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恩比山高,母恩比海深,给予我们生命的父亲母亲,就是给予我们生命的起点,但是父亲母亲却不能陪伴我们走向人生的终点。父亲母亲的离去,只留给我们痛苦和悲伤,留给我们永远的思念。
我的父亲是个木匠,全家靠他做木工养活。他工资不高,但舍得买好吃的给我们吃,舍得扯高档布料如灯芯绒布给我们做衣服,能让我们吃饱穿暖。我印象很深我小时候冬天有灯芯绒布上衣,夏天有的确良短袖衫,下雨天还买水鞋,让众街坊看到我们姐弟穿戴比其他小朋友漂亮时髦。父亲说为了我们几姐弟,他把每个月的工资都用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全家的生活就靠父亲的高超木匠技术维持。当木匠的父亲初时在家里干,生意不错,合作化时手工艺人集中起来成立木器厂,大家集中在厂里上班。由于父亲木工手艺精湛,木器厂要他当裁料员,是顶尖技术员,每月工资100元,是全厂最高工资者。全家人的生活来源基本靠父亲的高工资,母亲是农村人,嫁进来跟奶奶学会了做洗锅竹扫仔,能卖点小钱补贴自己需要。与邻居们对比,我们的生活也还算是可以的。
记得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和姐姐、弟弟都长大了而且分配了工作,每月工资十几二十元,父亲要求我们除留2元自己零用,其他全部交回家。不久父亲竟然为我们姐弟三每人买一块宝石花牌手表,那年代有块手表戴是非常奢侈的,我们家竟然姐弟三人都戴手表。
我们看父亲严肃,高不可攀,父亲看我们幸福在心里。父亲在为子女的事高兴时,也会找人分享发泄。记得1967年春节,我舅仔来平山探母亲,父亲就把姐姐上北京见到毛主席的事告诉了舅仔,他控制不住自己高兴的情绪,边说边笑,笑的嘴都歪了还喘不过气来,恨不得把心中藏了很久的喜悦一股脑儿掏出与妻舅分享。
在我们小弟未出生以前,父亲对我们姐弟三是关怀备至的。说实话,我父亲最偏袒姐姐,因为姐姐比我能干,从小有担当,她每学期结束都有三好学生奖状带回家,班主任几次家访夸赞我姐是神童,了不得,这是最让父母长脸的。有一年姐姐跟随一帮女孩子徒步去广州串联,到了广州在广州市三中门口排队等待住宿登记时,恰遇在平山供销社做事的某人路过,平山供销社就在我家对门,他跟我们家熟悉。他看姐姐她们几个平山小姑娘在排队登记住宿,就料定不可能登记上,于是他回到平山就告诉我父亲说我看见你女儿在广州睡马路边。父亲一听那还了得,母亲顿时就哭了起来,父亲饭也没吃就提笔在饭桌上给姐姐写信。我透过昏暗的灯光看见父亲肩膀披着一条白毛巾在给姐姐写信,边写边抹泪。
俗话说,五指伸出有长短,灶头洗碗会相碰,母亲和父亲拌嘴可以说是常事。文革时期有一天,我看父亲大声地指责母亲,母亲一声不吭。原来是母亲听说革命小将红卫兵要来我们家搜查“四旧”,她在清理绣花鞋时,发现了父亲藏在箱子角落里的旧书,那是古书三国、水浒等,这些古书可是父亲的老宝,父亲虽然才读三年私塾,却闲时爱读古书,母亲为了父亲不至于被红卫兵抓住,就把它拿出来统统放灶膛烧掉,把父亲气得半死。
父亲跟母亲拌嘴的另一个原因是,困难时期,每次母亲回娘家,就怀疑我母亲把家里的咸鱼或米丝腐竹等食物带回娘家,说我母亲“顾妹家”。其实父亲是冤枉她的,母亲娘家没有兄弟姐妹,父亲不但没给母亲钱养我外公外婆,还赖她拿东西回娘家。母亲也没有半点忍度,一受委屈就与之争吵。我们都护着母亲,敢于顶撞父亲,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知不觉 潜移默化中“培养”了我们的性格,认为忍是错,不忍抗争才是对的。
我们跟外婆很亲,春节,暑假也来外婆家,那里有田园、果树,鱼塘,还有盼着我们的表兄弟姐妹们。春节时,姐弟三都希望跟着母亲去外婆家做客。有一次,母亲怕八岁的弟弟幼小不会走远路,她背着走路也辛苦,便吩咐他呆在家里,只带着我和姐姐徒步10公里来到田屋村,我们刚到不久,竟然看到弟弟一人尾随徒步而来,幸亏没发生什么事。母亲娘家确实困难,家里劳力少孩子多,一家大小十几口,平时都吃番薯丝饭或清水粥,见我们来了,外婆高兴地摸索着煮饭给我们吃,过继的舅父就去磨豆腐,这是最令我们高兴的事。舅母留了鸡腿鸡胸肉等我们姐弟去做客,有时候我们去迟了,鸡腿都变了味,吃了半夜三更跑到屋外的茅房去拉肚子。
我父亲除了对外公客气些,从来就看不起母亲娘家人,母亲娘家人来了父亲就没有好脸色给他们看,连外婆来帮忙带小弟弟,父亲也是这样,饭桌上吃饭时,他拿筷子的力度比平时大,一拿一放声音特别响,那种响,赶客的响声。我们恨父亲怎么这样对待自己的岳母?但我们不敢指责他。外婆心里明白,就说要回去了。外婆患天生青光眼,眼睛只有零点几,等于半瞎,平时我们看外婆摸索着走路,心里都一阵阵酸楚。外婆回去后,母亲又和父亲吵架,骂父亲没人情。
当然,总的来说,父亲对母亲还是不错的。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母亲生弟弟时,父亲担当了所有家务,并且天天去老市场买五角钱瘦肉给母亲补身子,那时的五角钱相当于现在的五十元,我经常看到母亲用生硬的闽南话和父亲有说有笑。我们姐弟四人我排行老二,母亲做好的洗锅扫不叫姐姐去市场口卖,便找个理由说姐姐撕篾青功夫很不错,叫姐在家里撕篾青给母亲做扫把。母亲又说我年纪小不怕见笑,于是这个任务总是我完成。过年的时候,母亲红包钱只给我二毛,却给姐姐8毛。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很辛苦的。本来她父母生了两个女儿,姐姐不幸病亡,后来我外公兄弟的儿子过继来当了亲哥。我父亲的前妻在抗日战争年代死去,母亲嫁过来做了填房。我母亲是客家人不会讲闽南话,所以奶奶不是很喜欢她。母亲的家务活很重,每天要到河里挑满三担一缸水,她经常是半夜起身,拿着灯盏火到二渡头挑水,又再去河里洗衣服,然后做好饭菜、再去大路口挑担挣钱。
我七八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去河边洗衣服,衣服洗完,母亲挑水我帮母亲拿装衣服的篮子。到我稍大些,会洗衣服了,父亲做了一副小水桶,我把洗好的衣服放在竹篮里然后挂在扁担铁勾上和两桶水一起挑回家。因为我好使唤,母亲天天叫我去河里洗菜及挑水。七十年代初期,姐姐、弟弟下放当知青,父母在厂里上班,家里很多繁重家务,包括洗衣挑水做饭搞卫生,特别春节的大搞卫生都是以我为主,春节前家里的每个角落都被我洗的干干净净,那时,我学会了担当,不再是总跟在姐姐后面的小尾巴。
我母亲生活个性爱干净,潜移默化中我们也养成爱干的习惯。母亲每次到河里挑水都要把裤筒卷得老高,然后走到河里较深处取最干净水进桶。我二婶经常说母亲太讲究卫生了,说没见过这样爱干净的人。二婶恰恰跟母亲相反,她在家里经常用半盆温水轮洗其三个女儿的脸手和脚,洗出来的水又赃又黑也不换清水再洗一遍。但二婶却注重穿戴漂亮,头上经常插鲜花,吃的食物喜香辣,鱼一定要煎,少吃凉食物。我们的母亲只顾吃的要特干净,但不注重穿戴,经常把脏手往衣服的下端擦,拿衣服做“邦皮”贪方便。母亲主食的特点是怕热气,煮鱼从不煎,而用蒸法,青菜也不炒,用煮菜汤的方式,有汤又有菜,我们一家长期吃凉的食物,拉出来的尿显淡白色,进城买尿的农民怀疑我们家的尿太淡是参水了,不愿把八角卖尿钱给我们。由于我们家庭以凉食为主,我和母亲的脸色呈蜡黄,再加母亲终日操劳,身体慢慢衰弱,最后竟然五十岁就过身了,这是我们最痛苦的,我们想起她就心酸,二婶没那么讲究卫生却活到今天九十多岁。母亲没有享过福,她操劳了一辈子,是最可怜的母亲,只要我们一想起她,心里就难受。
人说爹娘半世缘,兄弟姐妹一世缘,这话确实不假!1980年春母亲去世时,我27岁,那时中国正在实施改革开放,效果还没显示,我们生活从贫困中慢慢开始好转,可惜母亲没看到;此后,中国逐步强大,人民生活向小康迈进,我们家的生活也慢慢有了改变,每个人都有了工作,各家也有了住房,生活迈步一路向好,工资逐年提高,中国强大了,人民富裕了,可是父亲去世了,那年我四十出头。父母亲不在了,我们再也没有父亲母亲呼唤了,再也听不到父母向我们唠叨向我们诉说了。父母亲给了我们生命,千辛万苦把我们养育成人,已经是最大的付出。我们今天不管怎样思念父母,不管我们用什么最好的语言来赞美父母,他们也都听不到了。我们想让父母吃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他们也吃不到了,思念来思念去都是过去的影子,拜来拜去都是一缕香,神龛上五牲果盘茶酒满满就是不见父母亲口尝,人生的遗憾啊人生的无奈。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感慨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我们见证了中国的一路光辉,从落后走向先进,百姓从贫穷走向富足,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家庭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享受了今天的幸福,享受了父母亲所没享受过的幸福。今天我们也步入老年队伍,这是人生必经之路,人过六十以后,每天都是赚的,只要我们一觉醒来又看到太阳从平地上升起,心里就暖暖的,即吆喝众姐妹溜达公园,这就是人生的享受。
我们用自己的行动教育晚辈要做一个德才兼备之人,潜移默化,爷老移公像,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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