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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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大姐从南昌医院回来了。那天，大姐还是躺在担架上直挺挺地抬进家里的。她受伤的左腿，从小脚一直到小腹部打上了硬硬的石膏。她的右臂也骨折打了石膏。我在医院看她时却没有发现。大姐虽然这样全身都是伤的回家来了，可终究还是保住了性命，能同我们在一起说笑。
那个时代，是物质相当匮乏的年代。粮食、油等生活品大多要凭计划供应。那时就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每月最多也就供应给二十八斤粮食，食用油每户也就三两，买布、买肥皂、买烟、买豆干、买猪肉等等，也是要凭票券购买。记得那时好象每户人家一个月也只发半斤购猪肉的券。在县里，这些证券大多由居委会按人口数分发到各居民小组后，各家各户到居民小组长家里去领的。居委会在每季度都要做核实和分发这些票券的工作。有的小组长年纪大、文化又没有，时常会漏掉某户人家来，因此常会发生为发票证而与居民争吵的事。因由居委会分发票证的关系，我母亲也能在县里弄到肉票、豆干票等批条。大姐回家来了，家里为给她补充营养，差不多每天都要弄个肉饼汤和鸡蛋给她吃。每天天蒙蒙亮时，无论是下雨还是刮风，父亲就骑着辆载重自行车，打着铃儿，高兴地从杀猪场买几两精肉回家来，弄给大姐吃。记得那时大姐吃后，她躺在床上常常嚷道：当初我应说能吃五、八两的就好了。原来医生在给她打石膏时，打到她肚子部位，问她一餐能吃多少，她说最多可以吃三两，医生就在她肚皮上放了个三两的包包，就缠上纱布打起了石膏。现在家里天天弄好的吃，她食欲大增，想多吃而那石膏只留了三两的空间，不能多吃，所以现在让她后悔不迭。那时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在我家屋前的小空地上，有一大堆大姐吃鸡蛋留下的蛋壳。这些鸡蛋都是街坊邻居和父母亲朋友以及亲戚们送给大姐吃的。
那时，在部队的“小王”已写了信给我父母和大姐。“小王”在信中说，无论我大姐是眼瞎了，还是瘸腿、破相了，他都会娶大姐做老婆，好好照顾我大姐的一生。这是后来父母同我谈起大姐和大姐夫的事告诉我的。那时大姐躺在床上，还会同来看望她的人，谈笑风生。大姐已从遭遇车祸的悲痛、阴郁中走出来了。写到这，我想到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刘家女子是不弱的。
大姐回家不久，我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客人就是把我大姐从鬼门关前找来的男知青。这位男知青应不是客人，而是大姐和我家的恩人。他的到来，也给我家带来了快乐。
那一年，对我家来说是阴沉、郁闷的。春节后不久，父亲和母亲骑车到安义城北的新民山里，为居委会五保户联系买木炭的事后，夜晚，他们回来路过一个竹木检查站时，父亲没看到山下检查站的那根横在公路上的木杠，骑车顺着下坡路急速溜下来，着着实实撞在横杠上。自行车在横杠前打了滚，他们却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父亲还好，只受皮肉之伤，而坐在单车后的母亲却把腰摔断了，在县医院躺了近一个月还没好，后来找了奉新县干洲枧下村的一名耳聋的老中医，对她进行推拿几个疗程，才慢慢好了些。从此，母亲的腰痛了好多年。
祸不单行。母亲摔断腰后，大姐出了车祸，接着在“双抢”时，我的祖母也突然与世长辞。后来大人们说起那年家里发生的这些事，母亲总是后悔地说，不该在大年初一动针线的。因在初一那天，母亲在件衣服上钉了个扣子。初一动针线，整个一年都不吉利的。这是我们当地的风俗。祖母去世后，我家才平安下来了。母亲后来说到这一年所发生的事后，就说是慈善的祖母用自己的死，带走了一家人的灾难。
这位男知青叫包世大，南昌人，那年知识青年回城时，他从梅岭垦殖场知青点回到了南昌，分配在南昌铁路局从事开蒸汽机火车上的烧锅炉工作，现在他已退休在家。他的妻子也在铁路上工作。他生了一个女儿，女儿顶了他的编，在火车上当乘务员。这是我写《大姐》时，大姐担心我把她的救命恩人写错，告诉我的。
那年包世大到我家来看大姐时，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他身材高大、壮实，浑身洋溢着青春和力量的美，以及生命的喜悦。他是个性格开郞的人，整天笑呵呵，还给我们讲笑话。他叫我父母左一句、右一句的“叔叔阿姨”，叫得非常亲热，叫我大姐也和我们一样喊着“大姐”，称我们也是“弟弟妹妹”。那时大姐身上的石膏还没锯掉，他看到大姐整天躺在屋里的床上寂寞无聊，就把我家的竹床搬到屋外的街边上，把我大姐抱到竹床上，让我大姐到屋外透透气和看看外面的光景。他在我家如同一家人似的，晒衣服、劈柴、挑水等，他什么活都做过。在我家呆了几天后，他要回知青点去了，大人和我们都不舍得他走。他走了后，大家心里都是空空的。那时，我似乎感觉到他对大姐有点那个。后来他们没有发展下去，我想可能是他想到大姐年龄比他大了点的缘故。
六月底，“小王”从部队匆匆来到了我家。在大姐出车祸后，我只是在“小王”写给家里大人的信封里，看到过他夹在信中的一张穿着军服、站在南宁市宾馆大楼前的相片，现在看到他本人，感到他本人比相片强壮些，也很有军人气质。那时社会上对家中有个当兵的人是很羡慕的。“小王”穿着军服在我家里，让我家里人也神气了不少。记得那次他来我家有件很特别的事：他在广西南宁某部队服兵役。我不知南宁那里是不是出产塑料凉鞋的，还是南宁那里的塑料凉鞋很便宜。“小王”来我家，除给大姐带来了一套军服和那边出产的、那个时候我们难见到的菠萝、芒果等热带水果外，还分别给我们每个人买了双塑料凉鞋。“小王”给我买的那双塑料凉鞋，是一双浅白色而且鞋后面还有厚厚的鞋跟。那时的小孩，能有双塑料凉鞋穿是件很高兴的事。当时我也没管是女式还是男式的，拿到就穿上脚去了学校。同学们看到都笑话我穿了女孩的鞋。回到家我问大人是不是女人的鞋，他们马上说是男人穿的鞋，并解释这双鞋是新款的男凉鞋。那时我对大人的话，总是信以为真的，就继续穿着这双鞋上了学。不久，我还是感到不太对头，就丢在一边没再穿了。后来，我同大姐夫无意中谈到这双凉鞋的事，大姐夫解释说，他因为问了我大人我穿多大的鞋后，在店里我穿的尺码只有这种款式的卖，当时他要赶时间，也没仔细看就买了下来。
“小王”从部队来休探亲假，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家离县城不远，只有三、四里的路。那天，他提着旅行包下车来到我家后，就呆在我家里哪儿也不去了。他自己的家也只是在休假快结束时，才回家呆了三四天。那时大人常说一个这样的事：“小王”在他自己家里，感到母亲弄的菜没有我家好吃，就问他母亲，怎我们家的菜没有小刘家的菜好吃？他母亲笑道，那时当然的，你在小刘家吃，小刘家里舍得放油。油多不坏菜。她家的菜怎不好吃？母亲说起此事，也笑着说，他哪知道，他在这里吃，家里的一罐子猪油吃掉大半罐了，炒的菜能不好吃？那时确实是只要油多菜就好吃。如今可不是这样了。
那时，大姐身上的石膏已锯掉，她的伤也差不多好了，只是还要柱着双拐棍走路。这样，“小王”正好有时间陪着大姐柱着拐棍，走走路什么的。大姐和“小王”就从这时正式开始接触了解了。对那时大姐和“小王”在一起，我的印象就是他们一起翻看着影集，那本影集收集着我们一家人的许多相片；他们一起削菠萝给大家吃，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知道怎样削菠萝吃。
“小王” 探亲假结束要回部队去，他同大姐的关系也差不多定了，只等下次来定婚。他走时家里弄了好多茶叶蛋和扎了棕子给他带到部队去。不久，大姐不用柱拐棍行走，可以回单位上班了。那天父母亲送大姐去上班，当面向大姐单位的领导对大姐受伤事的关心表示感谢后，还把大姐单位分给大姐住的房子进行了打扫除。大姐单位考虑大姐受了伤，就安排她在太平乡店前街、也就是现在梅岭“天街”的一个卖竹制品的商店里当售货员，每月发给大姐二十几块钱的工资。大姐原来的那些政治前程也随着车祸的事一样，没有人再去关心问津了；她原来的漂亮容貌也让车祸弄得惨不忍睹。可对这些，大姐都没有放在心上。虽然那时她一个人孤独地在大山里生活，但她仍对生活寄予美好的愿望。记得她上班不久，还在单位附近照了一张这样的相片：她头戴有红五星的军帽，身穿钉上红色领章的军服，手持一枝带刺的蔷薇花，背靠山里的青草，仰天幸福地微笑着。她在这张相片上写下“她在丛中笑”字后，放大洗出来，寄给了在部队的“小王”，也给了家里，叫父母放在相框里挂出来。那时，大姐见人就把这张相片给人家看，大家看后都说大姐照得好，说大姐还是那样的好看。大人们说着说着，眼睛都是湿湿的。而大姐只是跟着笑了笑，默默把自己的相片收起来。
大姐真的会在“丛中笑”吗？我现在想，当时的大姐，想起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未来，她的心口深处怎不会汹涌起阵阵酸痛波涛，而放声痛哭？！
其实，我大姐翻车后，是有机会不用再回山里去的。大姐曾对我说过，她出车祸后，县里人武部苏部长找到我母亲，打算把她安排到县邮电局上班。那时邮电部门属军管单位，人武部部长安排一个人进去上班是件很容易的事。可是我母亲想到大姐单位上为抢救大姐花了不少的钱，现在身体好了，大姐却要一走了之，母亲感到过意不去，就没有考虑县人武部部长的提议，让大姐继续回到山里，接受劳动锻炼。
大姐到梅岭山上上班后，我也没上山去过。现在我调到南昌工作，因工作关系上过几次梅岭，但洗药湖我是至今都没去。有人说，童年无论多么遥远，却是人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个片断。在梅岭这座美丽的山上，不仅有大姐美好年华时的梦想、汗水和鲜血，也存放着让我回忆时含泪微笑的美好童年的片断。
我至今还记得，在晚霞似火的夏日，大姐和她的“铁姑娘”们在洗药湖山谷里砍草，我站在一座小山头上，将一顶草帽上的尼龙线抽出接长后，迎着山风将草帽在山里的空中自由飞翔的情景。那时，抬头望着蓝天上的白色的草帽在一阵阵山风的吹拂下，一上一下的飘浮着朝天空上飞去，我的心也随之飞向了蓝天，仿拂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最快乐的人。大姐和“铁姑娘“们看到我在山头上边跑边喊，她们纷纷放下了手中的砍刀，站在一块块委婉的茶园梯地上，也附和着我大声叫起来。顿时，在连绵起伏层层重叠的梅岭山丛中，回荡着大姐和”铁姑娘“们的那清脆、优美、欢快的呐喊声，犹如水中的一圈一圈的波纹，久久不止。
在洗药湖知青住处东面的不远的山下，有一口清澈见底、面积十多平方的山泉水塘。山泉水塘周围是神秘的一座座大山。那时傍晚收工后，洗药湖的男知青们，就脱掉身上的背心和短裤，像一条条泥鳅一样，赤条条的钻进山泉水塘里，让平静的水面立即沸腾起来。他们相互拍打水面，希望溅起的水花飞到对方的脸上。而我光着屁股坐在泉水塘边的石阶上，把双脚伸进水里用力蹬踢着，并急速的用小手掬起泉水朝前面的大哥哥身上泼去，兴奋地“啊啊”喊叫着，卷入大哥哥们的混乱不堪的水仗之中。
在这口山泉水塘里，还留存着我童年时的一个迷。记得有天中午，太阳高悬空中似火球，洗药湖笼罩在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闷热之中。大姐和知青们都在竹棚里打着午休，我偷偷地跑到山泉水塘边，刚走到台阶上，看见泉水塘底有一约二寸长的人手形的白白的东西，被吓得转身就撒腿往山上跑。当跑到半山石阶路上时，我又折身回到泉水塘边，想再仔细看清那是什么东西，可在那清澈的山泉水塘里，那个白白的似小人手一样的东西，就好象长了腿一样，跑得无踪无影。是山神在水中出现了？是天上的神仙下山了？是水里的妖魔施法了？那时，为弄清泉水塘里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我独个苦思冥想好多日子了，也没弄清。每个人都有童年时的难以解惑的迷。洗药湖山泉水塘里的那个似人手的白白的东西，就是我童年时留在心底里，永远难以弄清的一个神奇的迷。但这个迷，提升和丰富了我幼时的想象力。
现在，我对童年有些模糊了，为使它变得完整，我常常会在寂静的时候，从大姐的故事中，填补一些进来，让我品味着童年时的甜蜜和苦涩的味道，使我的童年变得更完整、有趣来。现在我想，我的童年能有大姐和洗药湖知青们那个时代的记忆，是十分珍贵和幸运的。
可是，在大姐出车祸后的那个时候，我站在安义城的潦水河边，看到河水朝东奔去的那青色的梅岭山峦，我感到的是恐惧和失望。
大姐在太平乡店前街上班卖竹制品后不久，我的祖母突然病逝了。记得大姐受伤后从医院抬回家疗养时，祖母从乡下赶来侍候大姐，她天天要抱着大姐打着石膏的腿，痛哭一阵。祖母走了，大姐得到消息，就下山跑到乡下老家，抱着祖母的遗体撕心裂肺地哭喊。
大姐是个勤快的人。她在山里卖竹制品时，还跟着山里人学会了编织竹筐、竹篮和用篾刀削竹筷、竹筲等些竹制品。她晚上没什么事了，就在屋里做些类似现在的绣十字画的绣工活。我记得大姐是先在一张划着细小方格的白纸上，用彩笔根据所描绘的图案，在上面的方格里打着“ד，然后按纸上的方格数字位置，在一张有一个个方格细孔的塑料布上，用针将细细的彩色毛线交叉绣上，一块色彩鲜艳、立体感很强的绣花布就这样出现的。这是个细活，可大姐那时绣了好几块这样的花布。这种花布一般是放在缝纫机、茶杯、桌面上当台布用，有时还可当门帘。我想，现在的“十字绣”就是从这种技法上演续而来的。后来大姐又开始学起在布上绣花。受大姐绣花的影响，我也喜欢画画了。这在《大姐》的下篇中，我会提到。
那一年，好象是有一位知青的父亲向毛主席写了封信，这位知青的父亲是名教师，他以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疼爱之心，大胆地向毛主席诉说了其儿子在农村的艰苦和迷茫。为此，国家开始对上山下乡的知青给予关注，知识青年回城的政策也松动了。那时同大姐一块上山的安义知青，也开始陆陆续续地上学或回城工作。大姐工作的那个商店，只有大姐一人是安义的，那时只有手摇电话机，信息沟通、交流不畅顺，所以大姐得不到同她一块上山的知青们是走是留的消息。而家里大人总感到大姐单位报销了大姐车祸的所有医药等费用，有恩于大姐，何况大姐还每月有工资领，大姐的工作也不是很重，所以大人也就没想要把大姐从山上弄下来。
但是，大姐最后还是自作主张离开了那座曾寄托着她美好梦想而又让她美梦霎间破碎的大山，回到了她人生之路的起点、日思夜想的家乡。在安义城里，大姐不顾车祸留给身体的伤残及不便，与大姐夫厮守在一起，白手起家，生儿育女，为自己的家庭幸福，开始了艰难、勤劳的创业之路。（《大姐》（上篇）完，《大姐》（下篇）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