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乡亲

一

那年春节，我们姐弟三人随父母回老家走亲戚，路上遇到旧时邻居大哥。多年不见，自然倍感亲切，脱口而出地喊了他一声小名“双六儿”。不想正和父母相谈甚欢的大哥立即收住笑容，高声回敬我一声“大伢头”，令我一时受窘，这才发现自己有失礼数。

大哥彼时已为人父，算得上村中的人望，为尊者讳，不喊小名，也是人情世故。只是偶然相遇，我一时想不起大哥的学名，又心直口快，少了圆通变换。

大哥的小弟是我的同学，也是发小，我们从小一起玩泥巴，彼此无间，不存拘泥。时年村野小屁孩，不懂得规矩，大呼小叫常常不分伯仲，早已习惯成自然了。

大哥比发小年长五六岁，身材魁梧，举手投足间有长者风范，他常带着发小滚铁环、抓鱼，不亦乐乎，也让我在一旁暗生羡慕。

二

一日晌午，我们刚放学回来，还没有来得及生火做饭，玉迎婶已捧着饭碗过来串门，妈妈就一边干活，一边陪玉迎婶聊天。

玉迎婶是个手脚麻利之人，谁家婚丧嫁娶，都会请她帮忙。她又生来能说会道，每有见闻，经她绘声绘色地演绎，就成了单口相声，常常把人逗得前仰后合。

这天也不例外，妈妈被她的故事迷住了，竟忘了手中的活。轮到我们吃饭时，一口一个脆响，被硌了牙，才发现没有淘米就直接下锅了，眼看着白生生的米饭却难以下咽。玉迎婶在一旁不但不同情我们，还露出一口亮闪闪的金牙大笑不止。

如今，村里人烟稀落，婚丧嫁娶都进了饭店，玉迎婶也就闲了下来。但她依然喜欢串门，依然会说当年的笑话。

三

村里有位戴叔，祖上尚有些田产，到了他这一辈，不善稼穑，日子过得捉襟见肘，难以糊口。可他也是个体面之人，平时不上工时，总是整整齐齐地穿着白衬衫，束着黑皮带，蹬着一双黄军鞋。

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村人余粮不足，就相互赊借，直到包产到户才有好转。每当此季，戴叔常撇开妻女，独自捧着茶杯到村人家里串门，温文尔雅地聊天，到了饭点，也没有离去的意思。村人碍于颜面，自然要留他一起用餐。他自己先混个温饱，也顾不得妻女了。

不过，他总能记住人情。一旦村人有事吱一声，他会随叫随到，跑得两脚不沾灰，帮忙干活，毫不吝惜体力，让村人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多年之后，戴叔的女儿成人，嫁给了一个勤快的小伙子，小两口生财有道，成了一方大富。可是戴叔未到天命之年就作古了，村人每每念起他的旧来，总叹息他没有享到女儿的福分。

四

青霞堂姐放牛，我常跟随左右，就是想骑一骑那头大牯牛。那圆鼓墩墩的牯牛背和堂姐一般高，会骑的小孩，踩着弯弯的牛角，等牛一抬头，就顺势爬上牛背。可是我看着那又弯又长的牛角，心里发怵。堂姐就轻轻地拍一拍牛背，吆喝一声，大牯牛似乎听懂了她的话，低下头吃草。在堂姐的搀扶下，我终于壮着胆子踩着牛角爬了上去。

有时路过一片荷叶地，突然一阵急雨，堂姐就用镰刀割下一枝又大又圆的荷叶，让我举在头顶，当作小雨伞。雨打荷叶，叮咚作响。不一会儿，承不住的雨水就从荷叶里倾泻而下，躲闪不及，哗的一下，打湿了衣服。这也成了雨中的小游戏，让我乐不可支。

偶尔几次，见我口渴了，堂姐就卷起裤腿赤着脚踩在淤泥里，顺着荷叶细长的梗试探下去，然后弯下腰拔出一节莲藕在泥水里洗洗，或顺手在路边的菜地里摘一根黄瓜，用衣袖揩一揩就递给我。

摘了谁家的瓜，吃了谁家的藕，堂姐见了面都会跟人家说一声。乡里乡亲，谁也不会真的计较。后来，堂姐就嫁给邻村的一户人家，像莲藕一样缔结连理，如今已儿孙满堂了。

堂姐年幼就成了孤儿，被生产队安排在二叔家寄养。好在二叔家全是女孩，也算是让她有了陪伴。她在我们大家庭的姐弟之中排行老大，我们都一直喊她大姐。

五

小杨回来了！这个消息在村里传开来，成了全村的一个大新闻。

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小杨是个上海下放学生，当年就寄居在三爷家里。这个年轻人给村人带来了许多新鲜传奇，平常爱穿喇叭裤，没事就骑个二八自行车到处闲逛，还养了一条大狼狗，夏日里经常带着狼狗在大长塘里一起游泳。大人们都亲切地唤他小杨。

小杨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可是从来不上锁，我们这群小屁孩可以趁他不在，偷偷地溜进他的房间，好奇地摸摸这个黄书包，背背那个行军壶，再扳扳瑞士小刀，然后一哄而散。

巧的是，小杨与三爷同年。三爷模样周正，像个书生，还是一枚小村文艺青年，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竹笛和二胡。闲暇的时候，他经常坐在门前的大树下，悠悠扬扬地吹着一些革命歌曲。小杨就是跟着三爷学会了这些乐器，还让家人寄来一些新乐谱，两人趣味相投，形同兄弟，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阔别40多年，小杨带着爱人第一次回乡探望三爷。当得知三爷一年前罹患食道癌去世了，年过六旬的他竟然像个孩子一样号啕大哭。

40多年后的乡村，已经不再是小杨熟悉的那个乡村。可熟悉小杨的村人都说，小杨没变，还是当年的小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