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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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作者和全家人为欢送二姐到分宜去工作，在老屋前照的“全家福”)
（四）
阿姨在我家住了二、三年后，租房搬出去了。大人就叫我搬到阿姨住的这间约十来平米的有地板的小房间住。我学父亲的样，先把报纸将房内重裱了一遍后，紧挨父母房间的墙壁处，用两条长櫈和几块铺板以及一些禾杆(那时家里穷，打不起棉絮，只好用禾杆当垫絮铺在床上)，搭好了床；在对床的、有扇小窗户的南边墙下，摆上带有抽屉的桌子。我在桌上铺了块塑料布，摆了个放课本书的架子；在桌子西头的角落，放上一顶有两扇门的角橱，角橱上还摆了一只插着塑料花的花瓶。那时在这间房子里，我坐在书桌前，还看了些书。
那时县里可借书看的地方只有县文化馆。老屋离县文化馆不远，从老屋对面的一条小巷子进去，穿过一个两幢楼间的窄缝，就到了文化馆。记得我用几毛钱办的借书证，在那里借看了《向阳院的故事》、《十万个为什么》、《艳阳天》、《金光大道》、《上海的早晨》、《李自成》、《童年》、《我的大学》和《在人间》等书。那时马王堆汉墓已发掘了，文化馆里的书架上也有了一些考古方面的图书，我好奇借了本考古的书看后，还学书中的竹简图，点燃蜡烛将竹片熏黑，再在竹片上刻划起甲骨文字。
夏天， 在小房间里看书看累了，我就会攀爬到与老屋厨房的屋架上，坐在横梁上，吹着凉爽的南风，看看眼下的徐家池塘边的柳树下的鸭子，望望古城墙外的田野乡村景色。坐在这根横梁上，我还学吹过竹笛。
小房间只有朝东的门和南边墙壁上有个小窗子。在夏日里，太阳一晒，空气不太对流的房间，如蒸炉一样，让人闷热难忍。那时我想在房间外的小院里，栽上葡萄树来遮阳，可不知哪有葡萄树卖，也没有钱去买葡萄树苗。我只好用木条和塑料布，挨着房间屋檐搭了个凉棚。从乡下来的外婆，看到我把老屋后的院子全部搭了这个低矮的棚子，她一个劲地说我傻，说我把老屋后门与院子的对流的风，也给挡住了，她坚决要我把凉棚拆了。
在房间外十多平方米的院子西边的竹栅边，我栽上了两棵枊树。记得那时我饲养的一只小白兔突然无缘无故死掉后，我还学着高尔基在《童年》书中描写埋葬死去小鸟的方法，将小白兔放进黑色的木匣盒里，埋在两棵枊树下的中间的地方，并在上面用砖头、有花纹的瓷板和水泥，给小白兔做了一个台状的墓。那时，我还喜欢在那块瓷板上，或无事坐一坐，或读看着书。
这个时候，我喜欢看书，也喜欢画画。我从解放路上的县百货公司商店(现潦河大市场)，买来白纸、毛笔和水彩画颜料后，在星期天不去学校的时候，就在家里画水彩画。画好的画，就贴在老屋堂前的两边墙上。那时，在居委会的扎花店，我还学会了用细铁丝和皱纹彩纸，来捻玫瑰、马蹄花等。记得有一年新年，我扎的插满各式纸花的一只花篮，悬挂在老屋堂前的空中，得到路过老屋前的巷子、给老红军拜年的县里干部的夸赞后，母亲却笑道，他这是茅棚里装绣球。
记得有一年，在过新年的年前的时候，母亲得到帮县新华书店卖出对联、年画，可按每块钱得五分钱的消息，就从新华书店赊来些对联和年画，叫我和三姐、四姐用竹篮装着拿到乡下去卖。我和姐姐提着篮子，走乡串户，叫卖对联、年画，赚了二十多块钱，也到过不少的村落。我现在还记得，在北潦河上游的岸边，穿过一片松林，偶然走进一个满是古树、古宅的鸡鸣犬吠的村庄后，好客的村民，热情地围着我们，嘘寒问暖，家家还帮我们买去了对联、年画。可这个同《桃花源记》一样的有着古道热肠人的村子，我再想去，却找不到了。我现在疑惑自已是真的到过那个村庄，还是我那时做过的一个梦？
那时，我和小巷里的小孩们常分成两派，在老屋附近的犄角旮旯里，玩起打仗的游戏。我们打巷战的武器，就是抛石头和土块，不知大家机灵，还是手法不准，我们被石头、土块打得头破血流的事，几乎没有发生。可是有次晚上躲迷藏，我躲进了两栋破旧老屋屋檐下的墙壁夹缝里，由于墙壁湿滑，我双手抓在一堵墙的砖头时，手没抓住一滑，后脑勺就重重磕在另外一堵石墙上，当时我头痛作呕，两眼发花，但脑壳未见出血。这事以后，我有时头痛，就会怀疑脑袋是不是在这次给磕坏了。
寒冬腊月，在大雪纷飞的日子，我同小巷里的小伙伴们，就会跑到古城墙上，眺望白茫茫的大地后，突然把对方推倒在厚厚的雪地里，打起雪仗来；有时还会在刚刚抽干水、挖了塘泥的池塘冰面上，敲出冰块，在冰块的一角用烧红的铁丝钻出洞来，再用根绳子穿过洞打结，用手提着，然后学电影里夜更敲锣巡街，在小巷里边用棍子敲打冰块，边吆喝：平安无事了。
夏天，也是我和小巷里的孩子们感到最幸福的时刻。在白天，我们顶着当昼的日头，在古城墙上、池塘边和菜园里的树上，用根头上绑了塑料袋的竹竿，捉着爬在树枝上的蚁哑（蝉）。蚁哑捕来后，将蚁哑的头、翅膀和尾摘掉，只留下身子放在油锅里煎。蚁哑煎熟了，就一口一个地吃得满嘴喷香。太阳还没落到西山，我们就打着臊膊跳进古城墙下的港里，游泳、打水骨哩（狗爬式游泳）、钻迷骨哩（闷水、扎猛子），或者围站在水中，两手舀水，拚命往对方脸上沷水，玩打起水仗来。有时还会在港边上的洞里，掏螃蟹，捉黄鳝。在晚上，跑到古城墙外的水稻田里和菜地上，打着用铁皮罐制作的小煤油灯，捕获青蛙、泥鳅和黄鳝。
那时我们虽会玩，但大家都承担着帮家里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那时，我就同姐姐和小巷里的小伙伴们，在不上学时挑着竹篓子，到十几里远的城北山上，拣柴蔸里、青松果子和砍茅草到家里，烧水弄饭。那年三姐吵着下乡去了后，三姐每天早晚两次到县城水井里放漂白粉杀菌的事，就由我接手做了。那时，住在县城水井旁的人，一定看到过一个身子瘦瘦的男孩，骑着一辆车把上挂着被漂白粉侵蚀的小铁桶的自行车，匆匆来到井边，用铁桶打上水后，再用竹片从竹筒内挑出糊状的漂白粉，放在铁桶里，搅了又搅，再把铁桶里的水倒进井中，然后才骑上自行车，快速离开的身影。我做这个打漂白粉的事，每月在县防疫站可领15元的工资。那时一个人每月有15块钱，就可以生活下去。
三姐下乡走后，家里担水的活，也落在了我肩上。那时家中吃、用水有大小八人。夏天，大人和姐姐们要在家里洗澡，我是天天要把家里的那口大水缸挑满后，还要把一担满满的水放在水缸边。那时，正是我长身体的时候，每天挑这么多水，我倒觉得不是很累，只是有个奇怪的想法：认为天天压这么重的担子，身子会长不高的。（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