诺夫妇在中国的十多年期间，同鲁迅有着频繁的交往。有时是专程拜访探讨问题，像去上海那次就是斯诺按照海伦的叮咛去讨论她的论文涉及的问题；有时是在公共场所或者私人聚会上匆匆而谈的，书信来往就更为频繁了。

1986年，安危先生在美国犹他州锡达城麦迪逊小镇海伦家中帮助她整理资料时，就意外发现了斯诺采访鲁迅的一份提问单、采访记录手稿和根据记录整理的谈话纪要原件。从斯诺根据记录整理的谈话纪要可以看出，单子中所列问题大多数都是海伦·斯诺提出的。问题单中有鲁迅对于中国现代诗歌和小说的分析，有对左翼作家排名及分类的分析，是很难得的了解鲁迅与左翼作家写作情况的资料，从中也能看出斯诺夫妇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关注。

《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续西行漫记》《活的中国》等一系列反映中国革命的作品，让全世界了解了延安和红军，了解了旧中国的真实状况，特别是海伦·斯诺提出的“工合运动”及其为之所做出的努力，倾注着斯诺夫妇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鲁迅先生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这几个外国人，就包括埃德加·斯诺和海伦·福斯特·斯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