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吧唧嘴”

别“吧唧嘴”

出生在北京的外孙女已五岁、外孙还只是三岁半的幼儿。这姐弟俩虽然年幼，但管的事却不少，且大多是文明礼貌方面的事。

一天午餐时，我这刚到京城照看外孙女外孙的姥爷，最核心的任务就是“伺候”他们吃饱吃好。一俟饭菜上桌，爷孙仨就举箸“开吃”了。我刚往嘴里扒拉了一口饭，或许是饿了，入口的饭多了。刚咀嚼了几下，只听得三岁半的外孙奶声奶气地一句断喝：“别‘吧唧嘴’”；说时迟那时快，五岁的外孙女也开口为弟弟帮腔说：“‘吧唧嘴’不文雅！”这一左一右俩娃，面对我这姥爷如此“没大没小”的斥责，绝对是我年逾古稀之后的第一回。但俩娃话在理上，已经犯错的姥爷一无“招架之功”、二无“还嘴之力”。即时愣怔在饭桌上，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瞬间恍过神来后，既是真情赞许，又为遮掩自己猝不及防的尴尬。于是在不出声地嚼咽下那口饭后，面露笑容地表扬俩娃道：“说得对！说得对！姥爷吃饭不可以‘吧唧嘴’”。到了这时候，他们姐弟俩对我这个姥爷的“教育”还没完。外孙女一脸严肃地说：“吃饭时要把嘴巴闭起来，因为嘴巴张开了就会有声音了。”边说还边闭着嘴为姥爷做了个示范。那时那刻，我不能不服气。于是问道：“这是谁教你们的？”几乎在同一个分秒时间中，姐弟俩异口同声地回答了两个字：“妈妈”！

于是，此时我内心感慨于一代强于一代，江水奔流，前后相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举头看俩娃，低头思故乡。自己故乡是远离京城似有“十千八百里”的闽西梅花山边的一座山城，古时是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出生时因为家贫，童年时代就与饥饿相随。记得有一天，疼爱我的母亲暗地里塞给我几粒花生米。我机灵地避开几个兄弟姐妹的耳目，躲在离家不远的一块菜地里刻意吧唧了约有半个时辰；少年时又时运不济，遇上自然灾害，吃饱饭就成了一种奢望。有一个月的月尾，配给的粮食已告罄，米缸里再也抓不出米来了。母亲只好去乡下亲戚家讨要了两升米糠，给儿女们做糠团。那米糠原本就精细，又加进了几汤匙红糖，口感好。一家九口，除了几位长辈，个个都吧唧着嘴吃。在那个年代，吧唧嘴吃饭，没有人觉得不正常。特别是有粥喝的时候，一桌子人呼呼啦啦地，在饥饿的年月，那声音仿佛是别一种音乐，听起来很过瘾。有一年除夕吃年夜饭，上桌前要先供奉祖先。一番礼数后，一家老少大小围坐在一张大饭桌上，母亲扬起一张笑脸：年三十夜，万事大吉，过年开席。话音刚落，满桌吧唧声，年味的氛围似乎就在放肆的吧唧声中浓郁起来了。

没承想，在穷日子里养成的不良习惯竟成了自然。后来，无论是上学了还是参加工作了，在文明的福州城耳濡目染，也就文文雅了许多。后来一大把年纪从岗位上退休了，于是“自由主义”又有所抬头。饭菜入口了，稍不留神，就会制造出吧唧声。女儿因为在京城一所大学里教学，面对学生必须身正为范，吃饭别吧唧嘴之类的文明礼貌，在教书育人中是无须言语说教的。面对学生可以无声胜有声，教育儿女也就高人指路，“一句顶一万句”了。已经积习成常的外孙女外孙，岂能容忍姥爷的坏习惯？

有一天外出，我打了辆的士，遇上了一位豪爽的东北籍师傅。在侃大山中，才知道东北人、特别是东北农村为了表示热情好客，会把酒菜开席说成“开造”。既有“开吃”的意思，又有希望客人能够毫不矜持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是东北人的待客之道。于是我问：“可以吧唧嘴吗”？师傅回答说：“吧唧呀！开造时往炕上一坐，一屋子吧唧声，热闹呢”。虽然我在的士师傅那里找到点可以吧唧嘴的理由，但当天晚上吃饭时，一想到外孙女外孙的警告，还是严控自己，尽可能地闭着嘴吃饭嚼菜。记得《三字经》中有“习礼仪”之嘱，孙辈都能做到的事，自己为什么不能？姥爷虽老，但仍然应当活到老学到老，不能与孙辈“习相远”。倘若抱残守缺，那只是愚昧和衰老的标识，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特殊的“代价”往小里说要被孙辈讨厌甚至嫌弃；从大处看，还有被社会和时代所淘汰的风险。

小事不“小”，就从“别吧唧嘴”开始，但凡与良好礼数相悖的，还是认真改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