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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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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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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为友,学无止境

撰孙绍振教授治学短文(上)

 

                                                                     

 

以书为友,学无止境

 

李治莹

孙绍振先生的寓所,与福建师范大学长安山校区相隔一条马路,那一小片师大教工住宅区称为康山里。在小区其中一栋楼房的一套三居室外加一间小书房的屋子里,简朴却有气质。客厅里既没有名人字画,也不摆名贵花木,显眼的尽是一落又一落码得并不算整齐的书籍。当然,还有书堆上方窗棂上浓密如云的文竹,映衬出窗前书堆的壮观。

实话实说,孙先生拥有的书籍倘若只有客厅里这一堆堆书山,那就低估了孙先生的藏书量。看看小书房,除了一部电脑以及一桌一椅,周边又是一堆挨着一堆的书籍。孙先生曾经调侃过他当年北大的学兄、著名文艺评论家谢冕先生家的藏书之多,想要穿过书堆到学兄屋内,那就只能像“鱼”一样地游过去。其实,孙先生自己家因为书籍之多,进进出出还不得像鱼一样游来溜去?!

客厅与放置电脑的小书房是堆满了书,已让我这个弟子啧啧不已。然而转个身,一眼瞅见书房对面的一间大房间里又是一屋子的书,照常是一落高一落低,就如同榕城都市中的高楼矮屋参差不齐一样。我见后,不无惊诧地“啊”了一声:“这是一大房间的书呀”!或许是孙先生有点欣赏我那大惊小怪的表情,于是说:“这算什么,干脆再看看这间大屋子”,说着说着就推开了另一间屋。朝里一看,天!触目皆是书。我终于明白,小书房对面的三间大屋除了安寝的卧室外,另两间全堆放了书。古代有一位文学家说勤奋的读书人有枕上马上厕上这 “三上之功”,我想,半个多世纪以书为伍、以书为乐的孙先生,必定早已练就了这“三上”的硬功。既然有“三上”,就必然有“枕上”,孙先生的卧室还能少得了书?!只不过我即便再想知道卧室里有多少书,也不敢贸然闯入,怎么也得讲点礼貌。

孙先生书籍的堆放,原先是放置于桌面的,一间屋子能摆几张桌子就摆几张。但不多时日,张张桌子就被书堆满了,且像树丛那样逐月逐年地往上“长”。一落又一落的书本都攀高枝一般地年年向上,总不能上到天花板。于是只好打地面上的主意,往地上铺垫一块薄木板或硬壳纸张之类,如此这般,存量就大了。无论厅堂亦或是左右的几间屋里,那层层叠叠的书籍,构成了特异的风景。因为远距离看过去,要么如同一片片的“树林”;要么像那一盆盆别样的花卉,淡淡的书香宛若清清的花香。

孙先生作为上自国家教育部、下自各大学府都鼎鼎有名的大教授,怎么也得住宽敞些的大套房。但我想,即便哪天真的天降大豪宅赠予孙先生,或许孙先生会谢绝其好意。因为那一屋子一屋子的书,搬家谈何容易?!有句歇后语说“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虽然古时的孔夫子和今日的孙先生到底谁的书多,自然是无从考证的。但孙先生肯定是不能动辄搬家的,那许多厚重的书,要搬动它们,哪得多费劲。

读书人、且又是写书人,必定是博览群书的。孙先生的“群书”来自何方呢?于是想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两句清末政治家林则徐曾经题写过的堂联。意为大海因为有宽广的度量才容纳了成百上千条河流,倘若借这两句名人名言比喻孙先生“群书”的来源,或可说为“书纳八方,有容无量”。这让我想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自己刊印了第一本报告文学集。书稿呈与孙先生审,那时已经是正教授的孙先生,不但审了书稿,还赐予我满满四个页面的“序”。为憾的是书稿交由当时香港的一家出版公司,说透了,或许就是私立的一家出版商,名不见经传。书虽然印出来了,但没有国内的正规刊号,必定难登“大雅之堂”。既进不了新华书店,又拉不了面子去摆地摊,只能摆在自己家里“自娱自乐”。但就是这样一册小书敬送孙先生时,先生不但没有嫌弃,且欣然笑纳,列入藏书之中。

上例说的是孙先生对于书的重视,无论大书小书,一概愉悦地收纳。且向来如此,大几十年来未曾动摇过。而今先生已是耄耋之年,然而喜书藏书的情境一如既往地依然故我。上自国家级大刊,下至县区级的季刊,不分高低上下,但凡是书,孙先生一概喜爱。有一例可举:去年的一个秋日,我与当年的两位同窗去拜望先生。其中一位是来自福清侨区文学刊物的主编,他给先生带来了几册自己编辑的季刊。孙先生很是高兴。不但放置于显眼之处,还放话说会认真看,并答应这位主编的请求,给此刊题词。后来说到做到,果真题了词。我们作为孙先生的学生,特别感佩的是孙先生是位知名于八方的大先生,能欣然为一家县区级的刊物题词。从中足以看出孙先生的随和,以及对大小文学刊物“一碗水端平”,付之于重视和支持。

那天还有一个关于孙先生“广纳群书”的细节:我因为受一位同学的相托,给孙先生送去了一厚本名为《平仄写人生》的书。当孙先生知道此书中有两千多首古诗词曲和楹联,欣然地一边翻看一边感叹地说“真不容易呀!”,当即放在一处随手可取的位置上,显然是准备拨冗一阅的。而这本书是当年师大课堂上一位来自闽东的学生,毕业后在福鼎某中学教书。在为学生授课之暇、特别是退休之后一直在习作诗词曲和楹联,累积多了便编印于一书。因习作时曾经写信求教于孙先生,不但得到孙先生的回信,诗文还得以批改。印出书来了,当然要呈送一册与自己的恩师。但此书是自己编的,且不说不是正式出版物,就连只允许内部交流的内刊号都没有。倘若按常理,如此“不入流”的书籍,孙先生可以随意处置。却不曾想,孙先生不但连连称赞出书的学子,且还视为专书之一。与那些高大上的正规出版物不分彼此、一视同仁。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于书的浓烈喜好,孙先生在大几十年中从未淡化过。因为孙先生遵循此句质朴的古训:开卷有益,通晓各家,学无止境。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凡是书,必有其所长,孙先生从不厚此薄彼。如此面对书籍一律视同上物的大先生,家中藏书岂能不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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