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

大姐

原创：李金华

大姐姓焦，是母亲婚后好几年怀上的头胎不幸夭折后，父亲从镇上一位姓焦的乡长家抱养过来的。提起焦乡长，老辈家乡人无不竖起大拇哥。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廉洁正直、勤政务实，全心全意为大家的好乡长，却对自己的小家照顾欠佳。据说乡长夫人，也就是大姐生母本想个二胎男孩，生了大姐已是不悦，又遇产后没奶，小女婴被那无味的米粉喂得整日哭闹不停。焦乡长公事繁忙也顾不上母女俩，直愁得她饭不思觉不眠。这时恰逢热心人牵线，大姐便落户我家，也算帮我们两家做了一件大德之事。

说来也怪，小女婴一到母亲怀里便破涕为笑，拼命吮吸着母亲的乳汁，不一会儿甜甜地睡着了。望着怀里这张稚嫩红扑扑的小脸，听着她均匀轻微的鼾声，一连数天积压在母亲心头的郁结，顷刻间被这阳光一样的小生命融化。使一个女人本能的母性得以释放的同时，更让母亲受伤的心灵得到极大的慰藉。佛曰，前世千百次的回眸，才能换来今生的相逢。母亲说她和大姐就是前世注定的母女，此来定是报恩。难怪父母整天抱着大姐爱不释手，即便后来有了大哥，但对大姐的疼爱也丝毫没减半分。

童年的大姐生性活泼可爱，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闪出特别的机灵和聪慧，而且十分懂事能干。村里的一帮小囡囡，只要出去挖野菜、摸田螺或是拾麦穗，大姐总是收获最多的一个，惹得女人们赞不绝口。

人生路上坎坷多。等到大姐八九岁时，赶上了饥荒的“共产风”。打我记事起，听大姐讲的最多的故事便是父亲去外地当差，母亲怎样带着她和年幼的大哥风里来雨里去，不分白昼地四处找充饥的食物。什么野菜根、胡萝卜叶、蛤蟆和蛇，甚至树皮、香蒲草都吃过，愣是靠着坚强仁爱的母亲没被饿死。那遭难饥荒的年代，人性扭曲，自私和冷漠到了极点。以至于父不管子，夫不顾妻，只求自己活下去，村上好几个孩子就这样被饿死。当时也有“好心人”劝母亲放弃大姐，说一个抱养的丫头饿死算了，大人活命要紧。而母亲却横下一条心，要死一块死，要活一起活，即使自己先饿死，也要让俩孩子活着。

但母亲再坚强能干，毕竟是个女人，在那弱肉强食的特殊年代，有时也庇佑不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初冬的晚上，飕飕寒风裹挟着点点雪珠斜扫人的脸。大姐和一帮半大孩子去很远的地里偷挖了一些胡萝卜，搭船回家时，村上一个狠心的食堂管理员突然窜了出来，他欺负父亲不在家，单单把大姐的篮子夺了。大姐呼天抢地，拼命争抢，却被那天杀的家伙猛推出去，一个趔趄直摔得鼻青脸肿，两只小手血泥模糊、瘦弱的身体连冻带饿没了知觉，胡萝卜撒了一地。等母亲赶到时，那个恶人早已扬长而去。母亲将大姐紧紧搂在怀中，咬牙说道：“丫头记住，这个世界最可怕的是人，而不是鬼。”因为小时候的大姐每到天黑就依偎着母亲说怕、怕。

“共产风”过后的一九六二年，我出生了。父母整日下地，就把我交给大姐照看。幼年的我顽皮、淘气，尤其爱玩水。有一次大姐没看住滑入门前的水塘里，得亏大姐跑得快不顾一切把我救上岸来。事后她也没撒谎，一五一十告诉了父母，准备接受责罚。没想到母亲一把将她拥入怀里：“乖，心疼死姆妈了，真是老天保佑你们姐弟平安。”父亲则赶紧用木棍、竹竿在门前围了一道栅栏，之后大姐看我也更紧了。我稍大些，在老师的默许下，大哥把我带进了学堂。大姐没上学，跟着父母下地了。

几年广阔天地的磨练，大姐出落得黝黑健美，身材高挑，两条又黑又粗的辫子麻花似的挂在耳旁，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活力，人送雅号“黑姐”。她从小做事麻利头脑灵活肯吃苦，天生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又深得农活行家父亲的言传身教，很快在生产队的妇女中崭露头角。什么割稻、插秧总是一马当先，苦活累活里也总见她的倩影。十七岁那年的生产队干部选举中，大姐成为了全大队最年轻的妇女队长。当年还参加了公社召开的青年积极分子表彰大会，戴上了大红花，着实风光了一回。

这期间，大姐生母几次跟父母提出要回大姐的请求，每次都弄得父母眼泪汪汪，大姐自己也是恋恋不舍，之后不了了之。最后一次，大姐生父焦乡长由于政绩卓著，要调到县城当供销合作社主任，全家一起随迁。焦乡长夫妻说非常牵挂大姐，言下之意要带大姐一起去县城，说也是为了孩子的前途。至于我家，他们一定会做一些经济补偿，再当一门亲戚走动。话说到这份上，父母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尊重他们的意愿，毕竟人家才是血脉亲情。没想到大姐竟一口回绝：“我虽然姓焦，但我永远是你们的女儿，我要守在你们身边一辈子！”暖心的话语让父母热泪盈眶，全家抱成一团久久不愿松开……

一九六九年，生产队分来了几名马鞍山的女知青。由于年龄相仿，大姐很快和她们成了闺蜜。白天教她们干农活，晚上跟她们学唱歌跳舞，也难得父母没阻拦，因为此时村里的姑娘都在家摇棉纺纱找副业呢！我是大姐的跟屁虫，也常去知青屋蹭糖吃、看热闹。还记得她们组建了一支知青文艺宣传队，编排了好些歌唱社会主义、赞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曲目。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有颗火红的心》等，还有一些革命样板戏，像《红灯记》、《沙家浜》片段。大姐虽然不识字，但她聪敏好学，清雅灵秀，既能唱能跳又能说会道，很快成了宣传队里的文艺骨干。当时农村的文化娱乐极其贫乏，所以文艺宣传队的每次露天演出都会引来潮水般的社员和雷鸣般的掌声。大姐说和知青在一起的那几年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她们之间情同姐妹，至今还念念不忘。前年中秋节后的一个周末，一位当年的知青“小朱”携着丈夫来到村上，还是我带他们在菜地里找到了阔别逾五十年的大姐。见面的那一刻，两人互望着青丝都已变成白发的对方，热泪纵横，虽有千言万语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回想当年插队的岁月，虽然艰苦，但却激情澎湃，青春似火。白驹过隙，时光荏苒，如今都已步入古稀之年，但印刻在彼此内心的那份姐妹情却横亘了时空，缱绻了岁月。大姐说，当晚两人手拉着手直说到后半夜。

在两人的热聊中，自然谈到了各自的婚姻家庭。大姐告诉“小朱”，在文艺宣传队时，好几个外村小伙都投来爱慕的眼光，大姐也倾心了其中情投意合的一位。但有情人没成眷属，原因是大姐顾及家庭。当时父亲身体不好，队里的许多重活干不了，大哥还没到得力的年纪，所以父母想在本村找个好劳力女婿帮衬一下。于是就在和我家一巷之隔的一户大家庭物色了一个忠厚敦实、勤劳稳重的小伙，就是现在的大姐夫。虽说不上志同道合、良缘佳偶，但也算没太委屈大姐，父母也感念大姐的一片孝心。

大姐嫁入那户大家庭的第二年，生了个男孩，就是我的大外甥。也是天缘巧合，她婆婆没过几天生了老七，叔侄同年。最后因兄弟太多，就把老七抱送给了隔壁大队一户没生养的人家。不得不说大姐夫家真是人丁兴旺。但大姐也尝到了在一个复杂大家庭中做人的滋味。大姐夫老大，大姐自然是长媳，上有公婆，下有五个小叔和一个小姑，现在又有了自己的孩子。长年累月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生活，大姐说她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抑。不知跑回家跟父母倾诉了多少回，三人也只能一起流泪。大姐原先爱唱爱跳、活泼开朗的性情以及绚烂多彩、活力四射的青春在那几年茫然的日子里被一点一滴的消磨殆尽。

记忆里，大外甥四五岁时，大姐才从那个大家庭中分家出来。分了祖宅的一间小屋和一个披岔，小屋做卧室，披岔当厨房。记得他们分家出来的第一顿饭我去蹭了，虽然餐桌上只有一碟咸豇豆和一盘辣椒酱，但大姐却吃得津津有味，显出特别的欢欣，眼神里分明多了一丝平日里看不见的亮光，她那种小鸟出笼的喜悦连我这个不大的孩子也分享到了。

分家以后，大姐像变了个人似的，在大家庭里的阴郁暗淡一扫而光，就连说话的声音也高昂了许多，生命中的青春火花仿佛在那一刻重新绽放。等二外甥出生时，大姐不但还清了分家时分摊的债务，还让出那间小屋和披岔，在自己置办的一块宅基地上盖了三间土坯房，真正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那时还没单干，大家都在各自的生产队挣工分吃饭。自从有了大姐夫，我家沾了不少的光。大姐夫年轻有力气，每到重体力活像捞泥挑担，父亲和大姐夫就调换一下，这样父亲就是整劳力，无形中为我们家多挣了不少工分。村上人羡慕不已：“黑姐爹不但捡了个好闺女，还得了个好女婿。”母亲则一脸不悦：“什么捡来的，分明是我亲生的！”

确实，大姐就是父母的亲女儿，甚至比亲女儿还亲。我高二那年，父亲查出食道癌在芜湖第二人民医院手术。大姐放下家里的一切和母亲日夜照料病重的父亲，还幸遇了一位叫丁江牛的好心人。此人原是孤儿，曾得到大姐生父焦乡长的许多照顾，后来参了军、提了干，转业到芜湖二院。得知大姐是焦乡长的女儿，不甚欢喜，说这是给了他一个报答恩人的机会。因此对父亲关心有加，当父亲为医院职工家属对待。不但帮着请最好的医生，而且把父亲的一应治疗事宜办得妥妥帖帖，不让母亲和大姐操一点心，还把他另一把宿舍钥匙交给母亲，直到父亲出院。前几年我和大哥还专程拜望过他，对当年的照顾表示感谢。

三年后父亲病情恶化。那年腊月初二一大早，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五人还有大姐夫守在父亲的病榻前，父亲慢慢睁开眼，伸出竹枝似的手拉住大姐：“我…我这辈子…做…做的最对的事，就…就是带了你。”中午时分哀号一片，母亲和大姐的哭声最撕裂……

单干以后，大姐和大姐夫在自家地里干活更有劲了。由于他俩能吃苦耐劳，又懂农业生产技术，棉花、稻子的收成在村里年年名列前茅。农闲时两人还找点副业，孩子寄放我家，我和俩妹妹都帮着带过外甥。所以大姐家的日子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生活慢慢好了，大姐忽然想要个闺女，没成想又来一个三小子，还赶上了超生罚款。村上一户生四个女儿的人家想把四丫头跟大姐来换三小子，大姐夫也同意了，而大姐死活不肯：“我怎么可能将自己的亲生骨肉跟别人交换呢？”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孩子们像小树一样快速成长。一个接着一个进了小学、初中、高中。仨孩子读书，仅靠几亩地，大姐的生活压力陡然增加了很多。尽管这样，但她对孩子们读书的投入一点没落下，只要是孩子们读书花钱她就会倾其所有甚至不惜拿高利贷。我虽然已经教书，但收入也不高，只能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好在孩子们都很争气，除了老二早年务工，老大和老三都考上了大学，如今仨儿子都已成家立业事业有成。我虽然没为他们做什么，但大姐却反复叮嘱儿子们不要忘了舅舅一家。

八年前，母亲瘫痪在床，在广州当公务员的大外甥专程请假回来看望外婆，二外甥和三外甥也分别从无锡、济南赶回家探望。因老婆在南京的女儿家带外孙有时脱不开，我便专门请了一个居家保姆配合大姐照顾母亲的生活，当然俩妹妹和老婆也不时轮换，但母亲说还是最离不开大姐。尽管大姐为母亲付出了这么多，母亲去世，大姐还是哭得撕心裂肺，令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

母亲离开后，我对大姐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慈母情结。因为老婆长年在女儿家照看外孙，大哥大嫂也去了城里的儿子家。只有大姐和大姐夫老屋难舍，故土难离，总是拒绝儿子们的孝心，在家侍弄着那几分菜地不去城里。所以，每天一下学叫我去家吃晚饭的是大姐，每次下雨把我晾在外面的衣服或是被单默默收回家的是大姐，每当放假我去女儿家把自己种的新鲜蔬菜塞满我后备箱的还是大姐。我想，除了母亲还有谁能对我这样呢？

去年十一月我退休也来女儿家。临走和大姐告别的情景还在眼前。“唉！转眼你都退休了，难怪我老了，老了也好，早点去见爹妈。”望着两鬓飞霜、步履有些蹒跚的大姐，我鼻子一酸，赶紧转身上了车。“放心吧大姐，我常回来看你。”可是因为这该死的疫情反反复复，直到现在都没回去过。我思念着大姐，如同她也思念我一样。幸好有电话，尽管大姐是老人机，我们之间也隔着千山万水，但从熟悉的语音里依然能真切地感受到大姐那份从内心流出的早已超越血脉的浓浓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