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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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在洗药湖拿到那封信后，鬼使神差，急忙搭乘一辆小四轮的二七型手扶拖拉机，连夜下山赶回家。
这种手扶拖拉机车子现在是很少见到了。这车没有方向盘，只有二根长长的手扶把当作调头、打弯的方向盘，后面的车厢也是个约有四五个平方面积的拖斗。这车开起来时，还要用根曲铁棍塞进车前柴油箱的孔里，用力摇着铁棍打转而带动发动机，在好一阵子“突突”响和吐出黑烟后，才可走动。这车子的速度也是蛮快的，所以多用于农村耕田和运送稻谷等作物。安义人给这个车子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蚱芒的（安义话，即“蜻蜓”）。那个时候，汽车没有现在这么多品牌和款式，所以这车也成了大众代步的主要工具。那天，有七个人坐在车子后的车斗上，大姐坐在前面位子。开车的司机是个刚学会开车的年轻人。在车子在刚发动准备下山时，突然有位疯子跑过来，无缘无故对车子恶言恶语诅咒了一句。后来车子翻了，有人说是那疯子诅咒的缘故。
三月，山势嵯峨的梅岭，冰雪渐消，茶褐色的山涧溪流水，带着融化的积雪，汇成一股急流，撞击在山石上，溅起朵朵水花，形成漩涡逆流，又继续直奔山下。寒冽的山风刮过野草，穿过森林，抽打着岩石，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山坡上，点缀在松涛竹海中的桃树，鲜花正开。此时，天近黄昏，残阳如血。那位年轻的新司机，紧张地驾着小四轮手扶拖拉机，沿梅岭西的下山公路，左拐右弯，往山下冲，手心都出了汗。大姐想女式军服想好多年了，今天她读到小王在信中告诉她，已给她寄来一套女式军服，她坐在车上，想到自己马上就可回到家见到家里人和拿到女军服，她高兴快乐地一路想唱着歌了。
俗话说，乐极生悲。可是，大姐得到的这个乐和马上要发生的悲，实实太不相称了，简直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天色已昏暗了，驾车的年轻的新司机心情更紧张，他手中的车如同双眼充血的脱缰的马，直往山下飞奔狂跑。他感到实在驾驭不住车子了，赶紧拉起车刹，可是车子顺着惯性，直往山下冲。就在山腰中一个叫“鬼见愁”的急转弯处，这个司机在情急中，手忙脚乱突然把车把往右一打，来个急转弯，把整个车侧翻在右边的陡坡下。顷刻，车子如圆木一样，在山石陡坡上一路打着筋斗，翻滚着，撞击着，直至快到山脚散架才停。我后来听大人说，这个急转弯处，是个挺邪的地方，曾发生多起翻车事故。
大姐和乘车的人，在翻车一刹那，只惊谎大叫一声后，就同车顺山往下翻滚起来，最后七零八落地被甩在山坡上。大姐坐在前面，她首先被远远抛出了车外，重重落在一片岩石中。
夜已将他那漆黑的翅子，展在梅岭山上。夜色的昏沉黑暗，让整个自然界都好象穿着丧服一样凄惨。身躯弱小的大姐，倦曲在乱石中，一动不动。十多分钟后，有位山农路过这里，听到山坡下好象有人在痛苦呻呤，走到陡坡前，打着火把，往下一看，发现下面山坡上，有人躺在地上痛苦叫喊。他赶紧跑到附近的一个知青点上,把人叫来。
不久 ，驻扎在附近的部队军人坐着军车来了，知青和山里的农民也来了，接着二辆白色的救护车也闪着红灯“嚯嚯”叫着急速开来了。天已完全黑了。大家打着手电筒在山坡、岩石上搜寻着受伤人员。医生对躺在山上的伤员，先进行简易检查后，就由抢险人员用担架抬到车上去。
抢救人员将散落在车子四周的伤员一个个抬上救护车后，医生问了一个还较清醒的人，车上总共坐多少人。那人回答有7人，却没把司机算上去。大家点了抬上车的受伤人数正好是7人后，正准备发动汽车开走时，山下突然有人在大声喊道：这里还有个人！
可怜的大姐，她是命不该绝。一位年仅十八岁的男知青，看到车子散了架，认为受伤人员甩出的位置不会集中在一处，便把搜索范围扩大一些。他一人打着手电筒在陡坡处的每个角落仔细寻找受伤人员，当他把手电光朝远处的那片岩石中扫射时，看到大姐那个军用挎包，便跑过去，才发现了我的大姐。
大家听到喊声，又立即跑下山去。在岩石中，一位军医打着手电看到大姐满脸是血，头部前额还在汩汩地出血，右大腿处的裤子已被鲜血浸透了。这位军医用听诊器听到大姐还有微弱的心跳声后，又仔细看了看大姐的前额，说：她还是活的。这个是摔得最严重的人。他站起来看看大家说，现在没有担架了。我们只能背她上去。找到我大姐的那位男知青走过来，把腰一弓，说，放在我背上吧。军医说声好后，大姐就被人慢慢抬起放到这位男知青厚实的背上。男知青背着大姐刚想提步快跑时，军医马上对他说，你不能跑的。她头部的伤不能受到震动，你要慢慢把她背上去。
大姐背上来，放在担架上抬了上车后，救护车就朝省城开去。可车子还没走到十米，军医叫司机把车子停了下来。他跳下车对身旁的人说，刚才那位女伤员不能那样放在车上，要有人抬着担架才行。那位男知青和一位军人马上爬上车，分别站在担架两头，双手握着担架把手把担架抬了起来。军医上去交待他们说，要小心抬着，千万不要让担架晃动一下。从大姐车祸出事的梅岭到省城南昌有30多公里的路程，那时这条山路还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沙石公路，可他们稳如泰山地站在车里，双手紧握着大姐躺在上面的担架把手，没让担架晃动一下，平稳地将大姐送到了省城二附院。后来在电影《山花》中，看到影片中的那个咬牙跪着抬担架的姑娘，一跪一步，双膝都磨出了血，最终将担架抬上山的镜头，我想到男知青和军人二人在车上站着双手提担架的这个场景，还感动地热泪盈眶。
大姐是不幸中又有幸。如没有那位男知青，也许她就那样一个人丢在岩石中没得到及时抢救，就离开了人世。如没有那位医术精湛的军医，知道在脑壳裂碎而脑膜没破情况下，要小心保护好脑膜不再受损破裂才行的话，可能她就死在送往医院的路上了。如大姐不是前额而是后脑勺碰撞在岩石的话，大姐当场就毙命走路了。因人的后脑壳是紧挨着脑膜，而前额的脑壳离脑膜还有点间隙。那时，大家看到大姐还躺在医院里进行抢救，无不惊叹大姐的命大。
这一天，是公元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日，这是大姐今生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也是我家永远难忘的黑色的日子。事情已过去四十多年了，今天大姐对这个日子仍记得很清楚，只要问她是哪天发生的事，她马上就可说出，3月2日翻车，3月4日剪了我的头发。每当听到大姐最后说的这句剪了她头发的话，我就心如刀割难受。我的大姐可是一个爱美、仁慈的人，怎让她遭到如此的灾厄！
大姐翻车的次日，家里才知道。父母得到这个消息就马上乘车去了南昌，而我是在中午放学回家看到姐姐们都在房间里嚎啕大哭后，才知道大姐出车祸了。远在乡下的婆婆、外婆、姑姑、叔叔等亲人们听到大姐的事后，纷纷来到了我家。那时安义城小，城里也没有多少人，我母亲在县里还算是一个有名的人，大姐出车祸的事在县城传开后，差不多县城的人都知道了。记得那天，我家门前的街上，一下子围站了好多大人，他们在询问、议论着，都在惋惜着大姐一个这么好的姑娘，却遭遇到这样的灾难。
那几天，我家乌云笼罩般的令人压抑。全家人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三天后，从南昌带来了大姐翻车后换下来的血衣，并带来个好消息：大姐过了三天危险期，所受的伤可能不会危及生命了。外婆和姑姑听到这个消息，才松了口气，她们将大姐的衣服拣好放在木桶里，挑到县城边的潦河上去洗涤。记得那天外婆和姑姑从河边洗完衣服回来后，都在偷偷抹着眼泪。后来我听到大人们说，外婆和姑姑在河边洗大姐的血衣时，河水都被染红一片了。有人在安义大桥上看到，还大声惊呼。
大姐出车祸半个多月后的一个周日，我同三姐搭便车到了位于八一大道上的省二附院。那是我第一次到省里的医院。
我同大人走进省二附院住院部楼上的脑外科，看到偌大的走廊上，地板擦得干净发亮，穿着白大褂的护士们，把放着玻璃药水瓶、棉签等物品的小车子，轻盈推进一间间宽敞的病室。在每间病室里，靠两边分别摆着3张床铺，床铺上都躺着病人。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消毒水的气味。我跟着三姐径直走到护士值班室隔壁那间的抢救室里，看到大姐静静躺在病床上，床头左边摆放着近2米高的氧气瓶筒，从瓶子上方的冒着水泡的氧气水瓶子里引出一根细细的黄色皮管子插在大姐的鼻孔里。床头的右边是摆着放了几瓶梨子水玻璃罐头在上面的方柜子。给大姐打吊针的木架子，放在床头脚下。在木架子上倒挂着一只好大的盐水瓶子，从瓶口垂下一根黄色软皮管子，带着针头一头插在大姐的左脚背上。床头脚底下的铁架子上放了一个白色的尿盆子。父亲伏在大姐的床头打瞌睡，母亲站在床头脚下处，抬头看着吊针软皮管上那细小的玻璃瓶里，一点一点滴下来的药水。我和三姐叫了声爸妈后，父母就制止我们不要再说话了。
我轻轻走到大姐床边，仔细看到大姐的两只眼睛，因翻车被树枝划破，已缝了针用纱布蒙着了。她的满头秀发已全部剃掉，缠上了厚厚的白色纱布。右脚腿骨骨折二处，但由于头部伤重在先治疗头，所以右脚还没有进行打钢钉牵引固定等处理。我在抢救室呆了半天也没听到大姐应下声，她就象木头似地躺在病床上，没有动弹半下。
现在想想，那次我在医院印象最深的是，听到大人们说大姐送到医院后，医院里立即把大姐送进手术室进行抢救，医生从大姐前额脑壳骨裂的伤口内，仔仔细细地把每一块碎骨都捡出来了。如脑壳的碎骨仍残留在脑壳内，哪怕是块细小的骨壳不取出来的话，那碎骨刺破脑膜将会危及大姐的生命。医生对大姐的眼睛治疗，也是尽可能的为不破她的相貌而缝好每一针。救死扶伤是每个做医生的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庭对从医者的最基本的要求。我庆幸大姐碰到了这么多敬德敬业的好医生。好医生应是值得我们永远永远景仰、崇拜、感激和怀念的。
半个月后，我一人又到了南昌看大姐。这次大人答应我到南昌住二天。我是上午到的医院，大姐已从抢救室转到普通病室。那天大姐听到我来了，她要看看我，马上叫大人把她扶了起来。我看到大姐，已不再是从前那个长得俊俏的姑娘。她的头上没有头发，只是些黑黑的发根，跟剃了光头的男子一样。头上的前额处还是敷上一块大大的白纱布。两只眼睛肿得象长肿瘤一样，鼓鼓的。在两只眼睛的上眼皮处，缝针留下的一条弯弯的痕迹，就象爬在那里的黑色蚂蟥一样，丑恶、恐怖的令人发悚。鼻子上也有一块青色。大姐的右脚是高高的挂在床架子上，一根不锈钢横插进大姐的右腿骨内，两根细钢丝固定在不锈钢两头处后，经过高高的床架子，再连接床头脚下的几块沉重的生铁铸块，把大姐错位的腿骨牵拉到位。大姐看着我，她似乎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而我看到大姐变成如此判若两人，瞠目结舌，只轻轻叫了声：大姐！
这是我的大姐吗？大姐你怎成了这样！我迷茫、悲伤，不禁痛苦起来。父亲忙起身将大姐扶躺在床上，母亲却把我拉到室外，小声交待我，你不要哭，大姐才刚刚好点。我点头后，母亲才领着我走进大姐的病房里。
父母都很憔悴了。他们似乎是一下子老了许多，说话、走路等都显得好无力。护士进来给大姐换药，也许是大人不让我看到伤口，或许是怕室内人太多，担心伤口会受到感染，大人把我叫到了室外。大姐换好药后，父亲同护士一块出来后，他就到洗手间去了。我走进去看到大姐躺在床上，两眼的泪水，从眼角溢出一滴滴地顺着光洁的皮肤滚下来。大姐在哭了。我转头看到母亲的眼睛也是红红的。我不知所措，木然地站在那里。
后来，我走出病房到洗手间方便时，隐约听到从一蹲位间里传出细细的抽泣声。我好生奇怪，便走过去听到里面确实有人在哭，而且哭的很压抑、很伤心。我赶忙走出洗手间，站在走廊上，远远看着洗手间大门。不一会儿，看到父亲两眼通红通红从洗手间走出来了。我真没想到，父亲为大姐的事躲进洗手间里，偷偷地哭了。那一天，我心情沉甸甸的。
大姐在南昌有干妈和干爸。那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南昌赶下来的驮着“右派分子”一对夫妇，租住在我家同一条巷子里。有天那男的被抓走了，那女的在晚上感到害怕，大哭了起来。深夜里，一阵阵恐惧的哭声惊动了小巷里的居民，可在那个年代里，没人敢去走近那位胆小的女人。母亲听到哭声，敲开了那女人的门，得知那女的住在大房间里感到害怕而哭，便叫大姐过去陪伴那女的睡。从那晚开始，大姐每晚就在那女的家里睡，那女的有时弄了好吃的，也会叫大姐过去吃。由于这对夫妇没有生育，他们后来就认了大姐为干女儿。我们也跟着大姐叫这俩位夫妇：吴爸爸和王妈妈。吴爸爸和王妈妈在县里呆了三年，就返回了南昌。大姐出车祸在南昌住院时，吴爸爸和王妈妈天天到了医院看她。每次来还会弄点好吃的东西送到医院。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那天我到南昌的晚上，吴爸爸看望了大姐后，父亲陪着吴爸爸走出二附院门诊大楼，行走在宽广的八一大道上的人行道上。人行道上，华灯齐放，树影婆娑，吴爸爸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装尼制服，皮鞋铮亮，他边走边同父亲谈论着大姐的事，并安慰父亲。那晚，吴爸爸带了我到他家里睡。
次日早上，我赶到医院，看到母亲正从大姐的病床底下抱出一床被褥。我问母亲被褥怎放在床底下了。母亲告诉我是父亲在大姐的床底下睡。当时医院规定每位患者只能留一人到病房里搭床睡。晚上父亲不放心母亲陪大姐，他就躲在床底下睡了。这是我那次在医院里又没想到的：我个子高大、酷爱整洁的父亲，怎会睡在那不足二尺高的床底下？记得那天我听到母亲说这些话后，我一个人在八一大道边的人行道上，满脸愁懑地望着来来往往急速行走的大大小小车辆，整整坐了一下午。(未完待续)
(大姐未出车祸前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