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的记忆

故居的记忆

  故居是以前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而文物是指人类在其创造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一切物质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遗存。从定义上看，故居与文物没有太大的关联，除了名人的故居随着时间的流驶能逐渐成为文物外，二者似乎没什么交集。就是在这种没有交集的情况下，一块石牌立在我的故居前，使其躲过一次次被推倒的劫难。

   写一下我的故居是我不禁回想童乐时内心深处的强烈冲动引发的。绝不是因为我的故居成了文物才去写它；而是因为它是故居才去写它；是因为它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童趣才不得不去写它。恰好石牌让它負上历史的厚重，笔墨也只能在真实的厚重里再现过往的童稚、纯真和轻松。

  我在那里度过大约十五个春秋。

   记得那里有圣保罗医院留下的六栋楼房，楼顶铁皮挑角、洋里洋气。我们家在东北角的那栋楼里。

   那是带有地下室的二层楼。向东开二个楼梯口，往西开二个楼梯口。楼的北面有一堵墙把东、西出口的人隔置在两个院子内。墙的北端与最北面邻街的一排平房自然形成个出入口。楼的东边是一面临街的高墙，紧连着救护车库房和医院东大门。南面是连接车库房的高墙。

  从楼东面最北边那个楼梯上去就是我家。

   楼梯有十二阶，用厚大的青砖砌成；下面两旁是青砖砌成约一米高的四方柱子；两边是青砖砌成的约五十厘米高的护栏。上去就是一个有我们家两个房间那么长，两米多深的阳台。阳台顶山是伸出约五十厘米的铁皮房檐；东边沿砌有约六十厘米高的青砖护栏；阳台正中是我家房间的正门，房间不足十八平米，布置极其简洁；南边是险夷家的后窗户；北边是我家的窗户，后来，公家在那地儿搭建一间能放下一张床和书桌的房子，成为我哥俩睡觉、打闹、玩耍的温馨小屋。

  我的故居确实很小，在那逼仄的家里却听不到我哥俩的丝毫抱怨，而是充满无忧、纯真和欢乐。

   我们院子很大。院子中间有四棵高大的泡桐树，下面堆着许多原木和方木；院子正东墙下堆放着废弃的物件；往北，摆放着需要修理的物件；院子北边的一排平房有几家住户；有一间铁匠房，李爷爷每天都在不停地敲打白铁皮，整个医院的烧煤炉上的铁皮烟囱都是出自他的手；有一间油漆房，油漆工靳大伯是劳模，每天不停地刷漆，活多了，他就请徒弟来帮忙；剩下的房子是木匠张大伯的家和木匠房，那时，我挺喜欢听电锯歌唱的声音，每当家里用锯末扫地时，我就抢先去木工房拿。木工房旁有一棵很大的石榴树，因为它是公家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是甜的还是酸的。

  我家楼梯北侧有一个倒垃圾的地窖，夜晚里面响亮的蟋蟀声让我魂不守舍，终于有一天我跳下去一下捉到三只蟋蟀，个个威猛厉害，让我在小伙伴面前神气了好长时间。

   楼梯南侧有一个垒着高高的水泥台子，被封得严严实实的枯井。那是一段时间里的早晨西山和老虎学习外语的地方。西山是木匠张大伯的大儿子。老虎是莫老师的儿子。他俩读的不是英语就是俄语。老虎学习好，西山常向他请教。西山考上了技校之类的学校；老虎因为家庭原因没上大学。后来，恢复高考，老虎考上大学，像他父亲一样挺有学问。我经常在窗户的下角或门缝里看他俩读外语；他俩很专注，很淡定，挺神气；那时候，也不觉着老虎矮了，也不嫌西山凶了；觉着读书挺平静、挺神圣的。

   在故居里，我曾养过鸡和兔子。

   一开始是用个大藤条筐养鸡仔。用砖在靠着楼梯北面垒一圈围墙。白天，把鸡仔放进去；上午、下午把它们放出来一会儿在大院里面玩、觅食；晚上，把它们捉进藤条筐里。鸡仔一天天长大，围墙由三块砖高往上加，一直加到十块砖；最后索性盖个鸡舍，有模有样的。

  鸡很听话，我的小竹竿一扬，它们就从草丛里、原木下、方木上、废品堆里出来，扑闪着翅膀向我跑来。小伙伴经常兴致勃勃地让我表演这令他们感到神奇的一幕。

  那时每家基本上都吃食堂，家里没有粮食，我就逮虫子喂鸡。虽然院子里虫子很多，鸡的觅食能力也很强，但我还是每天逮虫子按时喂它们。一般都是晚上在路灯下逮：有“水牛”、土鳖、“放屁虫”、“地老虎”、蝼蛄等等。喜欢看我训鸡的小伙伴都帮我逮。我们最喜欢晚上有篮球赛，一开灯光，蝼蛄飞得到处都是，至少能逮满两斤装的大口瓶。

   一日，一伙伴们给我说：南院有几家也喂鸡，虽然没有我的鸡听指挥，但打架厉害。我不服，就抱着我的四号、三号厉害的鸡去应战，结果完败而归；又拿一、二号再战，结果输多赢少。我很沮丧。一小伙伴却说：“那个红公鸡那么高大，怎么不让它打？”“它是软蛋，谁也打不过，都欺负它。”我看都没看说。这时，南院的朋友前来挑战，无奈，让“软蛋”上。谁知来者被“软蛋”叨住冠子，跳起只蹬一腿就爬不起来了。接下来三场也没任何悬念，“软蛋”扑闪着翅膀、伸长脖子高声鸣叫。

  南院的不服，抱来王牌雪耻。几场鏖战让我们大开眼界：低头、对视、伸脖、怒撒开羽毛、扬首、叨、啄、压、蹬、扇……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斗鸡和斗鸡的惊心动魄。

  最后，南院的朋友服气地抱着一只只片体鳞伤的败将离开。我抱起浑身是血、露着头骨的“软蛋”跑到阳台上给它擦洗伤口，单独喂它蝼蛄。小伙伴们朝我挥挥手、添油加醋地、绘声绘色地谈论着刚才的惨烈离去。

  鸡瘟死后，我就养兔子。

  开始在阳台上养，把兔子放在大纸箱子里，因为经常有猫光顾，叼走过两个，加之兔子的屎尿气味太重，我就在楼梯南面垒了个兔子圈，挖了个地窨子。地窨子有一米深、口小、里面大，能容下我蹲下身打扫粪便。这样一来，安全、卫生，还不怕兔子打洞。

  那段时间，我与一些伙伴整天忙着给兔子薅草、勾树叶、薅麦苗、到大伙房拿白菜疙瘩。兔子食量大，繁殖也快，有一次三只母兔同时下崽。大伙房的师傅经常跟在我后边要小兔。我很得意，因为他们会给我留好多白菜疙瘩。

  我和小伙伴们还经常剪兔子毛到外贸公司卖。我的一些小人书都是用卖兔子毛的钱买的。

  那时候天一下大雨，小伙伴们就高兴地跑到我家阳台上看小人书。我哥要在家，他们会更高兴，因为我哥的小人书更多。大人看到我们看小人书那个专注、认真、高兴劲儿还直夸奖。

   在故居使我难忘的还有摸爬蚱和粘知了。

  傍晚时分，我就在院子里树下弯着腰往地上瞅，如果看到一个米粒或黄豆大小的薄薄孔，用小拇指甲轻轻一挑；孔就成了个小洞，紧紧地捏住从洞里凸出的头或伸出的爪子，慢慢地往上一提，爬蚱就出来了。那个兴奋劲和成就感别提有多大了。

  夜色下沉，我开始在院里、院外的树上、树下寻找。不一定非要开打手电，树、地都很熟悉，感觉不该凸的凸了，不能鼓的鼓了，伸手请抓了，准是一个爬蚱。成功挑起你要捉到下一个的兴趣，推动着你奔跑的速度。每晚我基本上都能抓到大半碗爬蚱。

   白天，我和伙伴们把洗好的面筋放在枯井的水泥台上暴晒，晒到沾在台子上很难拿掉时就用荷叶把它包起来。待发现知了时，把面筋放在竹竿头上，然后轻轻地往知了后背一戳，知了就会叫着、扑扇着翅膀随着你收杆落到你手里。 每粘一个知了，树下就会回荡我们的笑语欢声。

  在儿时的记忆里故居院子里就像个大宝库：我们做弹弓的铁条，皮筋、包皮都能在院子东边的废旧堆里找到。做铁环的钢条、铁丝，还有“跌溜”、“打不改”的材料差不多都能在那废旧堆里找齐。

  有一天，一个小伙伴告诉大家：东院的温强做一把火药枪如何如何厉害。我们去找温强玩。温强给我们讲解如何制作火药枪。我们花了足足一周的时间在故居的院子里找齐材料。几天后，各自都有了一把自制的火药枪。虽然只打响几次，但那个制作过程的确令人享受和回味。

    我十三岁那年，弟弟来到了人世。公家在北边那排平房中又给我家一间房，成为我哥俩新的天地和我家的餐厅。再往后，我家搬到西院大一些的房子里。小楼里逼仄而温馨的家和楼下宽敞的大院依然留着我童年无限的幻想和欢乐。

  几十年过去，我没再去过小楼。直到我退休后的一年母亲住院。我推着母亲来到小楼。

  小楼已经成为文物。与周围现代化的布局格格不入，它显得格外矮小和陈旧。就因为这不协调的搭配才使它越发醒目。写志的朋友又将一条条历史的真实披露：1917年加拿大牧师威廉.怀特主教在这里开办圣保罗医院；1922年，加拿大籍笑星大山的祖父母“饶大夫”在这里从医三年；1938年，日本入侵商丘，圣保罗作为加拿大的教会医院收留商丘难民达3000多人；淮海战役期间，解放军前敌指挥所曾设在这里，等等。这一条条历史的真实，一条条真实的厚重使小楼群洋溢着生命的青春，屹立不倒。

  八十五岁的母亲望着曾经的家露出慈祥、灿烂的笑容，对往事的回忆清晰得令人吃惊。这大概是上天的眷顾：让永远不倒的故居对着天堂里的母亲美美地回忆过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