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爱如山眷顾无言

师爱如山眷顾无言

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孙绍振先生今岁已届“米寿”，当2024年的阳光普照天地之时，祝福孙先生福寿绵延、松柏齐肩之声响在八方四面，如诗如画亦如歌！

孙先生之所以广受弟子们爱戴，缘于孙先生无私地博爱于他的弟子，得其德泽的弟子们同声高唱《师爱如山》之歌。

北京大学有一位知名的博士生导师，就是在孙先生识才爱才育才的大爱与无私助力之下，得以一步步走向“领军后现代”高端人才之峰。孙先生在一篇有关描写这位学生的文章中，第一句就如此欢呼道：他终于被北大中文系成功引进了……在这句话中的“终于”两个字，蕴涵着他自己与这位学生之间所付出艰辛与努力的感叹之声。面对这位学生的成功，孙先生并没有述说自己曾经怎样培养他的过程，而是直接把这个成功移位到学生身上。言道：这是肯定了他在学术成就方面已经到了某种高度的一个标志，他始终不渝地攀登着生命的高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这位学生在福建师大中文系攻读文艺理论硕士学位时，并不是孙先生带领的研究生。按常理说，无须过于用心。但孙先生已经发现了这位学生周身洋溢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才气，于是很自然地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由于这位学生在学期间又不断挑战自我，不断写出很有点惊世骇俗的文章、从中可见他学问的厚度。

这位学生由于天生的不安分，思考力和想象力都过剩，在迅速结束初入学的拘谨阶段以后，就放心大胆地活跃了起来。其表现在相当广泛地参与校内外的各种放飞思想的活动，且在各式各样的集会上发表高论。他不但口才了得，交际能力也不一般，曾经在一个大学生的演说竞赛中获得第一名就是例证，这种能力理所当然地让他在校内外成为活跃分子。口才与交际能力的发挥，很快在校园内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众人的注目礼中，使他感到快意，也让他表现出一种自我过瘾的潇洒。思想在驰骋，高论在持续，名气也就往高处走。惜才爱才的孙先生一眼就看出其不但是位可造之才，而且还看出将来是堪当大任的人。

当有人议论此人有“夸夸其谈”之嫌的时候，孙先生却再次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位很有特点的研究生，人才难得。孙先生作为名师，当然有不凡的能力识别文章的水准与特点。后来，常有看到这位学生已经发表出来、或有待发表的文章，更是欣赏其不俗的表述方式。面对他不断在报刊上露脸的、独具匠心的文章，孙先生曾经如此感叹：“如此有深度的文章，那的确不是一般的研究生，甚至是当时已经是教授的人能够写得出来的……”

尽管对这位学生才学的不断被孙先生肯定，但为其能持续成长，仍然严以待之。有一天，学生面呈一篇对中国传统思想模式批判的论文。孙先生阅后，并不满意文章的逻辑结构，按自己的主见提了一些意见与建议，不知这位学生事后有没有谨遵师嘱。不久，此文不仅在有关报刊发表，而且还被《新华文摘》转载了。众所周知，能够被此大刊转载的文章，必须是既要有高度、又要有精深思想的。由于孙先生学问之深厚不可动摇，也就有勇气自谦，当时就怀疑自己对此位才子的文章评估是否有些保守？孙先生说：“后来不断发生的事实证明，对他估计的不足，不仅表现在学术研究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另一些方面。这个“另一方面”，就是口头表达的不凡能力。”

他这种能力在什么地方体现呢？那就是孙先生与这位学生时常神侃的时候。每每在谈天说地时，孙先生发现他总是口若悬河，在滔滔不绝的话语中，不断涌现出新异的语言，而且还层出不穷。每逢他眉飞色舞之时，就会让孙先生想起新文学史上一位前驱对胡秋原的描述：“眼花缭乱”。他的语速之快，有时竟然跟不上思想。孙先生在“自认”、还是“公论”都享有快嘴名嘴之誉，但面对该生时，居然也得耐着性子，在恰到好处时故意停下来，欣赏他忘情纵情的良好神态。

孙先生这种感觉，就给急需机会的学生提供了一个人无他有的机会，也就有了一个不是故事的“故事”。

有一次，中文系的学生头领来恭请孙先生做个讲座，面对学生总是宽容的孙先生答应了。或是那个时间段事冗，也就没有做系统的演讲稿准备。巧的是正好那位很有才气的学生在场，于是灵机一动地随口说道：“那就让他和我一起讲吧，我可以精彩地开个头，由他主讲。”面对老师给予的机会，这位学生很有点受宠若惊，当然俯首听命。到了那天，举办讲座的梯形教室里坐满了红男绿女，就连过道上也似有水泄不通之“患”。当孙先生和他肩并肩地走进教室时，现场的掌声就如同台湾一位诗人所说的：如四起的鸽群。场上饱和的热情对于一个演说内行来说是难得的好时机，听众和演讲者都会有一种心领神会的交流，哪怕是一举手，一投足，甚至一个口误，都会引起热烈的欢笑和掌声。开讲时，或许受到时时翻卷起掌声之浪潮的鼓舞，孙先生也就信口发挥起来。历来载有演讲大师之誉的孙先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地讲了近一个钟头。大概是演讲时“如痴如醉”，演讲后又毫无愧色地在讲台上长时间地享受着掌声，竟然忘记了那位学生的存在。还好一回头发现了，竟然不无困惑地看看他：“嗯，你怎么还没有走?”就在要发生尴尬的那一刻，孙先生倏忽间想起了自己的承诺。于是就慨然地把剩下的时间完全留给了在现场技痒难忍，等得心急火燎的候补演讲学生。他开讲以后，从激起的掌声和欢笑中，孙先生又从中觉察到他在现场瞬时反应的机敏，不能不让自己刮目相看。原来，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才子，也是一个相当称职的演说家！

对于一个有思想又有良好口头表达力的人来说，孙先生不能不觉得福州思想空间毕竟比较狭小，这位学生应该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到了快毕业的那年，能够不断扩展视野的学生，已经“游窜”到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宿舍里去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孙先生欣慰不已。

虽然这位学生常常有着旁若无人、我行我素的勇气，但在孙先生的记忆中，也有一次例外。

在一次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的前夕，这位学生耳闻从外校来的答辩主席和一位权威教授，有议论说自己的论文让他们看不懂。这无异于是提前宣判了“死刑”，但是，留下了一块可以“挽救”的余地，那就是“要听孙先生的公论”。其实，那时的孙先生对于他文章中不乏在当时称之为“前卫”的术语，也只能从感觉上去理解。有些语句，也只能说是一知半解，甚至也可以如此声明：“看不懂”。但是凭直觉就能感到这位学生是有才气和胆识的，这种人才并不多见。当然，凭良心说，不想妄自菲薄的孙先生说：这和他当年的文风多少有些生涩，对于西方文论还不能自由驾驭是相关联的。但是，在当时，具有前卫性的知识结构而文风不生涩的文章和写这样文章的学生，到哪里去找呢？如此才华超众的学子，倘若被一句“看不懂”搁置于一个角落，岂不可惜？！于是孙先生几乎要“拍着胸脯”地告诉他：不管谁谁谁怎么说，我孙某都会庄严地、理直气壮地宣告：我不但看得懂，而且在我的著作《论变异》中还引用了他精彩的论点。

孙先生之所以敢于如此发声，并不是有意要降低学术与道德层面的水准。而是作为一个曾经为朦胧诗“看不懂”而辩护的人，常常会禁不住对于自己不能充分理解的理论有一种神往。而且痛切地意识到在福建这个人才并不多的地方，自己有一种保护人才，包括保护有毛病、有缺点、不成熟的人才、甚至是“怪才”的使命。这是一种为师为友的责任和担当，不容推卸！要不然，真正能够开拓局面、前行于未来的人才，怎样才能够脱颖而出呢？

那天的答辩不算太顺利，有提问者提出了什么叫做“结构”。考生回答是撰写《发生认识论导论》的瑞士人皮亚杰的那一套，而一般人所理解的是贝塔郎菲的《一般系统论》中的要素、结构、功能的观念。但可以惊喜的是，在答辩位置上的考生和自己配合得很好，一问一答甚为严谨。加上主持答辩的先生是位忠厚的长者，看见这对师生类似舞台上二人转那般的一唱一和，而颇感兴趣。考生或许因为有自己老师的支撑，也发挥得恰到好处，毫不动摇地口若悬河。考官们也就无心恋战，高抬贵手，放他过关了。

根据以上所言，有底气这样说：倘若没有孙先生这位现代“伯乐”在关键时刻，毫不迟疑地迸发出含金量奇高的“关键词”，这位学生或许还在研究生之路上“逗留”。也就难以在后来出现较高水平的数百篇论文和二十多部后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等专著。缺失了这个基础，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文艺理论界少了这位领军人，无论对于国家、对于学术界，亦或是对于他本人，不也就是不应该有的损失么？！

中国近现代文教界代表人物、教育大家蔡元培所言：“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孙先生不但记得深切，且不断付诸于实践。

再说说有位出生于闽西山区的学生，历经小学、中学的苦读，终于翻山越岭地来到了省城，就读了福建师大中文系。在学期间，不但让孙先生发现了他与众不同的勤奋，且还洞察出他在某些方面的天赋。临近毕业那年的一天，孙先生让他旁听一个会议，会后指示他写篇会议纪要。写出来后，孙先生发现该生此篇不但条理分明、且字迹清晰工整的“纪要”相当精彩，孙先生边看边击掌叫好。当时，该生压根不知道此篇小小的纪要，会给自己的人生之路转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大方向，开启了一扇可以看到学术峰峦的光明之窗。

打自看了那篇会议纪要之后，从来都是器重学生真才实学的孙先生，暗暗下了一个决心：要让这个这位可塑之才留校当助教。但那年头的孙先生，虽然学问的锋芒已有所显露，却远未达到“如雷贯耳”的地步，想把这位学生留在自己身边当助教的愿望能不能实现，胜卷并未在握。

意愿是表达出去了，且从教研组上升到中文系，层层传递上报。果不其然，系里说已另有人选，留校名额无法增加。由于当时没有考虑该生留校，学校组织部门也就早早把这学生的档案材料寄到了他家乡的教育局。那时对于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的去向曾经有这么句话：“从那来回到哪去”。虽然他本人也没有特别复杂的想法，不敢奢望留校一类的“美梦”。以为自己笃定回家乡某中学任教的这位毕业生，根本不知道孙先生竟然一直在为自己的去向艰辛地奔走。

毕业生的档案材料被寄走了，此位学生留校的希望就变得十分渺茫，争取的步伐迈出每一步都会有相当的难度。但以留住人才为重的孙先生，并未因此打退堂鼓，而是继续以理据争。言道：自己所在教研组严重缺乏师资，而系里所定人选的走向是并不缺教师的教研组。无论是中文系还是学校，在毕业生留校这一议题上，理应在重视毕业生真才实学的基础上予以“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所说虽然句句在理，但由于那时候的孙先生，无职无衔也就无权。世人都说“人微言轻”，原本就这句话，是足以让孙先生知难而退的。但孙先生深刻地认识到倘若施予一番培养造就，这个毕业生是可以成为大才的。倘若不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使用，昧着良心把他放回乡下去，充其量只是在山区多了一个乡镇中学教师。但如果任人唯才是举，就很有可能让国家教育界多出一名学识不浅的教授，为学术界注入一股新的活力，何其之幸？！

已站在谁去谁留十字路口上的孙先生，以知人善任又敢于担当的雄心决定豁出去。怎么“豁”呢？既为人才着想、又为学校的写作教学着想，往大了说还为教育事业着想的孙先生理直气壮地声明：倘若不尊重他如此正确的意见，那么他就罢课。此言一出，无论教研组还是中文系，举座皆惊。

但由于很有个性的孙先生话在理上，谁能奈何？！于是，从中又阴错阳差地多出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情节”。当轮到孙先生上课的那一天，系里担心这个孙先生会“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地罢起课来，倘若真的出现了这种“恶果”，也是一桩相当尴尬的事，于是暗中派人前往孙先生教学的所在教室探听虚实。这位可爱的“探子”遵命来到中文系的教学楼，又来到孙先生通常上课的教室。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孙大先生上课的教室竟然空空如也。于是，在不无紧张中向系里如实禀报。原本心里就不踏实的“头头脑脑”们，一听孙先生口中的“罢课”说话算数地已成为了现实，大事当然不好。为了平息事态的发展，有关孙先生让这位毕业生留校的议题，又不得不被系里空前地重视起来。

由此，是这位毕业生留校呢还是另有他人留校的议题，再次摆在了桌面上。会议上的争论不无激烈。在僵持不下的情势下，还是一位系领导明智，提议用原始的办法投票表决。果然奏效，投票的结果是孙先生提议让这位毕业生留校的意见胜出。

其实，孙先生压根就没有罢课，只是临时调换了一个教室上课。但这个有着戏剧性的巧合，很有点鬼使神差地推动了这位毕业生留校的进程。于是，学校组织部门火速从闽西某县教育局把这位毕业生的档案材料给“追”了回来。已打点行装随时准备“从那来回到哪去”的毕业生由于“福星高照”，几近是在回家乡的“半路上”，让他“向后转”地回到了学府。留了校也在留在了省会城市，奋发图强的平台由此“架”高了几级台阶。

留校了，在孙先生等师辈们的引领下，这位学生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在教学与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由于留校了起点就高，又有孙先生等名师的提携和自身的努力，这位学生从一个普通助教越过了讲师这个环节，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据说是当时福建省最年轻的一位副教授。不久又从副教授的位置上坐上了教授的“交椅”。

虽然“步步高升”，但学无止境，进一步深造不但是这位学生本人的盼待，也成了孙先生的期望。为了能让这种期望成为现实，孙先生在脑海中鼓涌起“人脉资源”之浪。北大不仅是自己人脉资源相当丰富的母校，又是中国一流的学府。方向确定之后，孙先生就启动了人脉资源的“闸门”。一番书信、电话来往，北大之门就朝着这位学生洞开了。于是，这位学生就北上大踏步迈进北大学府之门进修。

进修之后，这位学生或许又积累了更多的能量，迎来了人生转折点的最佳时期。得以走出福建师大的校门，跃上了首都北京，成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不久就担任了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同时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客座研究员、香港岭南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不仅为博士生、硕士生各开设专业课外，还为本科生开设专业基础课、选修课等，成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与文学评论家。同时他还是教育部国家规划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及配套参考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的主要参编者,长时期主编《中国诗歌年选》……

完全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孙先生的慧眼，以及对造就人才“顶风冒雨”的坚守，特别是怀有为国家教育事业珍惜人才的情怀，就不会有这位学生的今天。当然也难以产生那么多有独到之处和见解的学术著述，成为教育界、学术界的一位“大拿”。为自己国家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的同时，也在国外为自己的国家争得了光彩。

数十年过去了，已经成名成家的这位学生，只知道毕业那年，自己的档案材料曾经一度告别了师大，回到了家乡。但不明白为何又峰回路转，档案如蝶一般地“飞”回来了。特别是有关孙先生为自己留校四处奔走、甚至还有“罢课”的勇气，半点不知情。直至近年才在一次与老师相聚的时日里，于漫无边际的闲聊中，才知道当年在自己留校与否的过程中，竟然还有这么一桩让自己感动莫名的“历史事件”。

对人才培养方面总是眷顾无言的先生，其功已深、其德无价。

为了证明孙先生的培养和造就学生的真实性与广泛性，还要举例另外一种类型学生的事例，从中可得出孙先生在培养有才能又有前途学生方向上的锲而不舍。

有一位学生在第一次做作业时，孙先生就看出此位学生的才气不凡。为何？因为他虽然年纪不大，且清瘦得有点苍白，居然把人性描写得很有一点阴冷，就连亲子之间都有一些叫人心灵颤惊的自私。他对于生活，给人的感觉是“有个人化和私有化的感觉”。在孙先生眼中，这就是才气。而大多稀有的才子，大抵都有一点怪，也就不为世俗所容。也正因为这样，伯乐才比千里马更为难得。孙先生一直自谦说自己不是什么天才，但有眼力发现天才。用心培养一个比自己更有出息的大才，甘当伯乐，让自己这一辈子立点功德。

孙先生回忆，当这位学生毕业的时候，因为是个人才，舍不得把放到社会上去。于是，自己是特别关照了的。专事建议校方有关系科把他留下来当助教，作为有望为我们学校(其实也包括孙先生自己)增光的苗子加以培养。有关方面高度尊重孙先生的建议，不几日便通知该生去考外语。谁都知道这种考试是走过场的，但由于他的外语特别不行，以为是在故意为难他，气得当场拿起墨水瓶子一扔，就哗啦啦砸碎了一扇玻璃门。他这个让人人都为之意外的行为，当然也让孙先生既遗憾又恼怒。用孙先生不无幽默的话说，叫：气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其结果是被学校记了一大过，留校一说付诸东流。

当他被分配到福州市郊区的一所中学任教后，“吃”上了粉笔灰。但他的特殊性格和特殊才智，总是让有着菩萨心肠的孙先生萦绕于心，无法释怀。为了不埋没这个人才，孙先生又向《福建文学》陪了一副笑脸，把他介绍后并一番推荐其小说文稿。编辑部的编者很给面子，审阅后觉得不错，但必须修改提炼。于是就给了他一个美差：到一个风景区去修改稿子。但他又不守规矩，把对衫的下摆打成一个英雄结，和哪位“豪杰”打了一架。其结果当然可以想见，以失败收场，让孙绍振对他恩宠没能开花结果。

但不乏才智的他，或许觉得愧对孙先生的倾心栽培，试着改变自己。过了些日子，他又找上门来，说是现在经过生活的磨炼，已经变得很正统了，极希望孙先生能帮他转调另一所学校。这时的孙先生虽然觉得该生比较顽劣，但毕竟是个可造之才，想想也就答应了。说有一所中专学校正好有自己的一个调皮鬼学生，改邪归正了，也和他一样变得正统，那时还在那座学校当上一个教务主任之类的官。都是调皮鬼，或许都能“改邪归正”，他们在一起工作可能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负负得正嘛。这调皮鬼自然喜之不尽，连声说非常期待。

孙先生闻知也颇为欣慰，马上一番努力地联系沟通。但是不知为何，等了许多天，这个调皮鬼竟没有再来找自己落实此事。直到相当长一段时间后，那个在学校当官的“调皮鬼”来拜见孙先生，也就顺便提起了他师弟求请工作一事。他不禁一番苦笑，如实报告说接到孙先生指令后，不敢怠慢，当即马不停蹄地奔波。经上下了解，才知晓这位师弟常常有不凡的举动，曾经在那所他短暂任教的郊区中学，有这么一番颇为惊人的作为：因为他和一个相当顽劣的学生不知为何事发生了口角，他禁不住怒火中烧，为了出一口“鸟气”，超“规格”一顿教训。他的“鸟气”是出了，一番沸沸扬扬也就在所难免。

孙先生长叹一声曰：怎么也想象不出来，像他这样一个感觉精致而且很有审美能力的才子，怎么会有李逵的气质？虽然有自己很大的老面子，调皮鬼也相信师弟是个人才，但有这样出格的记录，人事部门是绝对不可能通过的。如此这般，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没能完成老师所嘱咐之事。今日拜望老师，一来是“负荆请罪”，二来是附带向老师进言：以后对于有才气的门生除了才气之外，还得了解其是否兼有李逵气质。

听了这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孙先生蹙然兴叹不已。

这个武功和萧军可以媲美的才子，或许自认才气一时还没有达到萧军的水平，在当时的“四面楚歌”之下。一番计策，远走了东瀛，在那里他奋勇地苦斗了六年。其艰苦卓绝，不必细问，也是可以想象的。他给恩师级别的孙先生历经千山万水地呈来一封信，满纸倾诉。努力换来器重才能者的高薪挽留，但他一而再地果断拒绝了。缘由就是忘不了他的中国文学之梦，因为这种梦，在他国是绝对梦不起来的。

回国后，原本在身的“武功”不但没有长进，且还日渐落衰。原由仍然是在文学创作上追赶萧军的雄心不死，日日闭门练笔。为了献身于艺术，埋头写长篇小说以外，几乎什么也不干。终于有一天，他拿着不少于两公斤重的小说稿，又拜求恩师来了，求请恩师审阅后推荐出版。天生经不起良性“三言两语”的孙先生，自然拿出最大的力量为他“效劳”。

孙先生看了他的小说，书中充满了对一些不成气候的留学生沉迷于物欲的追求、背离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无情的批判。这无疑可以充分说明，他的审美情感追求绝对是超越世俗的。从作品看来，孙先生觉得当年对他的期待没有任何错误，自己对他的培养不存在任何问题。

于是，孙先生按照自己创造的好坏二分法，把这位学生归入可爱一类。

就在他的大作即将出版之时，孙先生面对他的登门拜谢，不无玩笑地和他谈起他当年的“英雄事迹”。他竟然“置之度外，就好象在说着旁人的事，说着说着大笑了起来，让孙先生不无惊异的是，在他的笑声里没有多少沉重感。

终于，在孙先生的步步引领下，这位学生不但成为大学教授，还荣膺知名作家的称号。

再说说另两个事例：有一位早年的学生热衷于写诗，一次，他挑选了一组写边防哨卡的诗稿寄给孙先生。本想请先生点评一下，以利于自己长进。然而，让这位学生在睡梦中都会笑醒的是，孙先生看后竟然转寄给著名的大诗人、解放军文艺社的原社长李瑛，商请给予处理一下。后来，孙先生在为这位学生的诗集写了序，序中就提到这件事，说是为了让自己学生的诗“能在全国性的刊物上露露脸”。不仅如此，还时常拨冗为这位学生写信，指出其诗作中的不足。对于精彩的句子予以鼓励，也在“败笔”处批注：“不能这么写”……倘若对学生缺乏爱心的人，是不可能如此费劲的。

另有一位学生毕业后从教于闽东一所中学，他曾多次肃然起敞地对同事和学生说起睿智的孙先生是如何教书育人、关爱学生的。后来他给孙先生寄了一首诗歌习作请求指点，原以为孙先生教学繁忙，况且学生无数，或许无法拨冗，因此对于是否回信没有太多的期待。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孙先生很快就回复了，回信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还记得你”。一二十个春秋了，教学与写作都十分劳碌的孙先生竟然还记得当年的一个普通学生，着实让他觉得幸运与感动。孙先生在信中说“这首诗的开头还不错，后面就太拘泥了。生活未经提炼，许多非散文逻辑可以砍去一大半”。他按孙先生的指点坚持写现代诗和歌词，后来他又学习创作了近体诗、词、曲及楹联等，自我编录了近2500首(副)作品的集子。

孙先生面对自己讲台下的弟子们，给予的大爱罄笔难书，岂能一纸道尽？

以上小小几则是孙先生在知识学问上对于弟子们培植的范例，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呢？同样比比皆是。

孙先生与一位曾经是副省级的知名作家、文艺评论家交情甚深，成为密友。他们的情谊到底有多深呢？随性举一个小例：一天，孙先生有位早年从福建西部山区来的门徒，或许也想在文学上折腾点名堂出来。但苦于基础薄，先是写写划划，也只能在小报小刊上东一块、西一块，难成气候。但时间长了、“豆腐块”写得多了，竟然也在九十年代初整出了一本集子。作为一心想把这位学生培养起来的孙先生，也就爽快地为这本报告文学集写了序。后来，这位学生陆续出了几个小集。但由于在那个真假出版社有如《西游记》中真假美猴王的年代，文稿落入了不是出版社的所谓“出版社”出版。所印出的文集进不了新华书店，也就只能“自娱自乐”。无论如何的努力，也总是在“跑龙套”的队伍里，虽然年年屏气凝神地刻苦“练功”，仍然名不见经传。

为了让人知道他也是写文章的，也就跃跃欲试地想加入中国作协，弄个“会员”当当。或许能借此拉起大旗作虎皮，写出的文章不至于那般地“不值钱”。去向自己的老师孙先生汇报此心事时，老师毫不迟疑地答应当介绍人。但介绍人必须要有两位，孙先生立刻想到了密友。于是一个电话挂了出去，一接通就“下令”，要他的密友当另一位介绍人。虽然这位密友与孙先生的这位门徒没有什么交往，听了姓名，模模糊糊地回忆起此人确实有些文章。且当今的作协会员鱼龙混杂，标准并不高，有的仅仅是文学青年的也都贴上此个“标签”。何况此人已从文学青年熬成了“文学老年”，挺不容易的。当然，这样的介绍人本来是可以不当的，但想想孙先生能够发话的，或许差也差不到哪去，于是点点头应允了。不管自己对这位“有求者”熟悉的程度是深还是浅，但孙先生的话不能不认真对待。

虽然有两位“学界大拿”出手相助，强大的后盾支撑让这位文学老年因志得意满而意气风发。或是送审的几本小书籍籍无名，抑或是时运不济，那年公布的会员名单上查无此人。落榜者不无忧郁，但连中国作协的大门都不知道往哪开，连询问“为什么”的可能性都没有。所幸这位失败者记住了这两句话：燕子飞去了,有再飞回来的时候；杨柳枯了,也一定会有再绿的时候。此后，失意不失志地写出了一本60多万字、虽然没有什么深度却还有点厚度的书。于是，在赌气与争气中，再度申报。仍然请自己的老师担任介绍人，一如既往爱生如子的孙先生，仍然毫不犹豫地再次拨通了密友的手机，“下令”的口吻与上回类同。密友豪爽如故、二话不说慷慨好施地又当了一回此位文学老年的入会介绍人。如此情义当然让那位文学老年徒生感激之情，由此铭记于心。那年，对于是否能够入会，这位申报者早已置之度外而宠辱不惊。理由很简单，即便再“关上一扇门”，但有孙先生与密友这两位大师鸿儒出面当介绍人，为自己所开的“这扇窗”比关上的门还“宽敞明亮”。这就足矣，入不入会已不重要。有此光荣过程已经奇花烂熳，又何需盆中一朵花?!

但从此事例的前前后后看，在扶持文学爱好者方面，孙先生总是以一副菩萨心肠竭尽所能。

当年的工农兵学员，是在特定年代出现的产物。他们大多来自工矿企业、田间地头以及军营哨所，在学期间，是不准谈情说爱的。这个紧箍咒让学员们噤若寒蝉，男学员一个个如同春秋时期的柳下惠坐怀不乱，女生们则攀比着谁最冰清玉洁。有位学员熬到毕业与女同学说话仍然保持三尺距离，然而那时候他已经靠近“而立之年”。又因为是孙先生在“开门办学”中直接带出来的学生，很是知其根底，于是就把该生在婚恋上的“老大难”，摆上了自己的“议事日程”。

有一天，这位学生来到了孙先生的卧室，又攀谈起此事。面对这位学生的一脸茫然，孙先生在无限同情中猛然想起在开门办学中曾经在三明纺织厂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而纺织厂女工在绵纺车间成行成队，多乎其多。其中有一位姓叶的女工，不仅品行好，而且在形象方面也在众女工中可称为姣姣者，甚至还会在工余时间写写几句顺口溜。想到此女工，孙先生顿时双眼一亮，当即兴起，一拍双手。随即探问说：三纺厂的小叶如何？这位渴望能与女性零距离的学生经老师直接点名提示，立刻在眼前浮现出这个“小叶”的形象，那是一张端庄的面孔，高个，叠加起出自上海大都市的特有气质，想想就兴高采烈。这学生一激动，就飞扬起精气神，脸上的茫然变幻成一种光芒，那时那刻，谁又愿意说个“不”字呢？

老师的美意与学生的愿意连那时的空气都迅速甜美了起来，师生之间的高昂情致让满怀喜悦的孙先生，兴味盎然地拉开抽屉，边取出纸笔边笑呵呵地说：“这个媒人就由我来担任了。”一番龙飞凤舞、鸾翔凤翥，已让妙笔生花，一封出自于老师之笔端的雁素鱼笺已成。孙先生边粘合信函边风趣地说，在旧时有此言：“无谎不成媒。但我此信虽不说一字千金，却也是句句真话良言，就不知是否能感动小叶？试试吧。倘若没有特殊原因，我的面子应该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学生得此信件，满脸的欢欣鼓舞，接过老师如此金贵的信后，转身一百八十度就想夺门而出。刚到门边。孙先生又一声断喝：“回来！”这位学生不知何故，又是一脸茫然地回到老师身边听令。只见老师再次拉开抽屉，取出一张邮票，从学生手中要回书信。开启浆糊瓶，亲自把邮票粘贴在信封口。且边贴边说了这么一句：“一条龙服务，很是周到了吧！”老师此举，让学生好一番不无诚惶诚恐地感动。

承蒙老师厚意，学生得以鸿雁传书。自从把老师的亲笔信寄出后，在静候佳音的朝朝暮暮中，演化为这位学生几多美妙的梦幻。

大约一周左右的时光，三纺厂的小叶回了信。大意是：因为无论怎样的艰难，都必须要返回上海。一旦在福建嫁了人，这个可能的希望也就得破灭了，失去希望的生活，将会暗淡人生之光。倘若那样，也会给双方的生活蒙上阴影，那将是很不幸的。大概是因为面对孙先生写给她的亲笔信，她在回信中不敢造次，所用词语会让人觉得她已经小心翼翼了。

这位学生得此信后，知道刚刚吹起的肥皂泡破灭了，也就没有勇气去向老师汇报这个令人沮丧的结果。一段时间后，这对师生又面对面坐在一起，孙先生一脸疑惑地问起此事。学生吱吱唔唔地不敢明说，但言语的含混躲闪让孙先生心知肚明，坦然地说道：“我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知道太多的上海人就是离不开上海，无比正常。‘宁要上海两尺床，不想福建一套房’，或许这是不少上海人的选择。”之后，又轻松地补了一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继续找，远远近近，应该会有个贤淑且美丽的靓女在等着你。”经老师如此一说，在这位学生面前又有了满天的祥云。

孙先生坚守三尺讲台已愈一甲子，润育了万千桃李，此文几个范例只是一人所说，难以一言以蔽之。倘若有条件建个为孙先生“歌功颂德”的微信群，没有一年半载，必定是不会“鸣金收兵”的。已近鲐背之年的孙先生总是以宽厚之心，博爱于他的门徒弟子。如此胸襟旷达、长乐未央的孙先生，岂能不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