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黄河

这个大院里的孩子都熟悉黄河，他们能讲出黄河的发源地巴颜喀拉山；他们能讲出壶口瀑布；他们能讲大禹治水，而我都是傻傻地看着他们，内心满是崇拜与遗憾。当我告诉他们我没有见过黄河的时候，他们都吃惊了，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孩子竟然没有见过黄河？这绝对是一件让人想不明白的事情。

九曲黄河，狂澜万丈，波澜壮阔……我无数次在梦中描绘它的形象，直到我会看地图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不仅是见过黄河，而且是喝着黄河水长大。儿时有很长一段记忆是拽着爷的衣襟走在黄河故道滚滚的雄尘里，黄河边上的尘土实在太大了，黄河边上的风实在是太大了，每走几步爷都会大喊：拽紧喽，别让风刮走。

黄河沿岸到处是飞扬的尘土，而黄河边的汉子却喜欢在自己的头上扎一条雪白的毛巾，可以挡住日晒风尘，也可以随手擦试自己满面的汗水与凌冽寒风中的鼻涕。说起羊毛肚手巾，很多人会想到拿着羊鞭吼着信天游的陕北汉子，其实那羊毛肚手巾被舞台化了，那种帅气的扎法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用处，鲁北汉子只是将毛巾展开，从后脖颈往前护住双耳朵，然后在前额扎住，下摆被咬在嘴里。我一直感觉它十分的滑稽，如同日本鬼子军帽下的飘带，却可以严实地护住耳朵、嘴巴、鼻孔与脖子。

饱读诗书的曾祖父因为脚小没有取得功名，父亲出生时，他先看了一眼父亲的脚，失望地说，我们家的人要想当官只有当河工一条路。想当河工名字里必须有土有石有山，这是历代河工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以父亲的名字里有了一个土字旁。

“摊上黄河赋，老人孩子跟着哭”，黄河治理一直是黄河沿岸人民肩头沉重的赋税，黄河治理需要大量的河工，河工有两种，一种是吃官饭的，可以拿到稳定的工资；一种是临时招募的农民，没有工钱，还得自带干粮。父亲有幸成了拿工资的河工，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父亲入职前，爷爷到曾祖父的坟前祭拜，祖宗显灵了。

黄河三角洲到处是不毛之地，连草都懒得生长，而河堤内却是水草丰盈的良田，在河堤内种地是有风险的，河汛之时，那怕是即将成熟的果实也只能任它们淹没在水中。劳作时的爷爷将我留在地头，我躺在爷爷的羊皮袄里，听着虫吟鸟鸣，晒着温和的阳光如同莲藕般伸展着四肢生长着，记忆单调地生长着，身边的黄河也是平静而单调地流淌着，此时的父亲扛着测量水位的标尺，满身泥泞地走在黄河边上。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那就是黄河呢？在爷爷的嘴里，那只是河，最多是大河，我挖空了那时的记忆也找不着黄河两个字。我在渤海边上的这个小城生活了快五十年了，我与周边的人一样，只是叫它海，而不是渤海。

那一年，黄河河务局的两艘鱼雷艇改造的科研船驶入黄河口，船舷上是周总理的亲笔题名“克凌号”。这说明它有一定的破冰功能，可以冲破入海口的冰凌，当时的山东境内离黄河入海口最近的深海码头竟然是三百公里以外的龙口，地处烟台的龙口成了“克凌号”的母港，我们全家也就搬到了这里，黄河离我们远了。

已经年迈的爷爷在黄河岸边挖出了曾祖的遗骨，抱着回到祖籍。爷爷是嚎哭着上路的，民国期间黄河泛滥，他们失去了家园，曾祖带着全家来到黄河三角洲，盖起了窝棚，燃起了饮烟，而最后却如同黄河三角洲满地的盐蓬，没能把根扎下。走了！黄河，回不去了。

几年后，爷爷在济南就医，一天午饭后他失踪了，父亲找遍了医院周边的大小街道也没有找到，晚饭前爷爷举着一支芦苇开心地回来，他去看黄河了，在黄河边上呆了一个下午。当时的我真不知道那条河里到底有什么，竟然能让一位老人拖着病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徒步了十几公里，只为采一枝芦花，只为看一眼那浑黄的流水。

我更加留意黄河，到最后一张图片；一首诗；一支歌，也让我心血澎湃。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旅居在河北，这需要我经常往返黄河两岸，每一次驶过黄河大桥，我都会摇下车窗，努力地在河道内搜寻，我在搜寻祖辈们劳作的身影，也在寻找我儿时那一段模糊的记忆。黄河边出生，黄河边长大的我而今只是两岸之间匆匆的过客，免不了有几分的酸楚。

在一次出差时，我突然感觉河北黄骅港的水质发生了变化，没有以往的咸涩，淋浴后也没有往日的粘滑，我不解地向当地人询问。他们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喝上黄河水了，你们山东的水。黄河水？禁不住，我探在茶盏的氲氤中贪婪地吸吮着，许多记忆也潮湿起来。

浩大的引黄工程如同枝蔓般延伸，当蔓延到我居住的这个城市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去处。我经常会驶车到引黄渠旁静静地坐一坐，听一听那流水声，也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听到最后我能感觉到黄河水在自己的身体内澎湃。

母亲河啊！在你怀抱里的记忆已经成碎片，半个世纪里我的双脚再也没有踏进那一片河滩，有的只是远远地观望，而我却能在脑海里幻化出黄河的形象，从巴颜喀拉山的涓涓细流到壶口瀑布的咆哮，从龙门峡谷的一泄千里到鲁北大地的坦荡舒缓。一条孕育民族灿烂文明的河流，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脉里注入滚滚河涛，永不枯竭。

谭海滨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