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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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来，中国诗歌本质不变，形式多变。不变，是它如一条母亲河朝着正确方向奔腾不息。多变，是它善于以新面貌呈现于世，就像长河河段不同，河面宽度、水流速度，必然各自存在差异。本文就中国诗歌形式多样化展开讨论。
在中国诗歌史上，《诗经》发端，经《楚辞》、乐府、魏晋体、唐诗、宋词、散曲到现代诗，诗歌样式不断更新，一种诗式一枝花，百花争艳。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作品时代起自西周初期，止于春秋中叶，历经500年。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删诗，剔除十分之九，留存三百篇。其中《国风》属于民歌体，来自陌上歌谣。采诗以文字记录歌辞，太师“比其音律”，虽有进步，但大多数难于闯过筛选关，只有姣姣者能在孔子 弦歌上跳跃而荣登经（金）榜。这个选诗标准，看重诗歌外在美学。所见文字悦目，所闻之音震耳，即可入选。从总体来看，《诗经》以四言为载体，称为四言诗，且四言句式排列成行，展现整齐美；相当一部分篇章是三段式架构，一唱三叹，回环往复，加以隔句协韵（部分声韵非现代读音），展示音乐美，因而诗歌美学价值和艺术感染力得到充分体现。
《楚辞》是战国时期凸显楚族地域文化特色的诗歌新样式，是青峰上高高飘扬的一面旗帜。楚人尚巫，民间祭歌盛行，巫文化对《楚辞》的影响，《九歌》可以为证。为了增强句中语气和情感氛围，祭歌歌辞用感叹词“兮”置于句中或句尾，形成五言、六言、七言句式，如“秋兰兮糜芜，罗生兮堂下”（《九歌·少司命》），“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yāng）”（《九歌·云中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显而易见，与《诗经》四言诗相比，《离骚》句型的独立性和新颖度，是屈原敢于创新又善于创新的结果。屈原的伟大，在于诗式和内容蕴含双新合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赢得历代众多注释家和评论家的佩服与赞扬。西汉刘安评价《离骚》说：“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义迩而见义远”，“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汉代诗歌称谓借用官署名，“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汉书·礼乐志》）。诗配上乐曲歌唱，命名乐府，情理使然。乐府创造诗歌新形式，庙堂和民间不断演进，经历西汉东汉两个历史时期，达四百年之久，可分为两个阶段。汉初，高祖刘邦唱《大风歌》打开了乐府诗的大门，由于仍受《楚辞》影响，“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句中仍出现兮字，接踵而至的宗庙乐、郊祀歌等贵族祭歌，都未摆脱《诗经》、《楚辞》的影响，但有进步，四言式和兮句式逐渐减少。这是乐府诗变化发展的第一阶段。东汉时期，是乐府诗变化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乐府诗趋于成熟。东汉民间乐府以《相和歌》、《清商曲》、《杂曲》为代表，证明乐府收获了成熟的果实。“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江南》），形式自然流畅，彰显民歌风味。汉代文学努力方向，在辞赋，不在乐府，其成就有限。但在中国诗歌史上，汉乐府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上承《诗经》、《楚辞》，下启魏晋体，还为唐代新乐府登上舞台提供了诗式样本 。
从三国到六朝的五言诗、七言诗，统称魏晋体。五言诗起源于乐府，演进当中，摆脱乐府束缚成为独立体。其间，曹植和陶渊明贡献最大。《赠白马王彪》是曹植五言诗的代表作，不依赖虚词构句，篇幅长达七个段落，成为五言开局范本。在西汉以来五百多年间，中国诗坛造就了一代大诗人陶潜。其高端代表作《归田园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名句著称，由此使五言诗成为诗歌形式定格。七言诗从发端到成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离骚》七字句，凭兮字构造，到曹丕笔下，七言不再依靠兮。“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燕歌行》），这篇较早的七言诗体现了曹丕的创造力度。直到公元四世纪，鲍照以《代鸣雁行》、《梅花落》、《行路难》等篇，把七言诗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李白、高适、岑参都受鲍家诗的影响。
按照习惯，唐诗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虽然其成就不相等，但整体而论，诗式多姿多彩，为唐诗繁荣局面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在诗歌形式上，唐代诗人善于继承，更善于创新。白居易沿用汉乐府写新内容，故称新乐府。唐诗新形式分为两类，一类是歌行体，一类是近体诗。歌行体特点一，句式以七言为主，以杂言——三言、四言、五言、八言、九言为辅。李白《蜀道难》起笔不凡，“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三言、四言、九言，一口气脱口而出。其整篇体式，既自然，又自由。特点二，句尾以三平尾为韵。杜甫《兵车行》写道：“尘埃不见咸阳桥”，“便至四十西营田”，“天阴雨湿声啾啾”，这种句尾三平韵的特点是歌行体独有的。近体诗是一种精美的短篇诗歌体式。精在文字少，绝句五言者20字，七言者28字；律诗五言者40字，七言者56字。美在绝句和律诗的句中平仄对应和谐，且都用平韵，不谱曲而吟诵，也声韵悠扬，具音律美。再者，律诗中间两联的对仗，具对称美。大诗人深谙此道，李白的七言绝句，杜甫的五律、七律均达到了至精至美的艺术高度。
两宋时期的词习惯上称宋词。宋词起源于唐，据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记载，在敦煌石室发现的158首通俗词（即曲子词），“应该是民间的作品”，“可以证明词的产生应始于民间”。词与乐曲合二为一的形式易于流传，自然引起文人的注意和重视，以白居易、张志和，温庭筠为代表的中晚唐诗人，开始依照曲谱填词，他们的曲子词作品收入了《全唐诗》，曲子词便成为中国诗歌大家族的新成员，简称词，从而确立了词的历史地位。
经过五代十国的延续演进，词在两宋时期得到大发展，造成中国诗歌史上第二个繁荣局面，可把唐诗和宋词喻为双峰并峙。为什么宋词的发展如此洋洋大观呢？主要因素有两点。第一，宋代重文成为时尚，文学创作处于有利的社会环境。第二，作者在继承前代优秀词传统的同时，乐于标新立异。苏轼的标新，表现在词的语言上，他时常运用辞赋语、经典语，甚至以散文句法入词，造成一种新奇感。再者，词句不崇尚藻饰和琱琢，恰若行云流水，体现自然美和质朴美。据宋翔凤《乐府余论》说，柳永独造慢词，演小令为长调，并且使慢词风行海内，赢得“凡有井水饮处都能歌柳词”的盛誉，可见柳永不仅在词体演变上有贡献，而且对宋词影响力的扩大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代晚于柳永的姜夔，则在创制词格上下功夫，正如他在《满江红》序中所说：“《满江红》旧调用仄韵，多不协律”，“予欲以平韵为之”，遂有《满江红》平韵格传世。姜夔还进一步钟情于创制新词牌，用他自己的话说：即“自琢新词韵最娇”，估计姜夔自制新词应不在少数。具体分析宋词作品，自制新调者应有一群人。李清照所作《声声慢》，句中文字声韵大异于一般词谱，如“凄凄惨惨戚戚”，“三杯两盏淡酒”，“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句子平仄独具一格，全句十四字，一平十三仄，句尾四仄，这种平仄造句法，只有《声声慢》词谱敢作敢为。李清照通晓音律，有能力创造新词调。这些事实证明，经苏、柳、姜、李及其群体的努力，为宋词造成大势，是中国诗歌史的光荣。
散曲，俗称元曲。它的产生，据史料判断：“散曲在1200年以前已有萌芽”（《中国诗史·卷三·散曲及其他》），元代顺势而为，以其新样式登上诗坛，延绵七百年，历经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散曲兴盛于元、明，衰于清，这是由于文学主流地位被小说取代。研究表明，散曲在元代兴起，既依赖文人大量创作曲子，又仰仗杂剧唱辞对散曲的需求。那个时代，士子有志得不到伸展，或仕路难于通达，或身处底层困苦不堪，便用曲子抒写抑郁感慨，致使散曲易于广泛流传。民间杂剧兴起，大量唱辞取自散曲，杂剧便成为推动元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散曲形式上的特点也是它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语言通俗化。马致远《蟾宫曲》里的“韩信功兀的般证果”，《哨遍》中的“半世逢场作戏，险些儿误了终身计”，冯惟敏《油葫芦》说的“淡呵呵冷被时人笑”等等，都是市井流行语，读者乐于接受。二是篇幅扩大化。在套曲中，一套用曲可达三十多支，有利于容纳丰富的内容。从以上论述看来，元、明散曲兴旺发达，符合诗歌发展逻辑。清代散曲走向衰落，会有新诗式春笋般破土而出。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声霹雳震撼中国诗坛，现代诗应运而生，这是诗歌发展规律的必然产物。郭沐若的《女神》，感情激荡，但形式上受西式诗歌影响，失于无韵，大众难于接受。刘梦苇提倡新格律诗，响应者寥寥，没形成气候。贺敬之采用陕北民歌体——信天游，创作《回延安》，中学语文课本给予肯定，证明这首诗取得大成功，诗坛对这种民歌体却未予以推广。现代诗虽走过百年历程，读者却仍限于小众，尚未赢得大众青睐，求新求变的时代大任务需要诗人去完成。
在现代诗的基础上，本文作者以求新求变的理念，创作了《从南湖到北京》组诗，作品完全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用词造句精准，句子整齐参差相宜；结构严谨，时空点线明晰，篇幅长而有序；每节两句用韵，具有音乐感。由此可见，给这种诗歌样式取名语体诗，名实相符。这是语体诗对现代诗的突破。
2021年9月在青海《雨露风》发表的十九首双律体诗是一种新律体，即从传统五律和七律模式中各取一半，前四句为五言律，后四句为七言律，中间两联对仗，以此构成新格律。这种律体形式的变化，有利于运用现代汉语，不存在阅读障碍；有利于外在美增量容纳更多内容。这是双律体诗对唐近体诗的突破。
唐宋词，即传统词，已经延续一千多年，需要吹起一股新风，以增强词体活力。2011年，湖南一群离退休老干部在诗路上另辟蹊径，创造了现代版词体——新制词。这种新词体具有词牌新、语言新、题材新三大特征。首述词牌新，首创词牌的命名往往由内容确定。定名《长征颂》，就写“红军不怕远征难”，定名《农家乐》，就写农村变化，梦想成为现实。实例证明新词牌生动活泼，充满时代朝气。再述语言新，新制词语言以现代书面语为主体，同时选择锤炼村言俚语进入作品。如“千古嫦娥佳话，在神州大地，到处传扬，化为科学种子，来酒泉，打破荒凉”（《宇宙吟·从神舟到天宫》），句中现代语言，是古语中未曾有过的。又如“狗把良心吃了，食品邪乎祸害人”（《小锅台·主妇怨》），民间俗语用得惟妙惟肖。至于题材新，概括地说，新制词除了部分还用传统题材，主要是着力于现代题材领域的开拓。词体形式创新，李文朝将军十分赞赏：“旧题艺续千秋脉，新制词开一代风”。新制词作者受到鼓舞，创作热情高涨，见诸书刊和网络（中国作家网）的作品，多达1000余篇，引起广泛共鸣。这是新制词对传统词的突破。
综上所述，诗式定格和变异有规律可循，定格具相对性，变异具绝对性。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诗歌旧格难于适应时代和人民需要，就会产生新诗式，或者从旧格中生出馨香儿。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征程中，诗人同心协力，敢于创造和保护新样式，中国诗歌史上新的繁荣局面之梦想就一定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