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姐

我的大姐

王建伟

六十年代，正值小儿麻痹症肆虐，才半岁的我不幸染上致双腿残疾。

学龄前，只能靠一张小板凳在家里“行走”。到了上学的年纪，爸爸给我做了一根拐棍，自此告别板凳。初次尝到站立与架拐行走滋味的我依然清晰记得儿时那个让我无比激动与兴奋的场景，仿佛如昨。

一九七零年初冬的一天，走在放学路上的我猛地摔倒在地，原来是拐棍的一颗螺钉不知什么时候掉了。拐棍由此散架，寸步难移的我顺势坐在路边玩起了砂子。

天黑了，大姐匆匆找来，看到这情景，她默默拾起砂堆上的拐棍，哽咽着说了一句：“走！我们回家。”

大姐把我背回了家，父亲马上找来了螺母为我修理拐棍。昏暗的煤油灯下，我守着爸爸修理拐棍，大姐忙碌的身影不时穿梭其间——她在忙着淘米煮饭、切菜。

童年的我无忧无愁，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但从此知道拐棍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腿”，将伴着我走过今后的漫长风雨人生路!

那年，我七岁，我的大姐十二岁。

随着年龄增大、体重增加，已有变形趋势的双腿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爸爸又给我做了一根拐，架着双拐，步履明显轻松多了。

上高一了，教室搬致三楼，最怕的是看着同学们嘻嘻哈哈飞也似地上下楼，我则只能偷偷抹着汗水、举步维艰慢慢地挪步，那份无助让我的心理压力与自卑感徒然猛增——我终于尝到了痛苦的滋味。

但在这一年，我的生活发生了转机。

有一天，大姐突然提前下班回来了，她兴奋地朝妈妈扬着手上的报纸叫着“好消息！好消息！”。原来，报纸上有一条让人振奋的新闻——衡阳有家部队医院能手术治疗小儿麻痹症！大姐兴奋地说要带我去看看。

激动过后，我说出了心里的疑虑：我的腿这么严重，治不了的。但大姐却信誓旦旦：“不要担心，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我们尽量早点去！”

那年的大年初四，迫不及待的大姐就带着我出发了。

在不停摇晃的列车上，初次坐火车的我很不适应，一阵头晕目眩之后就开始剧烈地呕吐，大姐一点也不嫌弃我，她细心地帮我擦着身上的呕吐物，喂我水喝，很是体贴入微。

出站后，已是晚上十点多，瘦削的大姐好不容易背着我出了火车站又艰难挤上了公交车，可因为人生地不熟，又是晚上，下了公交车还没来得及扶我站稳，大姐突然发现坐过了站，心急如焚的她赶忙再度背起我，去追赶回头车，老天偏在这时下起了倾盆大雨。大姐背着我在密集的雨点中奔跑着，她吃力地腾出一只手，朝正要启动的公交车挥手喊叫着：“等一等......”

再次挤上车，只有一个空座位了，大姐把我安置在了座位上，紧捱着我站着，她用袖子轻轻拭去我脸上和衣服上的雨水，我抬头看她一眼，只见面带倦容的她，头发上、脸上全是湿漉漉的，分不清哪是汗水，哪是雨水，抑或还有泪水……

半夜十二点多，我们终于找到一家旅店住下。这是一个灯光昏暗的直通大房间，男女老少睡了十多个人。我一倒床很快就呼呼大睡。凌晨醒来时看到大姐坐在我的身边正望着我。才知道她一晚没睡。她说：“天快亮了，不睡了，再说要看着行李，还有身上治病的钱，这旅店的人多，又这么杂乱。”

早上，她给我买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自己则胡乱地啃着一个馒头。她说：“你慢慢吃，吃完后把碗放桌子上，我回来后再去送碗。”然后她站起身来说：“我去一下医院，马上回来。你就坐在床上，不要动啊。”

大姐说的“马上回来”是安慰我的，医院离这里很远，需要转乘两趟公交车。

大姐赶到医院排队、挂号，一个小时后才轮到大姐，医生抬起头问：“病人呢？”她当时也傻眼了，但马上回过神来坚定地说：“我就去带她，你们等着我！”

等她历经千辛万苦，辗转把我背进医院大门口时，正听到医院的下班号奏响，精神焕发的医生们正鱼贯而出走向各自回家的路。

在无比刺耳的下班号声中，大姐背着我站在原地，她失神地望着医生们渐行渐远的背影，发出无奈的呼喊：医生！医生！我们来了啊……那声音充满凄怆。我能感受到大姐眼中充盈的泪水。

好在老天眷顾我，下午就住进了医院。

出门几天来，第一次看到大姐脸上绽放出的笑容，那么的甜美，甜到了我心里。

要做手术了，大姐心神不宁。从手术室出来的我才被抬到病床上，她马上过来帮我掖着被子并俯下身轻轻问我：“痛不痛？”话才出口，她就泪如泉涌。别过脸去说不出第二句话了。

周一查房后，医生双臂抱胸告诉大姐：“你妹妹错过了最佳治疗年龄，腿太严重，如果想继续治疗，后续还需要做四次手术，做一次手术，恢复的时间需要半年，半年后再来复查，接着再做手术。但我要告诉你的是，通过这几次手术，也只能丢掉一根拐，不可能丢双拐，但身形会好看些，看你们的意见，是否继续治疗？”

大姐望了我一眼后转向医生坚定地说：“治，我们治！只要我妹妹的腿能好一点就行。”

那年，我十七岁，我的大姐二十二岁。

断断续续治疗的五年时间里，出钱又出力的大姐为我操尽了心，因为部队医院有专门的护理员，不能有家属陪护，所以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在那里。

有天晚上八点多钟，大姐仿佛从天而降般出现在我的病房。原来，她打听到市发电厂有便车到衡阳拉货，便马上请假赶乘公交车去那里等便车，饭都没顾上吃的她途中就以水果充饥，不辞辛劳奔波几小时连夜赶到了医院看我。

她给我带来了最想吃的剁辣椒与水果。

快到吹熄灯号的时间了，只能告辞的大姐见邻床病友拉了大便，二话不说起身去帮她倒，我要她别管，会有护理员来倒的，她只轻轻地说了一句：“没事。”再问我厕所在哪边，然后端起便盆往外走去。

把邻床的便盆放好后，她站在我的床边有点不舍地说：“时间紧，明天要赶着上班，我就不过来了，你好好休息。”说着，拿出七十元钱给我：“你想吃什么就要护理员帮你买什么吧，不要舍不得钱啊，身体要紧。”

手里拽着大姐一个月的工资，眼睛望着她离去的背影，我突然鼻子一酸，滚下了两行热泪：大姐，你辛苦了！

转眼又到复查时间。有一次，厂门口停了辆衡阳牌照的车，我大胆地问司机能否带我去一六九医院复查，没想到司机爽快答应了。我欣喜地跑到妈妈单位告诉她这个喜迅，再匆忙回家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就跟着司机出发了。

在护理员宿舍住了一晚。第二天，才住上院就接到大姐打来的电话，她火急火燎地说：“终于找到你了，我昨天打了几个电话都说你没来，急死我了。我是下班后才知道你一个人去了衡阳，问妈妈抄了那车的车牌号没，妈妈说没有，我怪妈妈太大意了，要是万一遇到坏人，你一个人何得了哦......好了，你安全到达我就放心了。”

历经五年，几个疗程结束了。我也遇到了生命中最爱我的爱人。在我结婚前的一天，大姐突然拿出一个存折，她告诉我说：“这是我给你存的养老钱....现在，我可以拿出来了。”然后，她把折子交到了我爱人的手上。

我的大姐想得太周全了，竟然在暗暗为我的今后做打算，每月从自己几十元的微薄工资中拿出五元给我存了个零存整取......

那年，我二十四岁，我的大姐二十九岁。

二零一九年的一天，我不小心摔了一跤，左腿痛疼难忍，做医生的妹夫说可能骨折了，要我去拍片子检查一下，我说左腿反正不着地，受不了力，靠右腿行走的，不影响我的生活，没必要去检查，而且我有经验，绑上绷带躺几天就行了。可大姐从妹妹那知道此事后，马上打来电话，电话那头的她哽咽着问明我的情况，然后她语气坚定地说：“一定要治。我明天就过来！”

我说：“不要来，没事的，你店子那么忙。”她说：“不管了，关门就是。”

我的大姐，节假日都舍不得关店门的，却毫无疑犹豫停业一天，于次日清早从长沙乘坐高铁直奔株洲我家来了。

见到我，她泪如决堤，硬塞给我二千元钱：“走！我们去医院。”

在她的全程陪同下，我拍片、打石膏，开始了正规治疗。这条腿一下子舒服多了，在伤后一周的时间里，我终于睡上了一个安宁觉。

这一年，我五十六岁，我的大姐六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