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

父亲离开时，我二十岁，母亲走时，我五十二岁。但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在我脑海里的记忆丝毫没有随时间磨灭，他们端正善良的品行一直镌刻在我的心底，他们相互关爱、相互支撑、不离不弃的纯真情感，总会带给我无比的温暖和无尽的感动。

自打我记事起就常听母亲说父亲的命最苦。爷爷死得早，是奶奶靠逃荒要饭拉扯着大伯和父亲长大成人的。村里三四十户人家，就数父亲一家母子三人最穷困，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但大伯和父亲都是干活的好把式，长得也很精神。尤其是父亲瘦高个，长长的脖子长长的腿，自然卷的三七分每天梳得都很光整。一身老棉布本装清清爽爽，皮肤白净，五官端正。看上去真不像个庄稼汉，倒像个文弱秀气的教书匠。

兄弟二人常年在富农出身的母亲家打长工。大伯早过了婚娶的年龄，所以他总指望着家里的一柱香火在父亲身上延续。外公爱喝酒，偶尔也邀同样爱喝两口的大伯小酌一杯。不知是家里的祖坟冒了青烟，还是外公喝糊涂了，在一次吃酒时竟然亲口答应大伯，将当时只有十八岁待字闺中的大小姐母亲，许配给一贫如洗二十有六的穷小子父亲。消息一出，不光让父亲惊诧，全村人都始料未及，然而却是真真切切的事。

母亲嫁过来好几年没身孕，奶奶和大伯先后也因病去世。村上的人立马变了口风，说母亲命硬，有克夫相，不旺家，提醒父亲当心，还有的人让父亲干脆休了母亲。然而父亲却一笑置之，全当耳旁风，一如既往对母亲疼爱有加，从不让她下地，有什么好吃的先紧着她。后来母亲终于开怀，可不幸头胎夭折。为了平复母亲心里的伤痛，父亲就从一个想生男孩的焦姓乡干部家抱养了大姐。没过两年又生了大哥，村上人这才闭了口。后来每每谈及解放初这一段往事，母亲眼里总是噙满幸福的泪水，对父亲娇嗔一句：还算你有良心。

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大帮人说是上面派来清理“四类分子”的。有不怀好意的人就把矛头指向了母亲，说母亲是富农之女，也应归四类分子。这一下惹急了父亲：谁不知道我是村上最苦大仇深的贫雇农，难道贫雇农家有四类分子？老话还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呢，你们干脆也把我化作四类分子得了。靠着父亲据理力争，母亲才躲过一劫。事后有人说父亲胆大，敢和工作队理论，弄不好要坐牢的。父亲则淡淡一笑，怕什么，我和他娘坐牢一起坐，要死一块死。

人民公社化以后，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劳动光荣的新风尚，社员在生产队集体劳动，人人靠工分吃饭，从没下过地的母亲不得不从头学干农活。这下可累坏了父亲，她先手把手地教母亲，帮她先干完，再利用大家休息的时间补上自己落下的，几乎是一人干两人活，自己累不说，还常常遭人嘲笑，可他甘之如饴，乐在其中。

最让母亲难忘的是一次割稻子。母亲一不小心把左手小指头割了半边，几乎要掉下来，血流如注。母亲一边捂住伤口，一边大叫割在前面的父亲。父亲三步并作两步，扯下自己的衣角帮她先扎住伤口，然后不由分说背起母亲赶往三四里外的大队医疗点。那可是炎炎六月天，等到了医疗点，父亲气喘如牛，浑身像淋了一场雨。由于救治及时，母亲才保住了那根小指头。只是后来一直麻酥酥的，没什么知觉，可奇怪的是母亲总说喜欢那种感觉。也许这就是嵌在血肉里的爱吧！

父亲不仅是个好丈夫，还是一名农活高手。那时是纯农耕时代，种地全凭一点原始工具和一双手。父亲天生单薄，要论挑担捞泥不如那些身体强壮的人有力气，但要做一些精细活，队里无出其右者，每年两季的大草垛就是例子。草垛的草主要用于整个冬季队里几头耕牛的饲料，如果有一点漏雨，整个草垛会一烂到底，或是中途斜了歪了，被大风一刮轰然倒塌，无异于断了几头耕牛的粮仓。而父亲却能将一捆捆的草堆成一个上大下小标准的圆台形草垛，垛顶呈圆锥形，足有两丈多高，规规整整，不偏不倚，远远望去真像个高高的蒙古包，不由让人渍渍赞叹。

筛大筛，父亲更是一绝。收获季节，刚脱桔的大豆小麦等谷物需要剔除杂质。就用三根毛竹搭个三角支架，正中挂一把大筛，旁边的人往筛子里倒谷物。父亲晃动大筛，让筛子里的谷物随着筛子波浪起伏地旋起来。一会儿重的小的杂质从筛眼里落下，而轻的大的像杂麦、摇摇果之类就被旋到筛子上面的正中，拢成一撮，旁边的人用簸箕轻轻拂出。而手艺不精的人怎么筛也不能将杂质拢成堆，效率低不说，还糟蹋了许多好谷物在拂去的杂质里。当别人夸赞父亲精湛的农活技艺时，母亲总会露出满满的自豪，一脸的崇拜。

父亲热爱新社会，以生产队为家，思想纯净就像好谷物一样没有一点杂质。每次队里分粮油柴草，大伙总是推选父亲执掌秤杆。而父亲不分亲疏，公平合理，总能让大家心悦诚服，说不了半个不字。有时还把别人不愿要的阄换过来，分给自家。为此常被母亲责怪，可他就是不改。

就因为父亲的人品，他一直是生产队的钱粮账目保管员，包括那个盖稻堆的灰印。新稻谷上场以后要晒干，每天早上把稻堆铺开，晚上重新堆起，盖上灰印做记号，防止被人偷。尽管这样还是有少数人贼心不死。一天夜里，队里的一个无赖叫开了家门，让父亲拿出灰印跟他合伙分点场上的稻谷，父亲一听怒吼道：“那是家家户户活命的口粮，妻儿老小就指着这点粮食，你如果还有点良知就给我滚！”母亲也撑着父亲：“再不走我喊人了。”那个无赖碍于父亲在队里的威望，灰溜溜地走了。自此，再没人敢打稻堆的歪主意了。

的确，父亲就是这样刚正不阿，一身正气。母亲说，就连共产风那样饿殍遍地哀鸿遍野的灾难岁月，父亲都不曾偷过一次粮食。简直轴到一根筋，还是母亲托大姐的生父帮父亲找到外地一份食堂的差事，才让父亲没被饿死留下一条命。

而母亲就遭大难了，她说她一生最艰难的岁月就是那三年共产风的日子，大姐大哥则说共产风是他们一生的梦魇。父亲不在家，凡事靠母亲，只要知道哪里有填肚的，哪怕是半夜三更，哪怕是大雪封门，母亲也得爬起来千方百计弄到手洗吧洗吧和大姐大哥吞到肚里，什么胡萝卜叶，野菜根，蛤蟆和蛇，甚至树皮和不能进口的香蒲草都吃过，愣是靠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守住了大姐和大哥。而村上许多有父母照顾的孩子却没能挺过来。每当提起这一段梦魇往事，大姐和大哥总会搂住母亲，异口同声：“没有妈妈，我们早饿死了。”而父亲总是面露愧色，深情而感激地凝望着母亲，不说一句话。可母亲则说是父亲支撑的她，她既是为孩子也是为了他，因为他们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共产风过后，年景逐渐好转，我和俩妹妹相继出生。大姐没进学堂，跟着父亲下地了，大哥上到三年级就帮队里放牛。母亲除了操持全家人的衣食用度，还要和父亲一道下地挣工分。日子虽然艰辛，但由于父母的勤俭持家，还有大姐大哥的帮衬，我们家摘掉了超支户的帽子，遇上好年份年底还分点红。

但不幸的是，父亲过于瘦弱，常年劳累，体力不堪重负，身体每况愈下。那时的生活虽有所好转，但纯净的白米饭还是吃不上，每餐总要搭一些切碎的胡萝卜，干薯丝之类的杂粮。干薯丝还好一点，糯糯的有香味，最难吃的是胡萝卜饭，水渣渣的没一点嚼头，更要命的是母亲每次盛饭前都要把胡萝卜撇在一边，盛一碗纯米饭给父亲，然后把胡萝卜和剩下的纯米饭拌在一起大家吃，有一点好菜也让我们先紧着父亲。即便是这样，父亲的身体还是越来越差，终于不能下地。母亲毫无怨言，除了操持全家、下地干活，还要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父亲。

为此，父亲常常自责，怨自己拖累了全家，觉得对不住母亲。而母亲则宽慰道：“你是家里的主心骨，干不干活没关系，孩子们渐渐大了，只要好好活着，我们一家就踏实安稳。”“唉，我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娶到了你这么好的女人，就是死了也值了。”

我高二那年，父亲在芜湖第二人民医院查出食道喷门癌，母亲不顾一切，东挪西借了三百多块钱为父亲做了手术。而平常的日子里俩妹妹要买颗一分钱的古巴糖，我要买摞三分钱的小人画片，母亲都不舍得。查出病之后，父亲也曾多次劝母亲不要管他了，省点钱带孩子们过以后的日子吧。可母亲视父亲为天，天不能塌下来，至于其他的都是小事。父亲手术后母亲一刻不离，尽心尽力照顾着他，直到出院。

三年以后，父亲还是丢下他万分不舍的亲人和无限眷恋的家走了，那年他六十岁。

后来，我教了书，转了正，女儿也考上了南京大学。大姐的三个儿子有当公务员的，有经商和当包工头的，均已结婚成家。大哥和俩妹妹家的孩子也都很争气，家家生活安定、和谐。这在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当今社会是多么难得，不能不说是受到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每到逢年过节，我们五家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而母亲则看着满堂的儿女子孙不无遗憾地说：“唉，要是你们的父亲在，他该多开心哟！”我觉得自父亲走后，在母亲的心里，没有一天不在念叨那个曾和她同甘共苦、生死相随三十四年的男人---我的父亲。

如今，母亲也离开我们八年了。大前年冬至，我和大哥花了一万块钱将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为他们立了一块碑，是一块纪念碑，更是一块见证父母相濡以沫，生死相依的爱情丰碑。我想，父亲见到母亲的那一刻，一定会问：“你那根小指头麻酥酥的感觉还在吗？”母亲一定会答：“一直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