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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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年代。母亲讲起大姐的事，就说大姐从小就是心善的人。那时父母工资低，家里租不起房，就借住在县城一幢老宗祠里。我四个姐姐挤在一张床上睡，大姐与二姐睡一头，有次二姐把大姐鼻子打得流出血来，大姐心善，只是哭着没还手打妹妹。母亲还说，大姐在小时候就为家里做了不少事，她帮母亲带人、洗衣、弄饭，有时还同妹妹们到潦河上，捞沙石卖钱和到粮站送谷壳挣运费等。大姐读完小学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大姐还休学同母亲到离县城二十里的万埠镇纺纱厂，做了2年纺线工后，去县中继续读书。大姐为给家里挣钱，吃了不少的苦。
大姐年少时，很漂亮。她，一头淡黄色的头发，扎成齐肩的细细辫子；不胖不瘦的脸蛋，一双富有表情的细长的眼睛，厚厚的嘴唇遮不住的几颗白白的门牙，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早先在我家墙壁上的像框里，有张大姐手捧红宝书的侧身看书的相片，那时，凡来我家来的人，看到大姐这张像片，都会赞叹大姐很漂亮。
大姐在县中还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由于出身硬，对人热情又诚实，大姐成了三个班的连长(那时学校班级成军建制)和校革委会唯一的女性常委。大姐在学校主要是负责的文化宣传工作，每天早晚放放广播。放广播要讲普通话，可没学过多少普通话的大姐，就常用舌尖顶着前门下牙根讲她所谓的普通话。记得有次大姐骑单车带我到乡下做客，她在路上还用这样卷着舌头的方法教过我说普通话。大姐唱歌的声音特清脆，我后来听到郭兰英唱的《南泥湾》歌，就想到大姐那时向唱歌发展的话，今天也许是第二个郭兰英了。
那时，常有县中的学生来我家玩耍，也常有些男生送给大姐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大姐把这些像章给了父亲，父亲将像章装在四个像框里，挂在家里的墙上，给我那个寒碜的家增添不少的光彩。母亲与我说起大姐在中学的事时，还告诉我，有一次，父亲跪在县中礼堂的主席台上接受批斗，大姐看到后，大哭着跑回了家，要母亲去学校解救父亲。母亲知道那些人不会往狠里斗父亲，就逗大姐说，让他们斗斗你爸爸这个老顽固吧。现在这么多人都斗了，斗斗你爸爸有什么不好？大姐气得直跺脚，拚命地拉着母亲到了会场，解救父亲。
大姐初中毕业后，年仅十五、六岁，就成了知识青年。她打起被包，与县里十几名学生，扛着红旗，去了离县城三四十里远的名叫洗药湖茶场的大山上，接受劳动锻炼。
洗药湖位于南昌城西的西山山脉的最高点罗汉峰上，因明朝名医李时珍曾在此采药洗药而闻名。洗药湖年平均气温17.5度，夏季平均气温仅为22度，比市区低6一8度，享有“小庐山”美誉。那时我常去洗药湖，是父母冲着山上比下面凉快才让我去的。由于洗药湖年降雨量充沛，山中空气潮湿，云雾弥漫，土壤排水良好又富有腐殖质，很适宜茶树的生长。洗药湖的高山云雾茶，芳香浓郁，冲泡三次而茶味不减，深受人们的喜爱。大姐下放到洗药湖之前，这儿只有十来名职工，茶园尚不足百亩。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从安义、新建和南昌等地来的38名知青，下放到这里搭竹棚安营扎寨后，就在洗药湖的山坡沟谷里，日复一日的开荒种植茶树。
洗药湖的艰苦劳动生活，对从小吃惯苦的大姐来说，算不了什么。不久，不怕吃苦，人又能干的大姐，当上了洗药湖知青点的“铁姑娘班”班长和妇女主任。
那年年初，也就是我从县里调来省城工作的次年，大姐来省城与分别四十多年的南昌知青相见时，还叫上我陪她去了。
在省城麻纺厂区的一家酒店里，当年同大姐在洗药湖经历磨难的南昌知青们，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可他们一见到大姐就拥上来，孩童般地争着紧抱大姐，还不停叫“姐姐姐姐”的，让我感动不已。宴请时，有位知青在敬完大姐的酒后，泪花闪闪对我说，你大姐真是一个好人。那时，我们离开南昌到那个人烟稀少的大山里，别说天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就是洗涮衣被这样的琐事，也让我们这些年仅十三四岁的人，要哭鼻子了。是你大姐把我们当亲弟妹看待，替我们洗衣浆衫。如没有你大姐的关照，我们这些人真难熬过来。那次在酒席上，大姐还这样把我介绍给了与她曾患难与共的弟妹们：这是我的大弟，他刚从县里调到市里来工作。我的弟弟，也是你们的弟弟。今后你们有什么事可以找他去。
大姐在洗药湖当知青时，我去过多次。那时候，公路都是沙石路，汽车一过就是沙土漫天。记得是在夏日的早晨，学校刚放暑假，我就拿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同与大姐在山上劳动锻炼的一位男知青，搭乘拖拉机风尘滚滚在长埠乡下了车后，就顶着烈日朝山上的洗药湖奔去。
那个知青哥哥大约只有十七八岁，他身材中等，衣着是当时最时髦的：上身是兰白条纹的海军衫，下身是草绿色的军裤，脚穿一双绿色军凉鞋。他边走边逗着我说笑。我们走在山脚处时，他发现路边的菜园地里，挂着几根青色的黄瓜，马上跑下去偷偷摘了下来，放进他那个洗得发白的军用书包后，拉着我的手就往山上跑。我们钻进了大山后，一人啃着一根黄瓜，走在两旁生长高大杉松树，铺着长条麻石的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有时候，在茂密的杂树枝里，时而还会扑棱一声，飞起一只小鸟，他马上从地上拣起一块石头，朝小鸟抛去。在一个两山对峙的长谷里，他背着我从一块大石跳到另一块大石上，轻松穿过流泉撞击巨石发出隆隆响的山涧。他背着我走进深山里，路越来越窄，山风从树林里吹来也格外凉爽，我抬头一看，在苍绿的悬崖峭壁上，不是有从长满苍苔的岩石上垂下来的一根根粗壮的葛藤，就是一块面目狰狞随时要从空中扑下来的巨石。我胆怯地用双手紧抓着知青哥哥的厚实肩膀。
知青哥哥背着我沿着上山的崎岖小道，终于登上了树木稀疏的山顶。站在高高的山峰上，看到蔚蓝天空下远处的安义田野大地，知青哥哥激动地挥手喊叫起来：安义安义！安义！我不由也跟着他大声喊起来。此事已过去几十年了，但我现在仍记忆如新，幸福如梦。
在一座平缓的山头上，有一排坐西朝东的简陋的青瓦房，瓦房两头是有竹子和油毡搭建的简易竹棚屋，棚屋后栽种着几棵高高的松树，如忠实的士兵守护着瓦房和瓦房前的那块空场地。几只母鸡侧身躺在屋角墙下，时时用一只爪子刨着松土后，又张开翅膀拚命地扇动起来，刹时灰土蒙蒙。有只黄狗蹲在大门前的屋檐下，伸着长舌，喘着粗气。当满头大汗的知青哥哥带着我来到这儿时，黄狗腾地起身吠叫着跑过来，立在知青哥哥脚下，抬头用明亮的眼睛，恳求地瞅着他。知青哥哥笑呵呵用手摸了几下黄狗的头后，轻声说了句：滚开，就朝竹棚屋喊着我大姐的名。
大姐听到喊声，穿着短袖跑了出来。大姐离家到山上来后，人瘦了，脸也黑了。大姐惊喜跑到我们身边，轻声说，你们走得好快啊。我告诉大姐是知青哥哥背我上来的。大姐心疼地对着知青哥哥说，这么长的山路，你背着他上来，可把你累着了。知青哥哥说，姐，我不累。说着他揉揉肚皮说，现在就是肚子饿了。大姐马上一手拉起知青哥哥的手，一手拉着我的手，朝竹棚屋走去。
快到竹棚屋门口，大姐突然停了步，轻声说，她们在睡觉。我进去把饭菜拿出来，你们到厅堂里去吃。
大姐说的厅堂，其实是瓦屋大门里的一个过堂，那过堂两边的墙壁是宣传栏，上面贴着剪下来的报纸和写满字的信纸；屋顶上悬挂着一台锈迹斑斑的吊扇。正对大门的墙上，贴了一张毛主席的标准像，像的两边是一幅“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草书对联。在毛主席像下的墙壁上，是一个用红漆描绘的大大的心形图案，“心”内有一个黄色的“忠”字。红“心”下是一张四方木桌，在桌面的中间，摆放一座精心制作的“凸”形的大玻璃盒子，一尊毛主席的半身瓷像放在盒子中间的最高处。
大姐从竹棚里端来了四碗菜：一碗辣椒炒酱干，一碗空心菜叶，一罐辣椒粉炒的猪油渣子，还有一碗西红柿蛋汤，这是我到洗药湖吃的第一顿饭菜。后来我才知道，这“三菜一汤”还是大姐几天前就开始作了准备的。那酱干还是大姐请人从一个叫店前街上买来的。大姐坐在旁边，微笑看着我们吃饭。知青哥哥突然停下筷子，问大姐，今天没去砍草？大姐说下午要开会，大家就先回来了。吃完饭后，知青哥哥就与大姐和我告辞，到瓦屋的另一头竹棚屋里去了。
大姐交待我进竹棚屋内不要说话后，就领着我走进黑暗暗的竹棚屋里，撩开蚊帐的一头，叫我钻进进去睡一觉。我躺在4根竹子搭成的大姐的竹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就睁眼透过薄薄的蚊帐，打量着蚊账外面的蒙胧世界，只见两边的蚊帐内也有人蜷曲睡着，在一根横拉的铁丝上，垂挂着毛巾、白色的女式背心（那时没有纹胸）和大花裤叉以及一根根红红的如皮带似的东西等。大姐看到我东张西望，就用蒲扇拍了我一下小声说，快睡。我紧忙闭上眼。
“你别哭。明天大姐去帮你砍。你那点任务大姐可帮你完成。唉，你别哭啊！”
听到大姐在屋外的说话声，我忙爬起床跑了出去。看见大姐双手按住一把有着长长木把的砍刀，伏在一块长青石上，用力磨着那砍刀刃口。一位看起来比大姐小好多的姐姐，蹲在地上伤心地抽泣着。
夏天，知青们在洗药湖的劳动主要是清除茶地里杂草和在山坡地开垦茶园梯地。洗药湖植被繁茂，地上枯枝落叶多，这样有机质含量丰富的土壤，十分适宜芭茅和荆棘等灌木生长。清除茶地里的杂草就是砍掉这些茂密的芭茅和灌木，所以，山里人称打草为砍草。那天下午，洗药湖茶场召开了砍草动员大会，给每位知青下达了每天要完成3亩茶地的砍草任务。那时的孩子虽没有今天这样金贵，可要手持几斤重的砍刀，去清除茶地里的杂草，对那些刚刚初中毕业、年仅十四五岁的知青来说谈何易？那位蹲在地上哭泣的女孩，就是担心自己完不成任务，着急地当着我大姐的面哭起来了。
那天吃过晚饭后，我一人呆在竹棚里，翻看从家里带上山的小人书时，听到了从厅堂传来大姐充满激情的说话声：我们铁姑娘班的每位革命小将来洗药湖，就做好了要准备吃苦、勇于艰苦创业的思想准备，树立了要用我们的双手来描绘、建设第二故乡，并在这山上安家立业的雄心壮志。现在砍草任务重、干活累，我们“铁姑娘班”要下雨不下火线、小病不请假，连续作战，决不会怕苦怕累，决不会拖场里的后腿，奋战三个月，保证超额完成任务。
多年后，每当我问起大姐下放在洗药湖劳动锻炼的事，大姐开头就对我说：“好苦。”可在我的记忆里，在那个时候，大姐从来没有说过一个“苦”字。
次日，我从睡梦中醒来，已是早晨九点了。大姐早已带着她的“铁姑娘班”的姑娘们砍草去了。我吃完大姐走时留给我的一碗菜粥后，站在离竹棚不远的小山包上，亮晃晃的太阳射得我睁不开眼，而脚下的山中却是白茫茫的雾海。我朝着白雾凝滞的山中喊叫大姐。大姐没喊到，却叫来了一位戴眼镜的知青哥哥。他笑着跑过来把我抱进了厨房。
临近中午，戴眼镜的哥哥与我吃完饭后，就挑着一担香喷喷的饭菜，牵着我的手，沿着崎岖的小山道上，钻过一片又一片茂密的竹林树海，来到了“铁姑娘班”砍草的山窝窝里。
站在这儿，我看到四面的山上，那一棵棵郁葱的茶树，整整齐齐生长在一块块梯田上，远远看去如同一条条、一层层的厚厚的翠绒镶嵌山上。大姐在茶园地里，汗流浃背，双手握着长把儿的砍刀，左右挥臂砍伐着那齐腰高的灌木杂草。听到有人说我来了，她才停下用手抹去额前的汗珠，对我们笑了笑，挥手喊道“姐妹们，收工吃饭了！”
顿时，满山响起了铁姑娘们的欢呼声。很快大姐和铁姑娘们从山上跑下来了，我看到她们个个身上的衣服全被汗水湿透。
戴眼镜哥哥把盛有空心菜的小脸盆放在大树下的土墩上，大姐忙从木桶里拿出碗打起饭来。在吃饭时，大姐叫戴眼镜哥哥拿出口琴，吹起了柔美动听的一首首乐曲。我看到，有位长得瘦瘦的名叫莉莉的知青，停下了筷子，端着饭碗，痴迷迷地深情望着戴眼镜的哥哥。
为了早日完成任务，大姐和铁姑娘们吃完饭放下碗，也没喘口气歇息，又奔上山砍草去了。那时，大姐和铁姑娘们除砍草外，还要从事几十亩水田地的收割、栽种水稻的“双抢”任务。
夜幕降临后，大姐和铁姑娘们才腰弯如弓地背着一捆捆牛腰粗的柴草，疲惫不堪回来了。这一天下来，她们有的手臂被荆棘划出了累累伤痕；有的两只手也肿胀得握不成拳头，一个个腰酸背痛躺在床上不想起来了。大姐从厨房里打来了饭菜后，她们才起身拿水桶到澡堂去洗澡。吃完饭，洗完澡，不能马上休息，大姐还要召集她们开会，“斗私批修”是她们提高思想境界的每晚必修课。(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