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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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丰衣足食的今日，历经八九十年饮食丰俭的孙先生，很难忘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那段食物短缺的岁月。
当年在北大校园的孙绍振，因为一路优秀，毕业后毫无悬念地留校当上了助教。在当年一个个身手不凡的北大学子中，能够被遴选出来留校再深造，那是相当的不容易。但那时是国家的困难时期，粮食定额配给。而那个年代的孙绍振风华正茂，对于饭食的需求量很大，而定量供给的粮食又有限。由于常常吃不饱，饥饿感一上来，连走路都费劲。记得有一个时段，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讨论茅盾的小说《腐蚀》。因为茅盾的这部作品早在1950年就被拍成电影，系里要播放这部影片，孙绍振被派去电影资料馆提取这部电影的拷贝。当时左右手各提了一盒，那时候电影的拷贝是很沉重的，提起来相当吃力。痛苦的是从电影资料馆到停靠汽车的公路，要穿越一块长长的田地，饥饿让孙绍振力不从心，走起道来踉踉跄跄。那个时候，让孙绍振悟出了食物对于自己的极端重要性，也让这个记忆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想在北大当一个研究生，是非常艰难的。由于孙绍振在助教工作和学业方面的双重优秀，在全系一百多名助教中脱颖而出。而那时系里有两个研究生的名额，上下一研究，孙绍振名在其中。即便已经成为当时十分稀缺的研究生，配给的口粮也就三十一斤，多一两都没有。讨厌的是每两个月就有一个“月大”，七、八两月还连着月大，三十号后还非得再来一个三十一号，这就给对饭食需求量不小的孙绍振造成不小的威胁。一天一斤米，只能早上二两米粥，中、晚餐各四两米饭。不幸的是安排给他的宿舍又在四楼，常常因为饥饿，下课时回宿舍居然没力气上到四层。实在登不上台阶了，就只好靠在二楼墙壁上歇息。边歇息边无助地向上仰望着弯左弯右的台阶，担心这台阶会一直“扶摇直上”，因为真的上不去。
更闹心的是研究生班必须晨练，绕着操场跑，一圈又一圈。但头天晚餐的四两米饭，经过漫漫长夜的“爬山涉水”，早已经消失在“爪哇国”了。腹中无食浑身就没力气，哪里还跑得动？因此，孙绍振就特别盼望能够下雨，因为可以理直气壮的拒绝出操。悲观的是北京的天空难得下一回雨，尤其是早上。一到操场，看着那椭圆形的跑道，就觉得头脑发晕。碍于纪律，只好硬着头皮跑，但每次都累得跟爬过几座山的狗熊似的。
又有一天早起，肚中空荡荡的觉得饿得慌，脑袋瓜晕乎乎的。只好向组长请假说：“我实在跑不动了”，组长眯着眼看了看身边很会读书的孙同学不无关切地问道：“病了”？没办法说假话的孙绍振如实禀报说：“饿了”！组长听了，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细细声地说：“我也饿”。组长回答得实在，那时候，除了女生，男生中有几个不觉得饿的？班级里有一个子高的同学，饭量更大，口粮不够，咋办？他的办法是坚持上午去上课，下午一般不安排课程，那就躺床扛饿。双眼盯着天花板看，想象着那白色的天花板撒满了白花花的大米。
每天的晨练，组长是必须带头的，于是对孙绍振说：“算了，哪你就不跑了，但不能回宿舍，得站着操场边上看。看着看着，革命意志就增强了”。孙绍振听了，心里头老大不服气，因为他觉得自己的革命意志肯定不比别人差，只是因为实在太饿暂时跑不动而已。在读本科时，自已每天坚持晨练，六点铃声一响就起床，赶上六点十五分集合。集体跑步到操场后，不跑个一千五百米不罢休，跑步后还要读一阵子英语。下午上课后，再跑一个两千五百米。正因为天天如此坚持不懈，才能练出自己的“飞毛腿”，要不然，怎能荣获学校的长跑比赛第一名？！不仅仅是坚持长跑，同时还身兼系里的排球主力。有一天午休睡熟了，起床铃响过后才醒过来，就慌不迭地起身穿衣着裤。一慌乱，竟然把上衣扣错位，让那件衣服一上一下地吊着。由于集合时间紧迫，没时间管扣子了，只好随手抓起一件外套套上，就一步两台阶地奔下楼打排球去了。看看，这革命意志多么顽强！只是眼下饭量不知怎么比前些年大了许多，总觉得饿，好汉说不出当年勇了。因此组长一下“指示”，那就只能乖乖地站在边上看其他同学跑步，从中或许真的可以再增强点自己的革命意志。
后来，孙绍振搞到了一斤干虾米，给自己定量是一次只能吃两到三只，结果那斤虾米维持了一个多月。虾米虽然微小，但可以暂时解解馋。又听说鸭胗的营养价值高，还说此物含有丰富的铁元素，食用鸭胗能达到补铁的功效，可辅助改善缺铁导致的精神萎靡。且不象其他营养品那么昂贵，买得起，于是孙绍振就想辙设法弄来一些鸭胗。吃了几次，不知是其营养价值不容小觑呢还是一种心理作用，腿脚果然较前更有劲了。从此，晨练就不用请假，曾经站在一边看着以学习他人革命意志的“处罚”，就此成为历史。同时，下午两千五百米的长跑和打排球，一个都不会少。
尽管在口粮之外有了些补充，但毕竟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饥饿感的袭击让孙绍振在“吃”这个字上面想象力日渐丰富。有一天他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居然很幸运的看到了有位登三轮车的师傅拉着一车的猪肉。馋涎欲滴的孙绍振就想入非非了，他实在想飞步追上三轮车，扛起一块，过上几天有肉吃的日子。这梦境一般的想象，虽然只是想过过吃肉的意念瘾头。但事后仍然自我觉得耻辱，强令自己不能因为饥饿而在思想意识上坠落。
后来，不无意外地离开北大来到福建，从当时在北大的三十一斤口粮的定量降低到了二十八斤。平均一天九两，只能早餐二两、中餐四两，剩下三两，显然是亏待了晚餐。原先就吃不饱的孙绍振在饥饿的感受方面雪上加霜了，最是那漫长的夜晚，只能在床铺上静静地经受着饥肠辘辘的滋味。所幸厦门这个地方真是一方慈爱之地，因为能让恐惧饥饿的人买到地瓜，真是阿弥陀佛！而且价格便宜，二角五分钱就能买到一斤，掏五元钱出来就能提走二十斤。以一天补贴半斤算，能吃上一个多月，何等的令人鼓舞。在那口粮不足的年代，但凡有食物吃都是让人兴奋的，何况是甜美的地瓜。每当夜幕降落，读书到九点十点，饿感强烈了，便吃上一根备在书桌旁的熟地瓜。那种妙不可言的甜润，真是色味俱佳、其味无穷。似乎会“逼”着自己“吧唧”几声上下唇，自己吧唧给自己听，或许是可以原谅的。
常常去买地瓜了，要与农民大哥打交道，就得在语言上融合。于是，孙绍振学会的第一句闽南话就是“二角五一斤的地瓜”。后来发现解决饥饿困扰的不仅仅是地瓜，还有营养丰富的芋头，而且还是上上品的槟榔芋。有了地瓜芋头这伙食的“后备军”，基本上解除了饥饿之忧。虽然每到月末口粮告罄了，却也不至于挨饿，因为有地瓜芋头等杂粮上桌，一饱为快。曾经有这么一餐饭，定量的饭菜根本无法解饿。就特别优待自己，放开吃，补充了一堆的槟榔芋。那一顿饭，屈指算了算，拢总花了一元二角，严重透支了。
后来，学校停课了，教师们都被当成“下放干部”到农村锻炼了。被派往德化大山里的孙绍振基本上摆脱了饥饿的困境，因为乡村的土地是长粮食的，况且还有层出不穷的副食品，诸如地里长的地瓜芋头；地上跑的鸡鸭一类。甚至还有自养鸡鸭下蛋的自由，已经解决温饱的孙绍振，因为除了跟着农民兄弟下田地干农活，把大量空余的时间用来读书，肯定是不会去养鸡喂鸭的。
刚到那爿村庄时，由于没下过厨，即便有米也变不成饭。一位村民立即提来起码有十斤的米糕，也就不愁挨饿。令人振奋的是，在提米糕村民的带动下，各家各户都行动起来，争抢着请“北京派来的干部”孙绍振吃饭。前后左右都涌来了不可阻挡的热情，让孙绍振的手臂被当成了拔河的“绳索”，当初因饥饿而苦恼的孙绍振，又陷入了不知往哪家吃饭的困境。几经研讨，终于达成协议，按自然村轮流。下农村后的第一年春节，以能够请到孙绍振进入家门为荣的山里人，一反以往过年的习惯，离除夕还差几天，只要能够轮到客人驾到的农家，就轰轰烈烈的提前过年了。一坛坛农村妇女坐月子才能喝得到的家酿红酒，还有一罐罐茶油，从类似谷仓的木制仓库里庄重地端了出来。在一家一户的酒席上，孙绍振第一次看到普普通通的萝卜或是竹笋，加上红色的酒糟，居然可以做出十几种可口的菜肴来。
虽然孙绍振不胜酒力，却是借过年之兴，一顿顿“贪婪”地把红米酒喝了个饱：“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回回都以一张“关公脸”走出门的孙绍振，那年处处充满盛情的山村春节，为后来的岁月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为了报答村民们的友善，孙绍振买了一套理发工具，乐此不疲地为村民们理发。一天天、一月月，在与农民朋友共度的岁月中，不间断地享受着他们的红米酒。那种酒入口时，甚是甜美，远胜饮料。但后劲甚足，醉与不醉，防不胜防。有一次，当孙绍振给一个差不多一年没有理过发的孩子理头发。因为拿起理发剪之前就喝了这家的红米酒，结果理到一半，后果来了，脸红脖子粗的同时拿不稳理发剪。最后终于像水浒传中的英雄那样“倒也，倒也”。或许那个时段的形象相当滑稽可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又成了周围几十里村民们共同享受的笑料。每逢提起的时候，村民们笑，孙绍振也笑，其乐融融。在山乡那特别的岁月中，如此开怀的畅快之笑，让孙绍振在惬意中觉得无比的珍贵。
岁月匆匆，孙绍振从“北大高材生”的光环中飞出来，“飞越”了半个多世纪后，而今又有了“学府大先生”的光耀。在这既是漫长又是瞬间的时光中，似乎所有的人和事都在发生巨变，包括一日三餐的饮食。现如今，已届鲐背之年的大先生孙绍振，早已三餐无虞。着重研究的是如何才能吃得精细吃得讲究兼顾吃得环保，比方吃几块猪肉，那就必须是里脊肉。以此标准，牛肉要的是牛里脊；羊肉取的是羊上脑。且一日九餐，当然包括必要的药膳和其他药物，一餐都不能少。但无论吃多么上等的饭菜，却总也思念当年借以果腹的地瓜芋头，因为那种可以让口齿留香的味道，永远忘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