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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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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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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忆卖簸箕

黎均平

“你搞没搞过经济工作?”“搞过。”“什么时候?”“ 12岁。”“搞的什么经济工作?”“卖簸箕。”“卖簸箕也算经济工作?”“当然要算噻!”……日前,与朋友一场诙谐的对白,再次把我唤回难忘的青少年时光。

我自小生活在川东农村。簸箕,在本地是最普通不过的一种农具,生活中乡亲们甚至用猜谜语的方式,来表达对簸箕的深情。比如,“谜面:又圆有扁,离肚脐眼儿不远。几几,脚耙手软。——谜底:打一农具。”

簸箕有很多种。我老家的簸箕是一种圆形的,用竹篾编成,直径80厘米左右,圆周用竹夹片和腊篾条锁定,形成牢固支撑。劳作时,双手端住簸箕左右两边,握点联成一条直线,正好把簸箕等分成两部分,使用者用自身肚腹抵住簸箕一端,三点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用力上下簸动,加上腰身扭动配合,即可扬米去糠等。簸箕大小适中,操作起来和收捡都很方便,像个多面手,用途极广,可簸,可晒,可睡,可装……既是农具,也是家具,还能当装饰品,深受乡亲们的喜爱。

打(方言,指编织制作)簸箕,是我家传手艺。父母、哥哥和姐姐,还有邻居,都是打簸箕的高手。我们利用农闲或放学空闲时间侍弄,首先满足自用,但主要是做成商品变卖后补贴家用,那是一笔可观的家庭副业收入。

1980年,我12岁,刚读初一。那是寒假中的一天,凌晨,鸡刚叫过一两遍,我挑着由自己编、父亲锁的4个簸箕,与16岁、挑着10个簸箕的四哥一起上路了,步行赴50多里外的邻县——岳池县苟角场卖。那是一个平坝地区,盛产粮食,对农具需求量大,簸箕行情好,同样一个簸箕比我家所在乡场要贵两三毛钱。

出发时,路上黑黢黢的,照明用的是自制的竹筒煤油灯。要过一个叫七里沟的“恐怖地带”:七里沟,长七里,两边是高丘,中间狭长一条沟,人烟稀少,坟冢众多。据说,胆小的人一般不走这条道。但去岳池县苟角场,这条道对我们而言是最近的。老实说,作为少年,那时我们心中也怕“鬼”。还好,我们是兄弟俩同行,手里有火,肩上还有棒,麻起胆子硬着头皮就挺过去了。

走了约六七个小时,大约上午十一点多,到达目的地,在苟角区供销社边的一条街选了块空地,把担子放下,用手扶着等候买家。中午一点多,14个簸箕卖完了。此时,我们兄弟俩是肚饿身乏,但心里非常畅快,到路旁小面摊一人点吃了一碗土面条,摸摸贴身放好的“劳动果实”,一路小跑地返程了。

返程的路仿佛在变短,心离家也越来越近,一身的辛苦和疲倦完全被紧张赶路所驱散。走到一半路程,天就黑了。大约晚上八九点钟,在父母焦急的等待中,我们兄弟俩摸黑回家了。

一家人很是高兴,一边吃饭,一边摆起卖簸箕引发的系列“龙门阵”。

按照家里的优惠政策和事前的约定,此次卖簸箕的钱全部归我们,用于扯过年时穿的新衣服。父亲算是为我们义务打工,原料竹子由家里免费提供赞助。

一晃, 40年就过去了。

往返一百多里路到苟角场卖簸箕,已成为少年时一桩光荣而自豪的美事。虽然路途遥远,且负重步行,忍饥挨饿,非常辛苦,但有父母的鼓励,有家庭优惠政策的吸引,有相互感染的农村劳动氛围,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锻炼机会,感觉到周身有使不完的劲,感觉被一种非常简单的快乐和幸福所包裹。而如今,那种心情、感受,却再也找不回来了。沉思顿悟:簸箕的运动轨迹,多么像起伏跌宕的人生!

感念之余,最大心愿就是徒步沿原路再走一次卖簸箕路,带上妻儿,顺便邀约几个朋友或记者同行,不需要肩扛重物,就坚持走下来,再找一回感觉,再作一次体验,再受一次锻炼。既为追忆远去的乡愁,也为砥砺走向远方的长路,既提醒鞭策自己,也传承弘扬家风。而更重要的是,期望能穿越物质的富足与欲望,穿越时代的浮躁与喧嚣,去找寻那些正在消退的可贵的品质和精神,重新点亮心中的明灯,重新深扎进劳动和群众当中,始终踩着地气,稳健、踏实地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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