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立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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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课的兴起，与进入高校课堂的小说作家的推动密切相关，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创意写作理念的影响和作家驻校制度的形成，一批小说家如王安忆、格非、毕飞宇、张炜、阎连科、余华、马原等相继进入高校，从事课堂教学、工作坊教学或者公开演讲，传授他们的阅读经验与创作体会，他们自觉反思创作经验、有意识地从事文学批评、进行系统表述，其教案或讲稿结集出版，以不俗的实绩推动了“小说课”现象的形成。“小说课”到底在评价作品方面具有怎样的独特性？小说课能否成为一种有效阐释中国文学本土经验的批评范式呢？
小说课，具有怎样的独特性？
小说课，都非常注重文本的精细阅读与分析。许多批评家，尤其是一些学院派批评家往往不是从对文学文本的精细研读出发进行分析，而是仅仅了解作品内容梗概就自由发挥，或者从某一理论出发，注重逻辑的推演和预先设定的意义阐发。与批评界存在的忽视文本解读的倾向相反，小说课几乎都是从对文本的解读与分析入手的。马原《阅读大师》、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格非《塞壬的歌声》、毕飞宇《小说课》、张炜《小说坊八讲》等，无一例外都是从解读经典作品入手的。毕飞宇明确说过：“我的重点是文本分析，假设的对象却是渴望写作的年轻人。” 小说作家都具有丰富的感性体验和阅读积累，他们常常通过对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解读引导读者深入阅读作品，或者把文学见解和观点传达给读者。除了经典作品，小说家也经常结合分析自己的作品来阐释文学问题。小说家对文本独具一格的体验和鞭辟入里的分析，既能够让读者体味文学的艺术魅力，又能够引导读者深透理解文学大师们的艺术世界。
另外，小说课还突出技法的分析和创作秘密的解读。读者心目中，小说家是掌握着写作秘诀的人，具有点石成金的神奇能力，通过听小说的讲授和读小说家谈文学的书，可以获得他们写作的独门秘籍。而创意写作所带来的写作可教、创作能学的理念也使得小说家们首先将教学目的定位为教会大学生写作，传授给学生写作的技法。他们的技法分析，都是立足于实践的切实经验，不是高蹈虚妄的空谈。不管是面对经典，还是结合自身创作实践和作品，分析创作技法和规律，对于小说家们是得心应手的。分析实践方法，小说家批评独胜一筹。王安忆在讲述小说课时，就强调技巧问题，她说：“文学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它有它的道理，有它特定的技巧和技术。我现在便很想谈一下这其中的技术问题。” 毕飞宇也说：“我所采取的是实践的分析，换句话说，我就是想告诉年轻人，人家是怎么做的，人家是如何把事件或人物提升到好小说那个高度的。老实说，我做实践分析相对来说要顺手一些，毕竟写了那么多年了，有些东西是感同身受的。” 马原《小说密码》专设一部分谈方法，其中有对小说结尾方式的例谈，也有对作品情节建构和人物塑造等具体方法的展示。毕飞宇在《小说课》中结合小说《玉秀》的重写过程，说明小说中虚构人物是如何促使作者产生逆向创作的，与读者分享他感同身受体验过的虚构人物反哺作者的写作秘诀。
鲜活灵动的审美体验与生动的表达也是小说课的优势。小说家在小说课中常常能依托自我经验而触类旁通，发现独到而深刻的解读角度，在作品分析中蕴含着丰沛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力，闪现着鲜活的审美体验和灵动的诗意。他们对作品的评析能够带给人审美愉悦，也得益于他们诗意而生动的语言表达。小说家批评作品绝少抽象的、纯粹的、学理性演绎，他们的语言表达知性与感性兼具，辞藻华美生动，可读性强，与文学创作一样充满了个性和独创性，解读作品时常常投入自身情感和生命体验，说理通透，入情深厚，能够引导阅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文学教育，在兴趣盎然中认同和接受其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毕飞宇《小说课》、阎连科《发现小说》、马原《阅读大师》等作品，既是批评文字，又是文笔生动的散文、随笔。正如有学者评价 E.M.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是“被世人目为既是一部关于小说理论的研究专著，又是一部语言非常生动的散文作品”。
小说课还具有卓越的批评意识和价值判断。当下的文学批评，互相吹捧和一味说好话的倾向严重，文学批评成为不痛不痒、可有可无的文字装点，失去了价值判断和引领创作方向的作用。文学评价和判断是批评活动的最终落脚点，由于小说家是文学内行，在小说领域笔耕多年，熟读不少经典作品和同行作品，深谙创作规律和个中甘苦，博观方能妙鉴，所以在评论作品和作家时，往往见解中肯，一语中的，富有见识。小说家不仅能够深入分析小说作品的艺术魅力，而且能够根据小说的创作特点和风格做出独到而深刻的价值判断，对于同行的创作也能客观地指出优缺点。毕飞宇对汪曾祺《受戒》的评价非常精彩，通过对小说语言风格、结构和情节张力的分析，指出了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文人气”，“美”和“诗意”，还有依赖直觉达成艺术效果的高超才能。同时他对汪曾祺局限的判断也令人信服：“从这个意义上说，汪曾祺是写不了长篇小说的，即使他写了，好不到哪里去。这也是局限，气质的局限，理性能力的局限。” 王安忆评价毕飞宇的《玉米》，认为结局处理得不好，讲述的是平庸甚至卑劣的人生故事，顺应了当前小说创作缺乏人道主义情怀、践踏人性的恶俗倾向。如此评价同行作家，可谓直谏之言、智慧之语。
成为批评形态，何以可能？
当代文学批评一直面临着“缺席”、“失语”、缺乏主体性等问题和困境，如何建构能够有效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经验的本土化文学批评话语，是批评界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那么，在文本阅读、艺术感知、审美体悟、文字表现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的小说课，成为一种批评范式，如何可能呢？
首先，小说课要切实起到引领阅读和创作实践的作用。小说课精彩而独到的作品解读，以及通过解读作品所传达的文学创作、技巧和观念，对于高校课堂上学习文学专业的学生和文学圈内的人，无疑会产生影响。但是，局限在课堂和小圈子内的自说自话的批评，作用和影响力毕竟有限。在媒体高速发展和大众传播时代，小说借助影视、新媒体等传播方式进入人们的生活，在创作数量呈几何级发展的同时，也出现娱乐化、快餐化、低俗化的创作趋向与阅读潮流，而媒体和大众批评缺乏自主性和自审精神，往往表现出迎合和共谋倾向，缺乏对本土文学精神进行精确阐释的能力，难以起到鉴别审美价值和拨正创作方向的作用，更别提通过文学批评提高大众的文学鉴赏水平、培养文学阅读趣味，进而提升全社会的文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的目的了。小说课要真正能够沟通读者、作者与作品，扩大交流功能和实效，就要依仗小说家身份的影响力，力图突破课堂和文坛小圈子，拓宽大众传播的范围。小说家要自觉地介入，通过对大众喜欢和大众中流行的作品和文艺现象的解读和鉴赏，切实起到引导创作实践和大众阅读趋向的作用。小说课都注重对小说经典的解读，经典为普通读者所熟知，容易引起共鸣，小说家们用自身体验和独特理解对经典的解读，能够传达给读者鲜活的阅读体验，有利于提高普通读者和整个社会的文学素养和写作水平。
其次，小说课也要重视理论性和对文学普遍规律的总结。偏重于感性体验和个案分析、表现出极强的个性体验和主体性是小说课批评的特点，但是如果一味沉湎于对个人阅读心得的描绘，不注重普遍规律的总结，主体性就会变成纯粹的主观性或者随意性。虽然小说家个性和作品风格千差万别，但文学批评不能满足于纯粹感性经验的分析，而是要上升到理性的认识，透过现象寻求本质，通过对文学个案评析，获得关于文学的系统知识和普遍规律，为扬清贬浊的文学批评提供判断的标准。小说课也要能够辩证地把握文学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不管是“文本¬¬¬¬–理论”的归纳式提升，还是“理论¬¬¬¬–文本”的演绎式鉴赏，都要有突破具体现象和感性经验的束缚、追求统一性和理论性的意识。比如，“直觉”已是关于艺术思维的常识，毕飞宇从常识入手，认为“直觉”是小说家最神奇的才能，他多次运用 “直觉”去分析小说情节建构的原因，揭示写作的真正秘密。对“直觉”在创作个案中的演绎式验证，是批评中统一性和理论性的体现。王安忆先在关于小说的众多定义中选择确定她对小说的理解：“我就给它命名为一个心灵世界，这是我个人对它的命名。”小说是个人心灵的世界，理论界对此有较高的认可度。王安忆选择它作为统合小说批评世界的基本视点，在对《红楼梦》《复活》《心灵史》等对一个个小说文本的生动解读中对此问题做了集中而立体的阐释。理论视点的确立，使得其批评文本既有突出的感性体验，又有理论根据和内涵。
最后，小说课作者要强化在融汇贯通中创造新批评范式的自觉意识。应高校课堂或写作工作坊而出现的小说课，因其创作的现场感、突出的感性特征、作品解读的诗意性和价值判断的精准性而独树一帜。但是，小说课形式要真正成为一种有阐释力和影响力的批评范式，还需要小说课作者将自觉创新批评话语的意识融入其中。小说家不仅要充分发挥小说课解读作品时鲜活、灵动、诗意的特点，还要克服高校课堂注重知识积累和传授的一贯倾向，避免将小说课变成纯粹僵化的关于小说知识的讲解。而是要提升小说课的现实担当精神，激活小说课关照文学现实的热情，介入对当下文学创作和阅读的价值引导中，在对小说的批评中渗透社会关怀和人文情怀。然后通过对当代中国小说创作历程的回顾和丰富的小说创作现象的鉴赏、分析和评判，创造出能够贴切诠释中国小说创作实际的原创理论。阎连科《发现小说》结合中外现实主义小说经典，对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进行分析，总结出了现实主义小说写作不同层面的真实，提出了零因果、全因果、半因果、内因果等现实主义小说作者建构情节的方法以及各自的优缺点，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了当下小说创作书写真实、创造真实的“神实主义”方向。因而，就小说课如何成为一种有活力的批评范式，阎连科《发现小说》可谓典范，值得从事小说课写作的作家们借鉴。
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698期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