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药湖的夏夜是美好的。当繁星布满天空,坐在凉风习习的瓦屋前的平地上,俯瞰南昌城,远处的八一大桥上的灯、万岁馆(现改为新大地)等高大建筑物的装饰灯,在黑夜里闪烁着,如一串串放射着靓丽色彩的宝石,令人惊喜。那时,从南昌来的知青们痴痴地望着山下夜色中的南昌城,忘记了白天的劳累和痛苦,一张张年轻的脸似乎写满了幸福。安义城在洗药湖的西北边,大姐背着我爬上瓦屋后的小山头,指着山下远处几点闪烁的灯光说,那就是我们的安义。然后,她又自言自语说着:不知爸妈和弟妹们现在在做什么。今天我想到这儿,泪水就在心里翻滚。
时过境迁,现在知青们早已一个个离开洗药湖回城了。如今我也从安义来到南昌工作和生活了,可是,挤插在南昌这座繁华喧嚣的城市里,我似乎总感到在远处的洗药湖山上,有一双双热切渴望的年轻眼睛,用灼热的目光在深情地注视着这座城市……
在洗药湖的密林峡谷里,生长着形似青蛙,体大肉多,且细嫩味美如鸡肉的野生蛙类石鸡。石鸡喜阴凉潮湿,白天躲在溪流旁、石窟和岩沟内,晚上才出来到水也上觅食,并时常发出“呱呱”鸣叫声。记得那位背我上山来的知青哥哥,常在夜晚偷偷打着手电筒,沿山溪循石鸡叫声,去抓石鸡给我吃。现在我想起洗药湖味道鲜美的石鸡,就垂涎三尺。如今,有人与我说起什么东西好吃时,我总会不由想起在洗药湖吃的石鸡来。
在洗药湖也有让人感到困惑、恐惧的夜晚。记得是在一个天气格外闷热的夜晚,知青们都在厅堂里开会,我独坐在屋外的一块石头上,凝视山下南昌城的灯火时,突然听到声嘶力竭的喝斥声,夹着拍桌子声响从厅堂里传来。我跑到厅堂去看,只见那个吹口琴的戴眼镜哥哥浑身发抖地低头站在前面。知青们坐在厅堂里,一个个大气不敢出。空气也似乎凝固了,整个屋里鸦雀无声,唯有屋顶上的吊扇有气无力地“霍霍”响着。我紧靠着大姐坐着,不敢作声。有位大姐在前面轻声嘀咕着:莉莉怎么不去死啊,要是我早就去死了。此时,厅堂过道的房里,有人在惊喊着莉莉,接着前面传来一阵骚动,大姐似乎感觉到什么,腾地一声站起来朝房里冲去了。我跟随大姐来到那房前,门紧紧关着,屋里有细细哭声也有哜哜嘈嘈的说话声……后来,我隐约知道,是莉莉与那位吹口琴的戴眼镜哥哥亲嘴被人看到举报了,茶场召集大家开大会,对他俩的作风问题专门进行批斗。在那个年代,“作风”犯了事,是丢人现眼、永远抬不起头的。记得从那以后,大姐不仅要带铁姑娘们早出晚归去完成打草任务,还要时时关注莉莉的动向,生怕莉莉再想不开去寻短见。直到莉莉调到别的地方去接受锻炼,大姐才松了口气。后来,大姐下山出车祸治疗后回家养伤时,莉莉还同那位戴眼镜哥哥特从南昌赶来我家看望大姐。听到他俩已结婚的消息,躺在床上的大姐,又是高兴又是羡慕。
大姐在洗药湖劳动锻炼三年后,不知是从伙食费扣下的钱,还是那时她有了工钱领,她开始给家里买些东西了。
我现在还记得大姐那时给家里买的二件东西:一件是她给家里买来了一面心形的大镜子。那时我们见到的大都是些长方形、圆形或方形的镜子,而心形镜子几乎没看到过。这面心形镜子摆在我家那张大红木书案桌上,是份外夺人眼球。女孩子都喜欢镜子,有一面与众不同的镜子对女孩来说是件感到显耀、高兴的事。可大姐为何将这面镜子放在家里?记得那时我曾听到有人问过大姐怎把镜子放在家里的问题,大姐告诉人家说是洗药湖上雾气太重,她怕镜子被雾蚀,所以放在家里。我现在想,那时大姐把镜子放在家里,不是怕镜子里的水银被雾蚀掉,而是想让别人家羡慕羡幕我家吧。另一件就是她第一次发工资后,花三十多块钱给父亲买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父亲对这台收音机十分喜爱,还专门花了十多块钱买个真皮外套保护着。在上班的路上、在家休息或做家务时,他都是带在身边打开机子听着,从不让我们碰一下他的这个宝贝。这台收音机,父亲使用了三十多年。那年父亲去世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父亲挂在卧室墙壁上的这台收音机,还如新的一般,想到这是父亲对儿女们的礼物如此珍爱着,我感动的满眼是泪水,便将这台收音机放进父亲的棺椁里,让父亲带着儿女们的礼物上路。我想这应是父亲的最大心愿。
后来,由于国家战备的需要,南昌城的一些工厂纷纷迁往山窝窝里的湾里。湾里原是太平乡的一个村庄,由于特殊的区位和地形,一夜间就热起来了。记得那时大姐常唱一首《八字头上一口塘》的歌,唱着唱着,她也被选到挖八字头上的这口塘——乌井水库工地来了,成为水库建设指挥部成员中唯一的女性成员。那时大姐才刚刚十九岁。
大姐在乌井水库工地时,已是知青中的有名人物。她出席了全省知青先进表彰会,在会上还作了先进事迹发言,当时的省委书记程世清还与她握过手,交谈过。组织上也在有意重点培养她。无论哪方面,大家都是看好她的前程。现在,大姐提到那时的光景,就会说如不是那车祸,她现在不是厅级,至少也是处级干部了。
那时大姐也到了差不多谈婚论嫁的年龄。我现在还记得有天晚上,父母亲有事出去了,我和姐姐们在家里时,大门突然被推开了,门口站着一位英俊的大哥哥和一男一女的大人。那位大哥哥站在门口说了句,这就是她家。他身旁的两位大人笑了笑问我们大人在家没有,我们说没在家,他们走进屋里转了转也就走了。后来,我同大姐聊起她恋爱的一些经历往事,才知道这位英俊的大哥哥对大姐有爱恋之情,那天晚上,他是同其家里大人说了想娶大姐的事后,大人要他带到我家看看。这位英俊的大哥哥,后来到部队去了,常写信到大姐。在得到大姐同一位老红军的后代在谈恋爱的消息后,他还写信到了大姐单位,说他与大姐在谈恋爱。当时地方上对部队的军婚是很重视的,大姐单位收到信后以为大姐和他是军婚,还特意找了大姐做思想工作。这位英俊大哥现在是一个蛮好单位的头头。他现在同大姐还有着联系。那位老红军的后代,是一位大学生。他是大姐单位领导介绍的。可是,他个子不太高,长着络腮胡子,再加年龄偏大,所以人显得老气。而大姐那时才二十不到的年龄,正是风华正茂的“一朵花”的年龄。虽然他的外表与大姐不相配,可大姐还是认可这位老红军的后代。但是,我家里大人知道后,是很不同意。后来我才知道,为此事家里大人还到大姐单位去闹过。
那年学校放寒假后,大人出人意料让我去了大姐工作的地方一一乌井水库工地玩。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看到宏伟壮观的水利工地场面。四周的山坡上,用竹子、竹毡和稻草搭起了一座座工棚。水库工地上,插着许多红旗,高音喇叭在吼叫着,挖土的、挑土的、垒土的、炸土的,一队队挑着土箕或推着单轮土车的人,象蚂蚁一样不间断蜿唌朝着远处堤坝上走去。在水库工地上,人山人海,黄尘飞扬,一派非凡的景象。我看到大姐上身穿着蓝色的女式“列宁装”,下身是绿色军裤,腰间扎了根军皮带,扎着齐耳根的两条辫子,如作战的女将军一样,迎着山风,站在山坡地上,英姿飒爽。
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在水库工地上吃的比洗药湖好多了。米饭是用大木桶蒸熟的,吃起来有木头的清香味。还可常吃到大块的猪肉和鲜美的心肺汤。当然青菜萝卜干还有干辣椒是主打菜。在那吃过的一次色香味俱全的红烧猪蹄子后,以至于我现在总觉得那是我第一次吃猪蹄子。
记得在乌井水库工地上,我见过那位老红军的后代。他穿着一身藏青色中山装,脚上穿着擦得铮亮的黑皮鞋,头发梳理的一根不乱。那时我听惯着安义话,听到他说的普通话,总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他一般在吃过晚饭后,才来到大姐住的工棚处,唤大姐出去走一走的。他同大姐沿着工地旁的一条弯延的沿山公路,边散步边交谈着。那时我不懂事,跟着大姐他们一块大在山路上走起来。有一次,大姐把父亲信中的内容告诉了那位老红军后代后,我看见那位红军后代面露难色,满脸不高兴了。
我离开乌井水库工地一回到家,父亲就找我问,那位老红军后代知道他写的信上内容后有如何表情。我那时不知父亲讲的表情是什么意思,只说不知不知后,就跑了。可父亲仍追问我那位红军后代得到信的内容后,是不是皱眉脑壳了。我问父亲什么叫“皱眉脑壳”?父亲看到我满脸茫然的样子,就笑笑走了。那时我只是个整天贪玩的半大的毛头小孩,哪看得出大人的喜怒哀乐的丰富表情啊!我现在想,这可能是那时大人们主动叫我去大姐那儿玩的原因。
我现在还不知是什么原因,促使家里大人最后还是默认了大姐同那位老红军后代的婚事。家里大人同意了,大姐就带着那位老红军的后代来我家。我现在对那位老红军的后代到我家倒没有多少印象,只是对他穿着黑皮鞋和脚上的那双尼龙袜子好有印象。后来,也就是大姐同这位老红军后代快要分手时,这位老红军后代还单独来过我家一次。
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他骑着一辆28式载重自行车,突然来到了我家。他把车子停靠在瓦屋檐下,然后从后座架上,拿出一把菠菜进屋,也没跟大人说多少话就走了。这次他来我家,给人一种很狼狈的的感觉。他这次来我家后,直至我二弟结婚,他同爱人才来了我家。我现在仍不知他当时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到哪里去,也不知他是从哪里弄来的那把菠菜。
大人说大姐是听了邻居一妇女的闲话后,才同那位老红军的后代分手的。大人说那位邻居对大姐说了老红军的后代太老了。母亲当时正参加县里组织的到大寨、延安、上海和北京等地参观学习去了。后来母亲提到大姐与老红军后代分手的事就说,如她不去外地参观的话,她在家里就不会让大姐听邻居的那些闲话的。我认为大姐是个有主见的人,她不会轻易听人家的说的。后来,我问大姐同老红军后代分手的原因,大姐说,因当时老红军的后代年纪大了,要马上结婚,而大姐觉得自己还年轻,她的工作还没有定数。那时虽然已听说会把她安排到区里担任领导职务,但组织上还没有确定下来。虽老红军的后代对大姐许诺会帮她把工作弄好,但大姐不想靠他,她要靠自己的努力工作取得。再加上大多人,也对她说老红军的后代长相显得太老了等一些的话,大姐才决定与老红军的后代分了手。
这位老红军的后代婚姻不顺,先是找了位南昌某商场的姑娘,在生一对龙凤胎时难产死了。他又找位在宾馆的服务员,生了一儿一女,但在他离休后不久,俩人却离了婚。大姐与这位老红军的后代是一直有联系的。那年大姐遭车祸后,这位老红军的后代跑到医院去看她时,还伤心地哭了。这位老红军的后代,对我家也是一直关注和帮助的。
大姐与这位老红军后代分手后,领导也对她开始有些冷淡了,让大姐产生领导有点对她处处穿小鞋的感觉。
大姐在中学时,有位比他高一届的姓王的校友。母亲是居委会的主任,县中的学生常跑到居委会来纠斗人时,母亲看到这位姓王的学生从不打人,觉得他心善,便对他有好感。小王是农村来的,家里有四兄弟和一个妹妹,他对我父母很尊重,叫我父母“叔叔、婶婶”,也叫得很勤。中学毕业后,他想去当兵,我母亲知道后就帮了他的忙,把他弄到部队当兵去了。现在,大姐同我讲到那时她对小王,也就是我现在的大姐夫有什么印象时,大姐就说,那时在众多经常来我家玩的男孩中,可以说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大姐上山下乡后,收到好多男孩的信,可他却很少写信给大姐。但他经常写信给我父母,在信中汇报他在部队的情况。大姐说到这,就笑着说,他(小王)走的是曲线救国路。那时我对这个“小王”也没有多少印象。
小王从父母那得知大姐与老红军的后代分手后,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大姐,并寄到我家里。父亲收到小王的信后,也给大姐写了封信,连同小王的信一块寄给了大姐。因父亲不知乌井水库指挥部的具体地址,就将大姐的信寄到洗药湖。大姐在乌井水库指挥部听到从洗药湖下来的人说,家里寄来了一封厚厚的信给她的事后,就在月初领工资的那天(她在指挥部有工资领),特意请假到洗药湖去拿信,并打算拿到信后下山回家看看摔伤腰的母亲。
世上往往细小的事,能决定人一生的大事。大姐就是从拿这封信起,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之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