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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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在惠东作家群何伟光主席那里得到消息，杜林先生于２３号去世了。我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去年我还随市作协主席陈雪到他家去探望他，那时他精神很好，生活很有规律，还在写《港口风云》。这真是太突然了，真没想到我们那次对他的探望竟然是最后一次的见面啊！我顿时泪崩！杜林先生仙逝，我心中万分悲痛！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对其亲属表示深深的问候！
其实以前我并不认识杜林。一九九五年六月，我刚出版了惠东第一本文学著作《终会有缘》。那时，我在惠东县委组织部上班，接到了一位陌生男人的电话，他说他叫杜林，是县交通局的干部，他的单位买了我的《终会有缘》，所以认识了我。他说他也是写作的，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想来我办公室坐坐跟我聊聊有关写作的事。我半信半疑，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惠东有人会写长篇小说，也没听过“杜林”这名字。最后我还是和长辈的杜老先生成了文友。第二年，一九九六年，他的108万字的长篇小说《代代人生》出版了，他带了一套来我办公室送给我。三本书叠放在一起，足足半尺多高，我惊叹不止！接着，我就将此事报告了当时是《惠州文学》主编的杨城老师。杨城老师也被杜林的精神所感动。一九九六年冬，我受杨城老师委托采访了杜林，并写成报告文学《石在，火种是不会息灭的》在１９９７年第３期的《惠州文学》刊登，后来，刊头提名为《老树著花结硕果》的文章还在南方日报、惠州日报、惠州晚报、惠州商报等报刊刊登。我的报告文学及其他相关报道，介绍了杜林写作的情况。杜林完成《代代人生》时他不到６０岁，写作花掉了他４１年光阴，全书上中下三卷１２０回，跨越时空６０年，２００多个人物，三易其稿，为此他“死过”三回。对以后的打算，他说再写两三本书，可见，他对写作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他的事迹，通过我的报告文学，感动了许多人！
不久，我又应杜林的请求，陪他到惠州认识了当时的文联主席钟逸人、副主席钟宣、杨城等人；应他的要求去省作协组联部递交加入省作协的申请，直至成为省会员。杜林经常对我说，平时他都不太爱讲话，也不善跟人沟通，但他跟我特别有话讲，那就是写作的话题。二零零一年十二月的一天，杜林打电话给我，他说中国作协在巽寮召开他的《代代人生》作品研讨会，我就邀请你（林丽华）一个人参加。我听了特感动。一九九六年以后的每年春节，杜林都从家乡平海亲自或托人带海味给我过年，我再三嘱咐他不必这样做，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您可是我们的长辈啊！可是他却说你是我的恩人呀！知恩不报非君子啊！他为人的厚道真是让人无话可说啊！
回想我一九九七采访杜林，至今还历历在目。他住在交通局的单人宿舍，没有豪华的家具，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普通摆设。他的书房兼做卧室大概七平方左右，桌子上堆着几大叠高高的参考书、资料、笔记本和陈旧的手稿。我翻着那一叠叠厚厚的稿纸，十年前第一稿的书写纸仍保留至今，已经很陈旧了，黄色的稿纸留下了岁月匆匆走过的痕迹，其中有一堆书稿是用毛笔字来抄写的，我略翻了一下大概六七万字。初稿为什么用毛笔字抄写？这样得费多少精神啊！真是令人费解。杜林似乎看出来我的疑问，连忙解释，写稿要动脑筋，用毛笔写起来容易进入角色，可以一边写一边构思，思路就如泉水般涌出；而用钢笔写稿思路却不那么流畅和敏捷。这也是各人有各人的习惯吧。
杜林是惠东县平海镇葫角村人，新中国成立前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旧社会的苦难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新中国成立后，杜林已是一个英俊后生，进步青年，被分配在街道工作。由于他有文化（他读完高一，在当时来说，算是很有文化了），被公社抽去搞资料，还当了《惠阳报》的业余记者，曾经发表过几篇报道。就这几篇报道，让他竟然萌生了写作的念头，竟一生与文学结缘。那时，他注意观察人和事，记笔记收集题材。一九六二年他写了电影剧本《兄妹之路》，约四万六千字。剧本虽未被采用，却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完成了长篇小说《代代人生》的全部构思，并且拟成纲目。就在那时，他认识了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广东省文学艺界术联合会主席杜埃（已故），杜埃给他写过几封信，并答应给他写序。在杜埃不断的鼓励下他写作的决心更大了，只可惜杜埃老先生先走一步，未看到这部用十多年心血写成的《代代人生》。
《代代人生》以南方某海滨小镇为背景，描写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沧桑变迁、人物沉浮。故事以生存和爱情的两大人生主题贯穿通篇，书里刻画了二百多位不同性格的人物不同人生的追求，不同的活法，不同的因果，给人以深沉的思考。
任何的成就都是要饱经失败、历尽风霜才能取得成功。采访杜林，我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是他如何克服困难把书写出来。我和杜林只见过三次面，可以说跟他还不是很熟悉，但从他那谦逊的态度来看，他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他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去外面公干也不敢大吃大喝怕超过标准。七十年代他在交通局干了近十年（当初是临时抽调来单位写材料的），他工作踏实，任劳任怨，按道理，他早该分配家属宿舍，可他却没要，他说平海有住房，退休回平海居住，家属也不在平山定居。杜林告诉我说，他写《代代人生》真是写的很辛苦，一写就是十年，自己又不是专业作家，何况他写的是长篇小说。我问他，你是怎样想到要写书的？他说，人生苦短，我官场无野心，发财无门路，就想留点东西给后人，不能白活一回。“留点东西给后人”这是一句多么简单而朴素的话，然而就是这句话，让他坚持了四十多年，让他１０８万字的长篇小说付梓面世，“十年磨一戏”是够艰难的，四十年写一书，其困难更是可想而知。
只读过一年高中实际只有初中文化的杜林，也没有经过写作专业的培训，要写书，的确有点异想天开了。写作时有些想好的事情总是表达不出来，用词也感到贫乏，他就努力学习，看书查资料，在这方面占用了他很多时间，他每天读书读到深夜十二点多，平时如在书里、报刊上看到一些好的精彩的描写都要写成条子，有的还剪贴起来，光剪贴报和笔记本就有二十五六本；他在办公室还负责安全股的工作，白天上班，写作大都在晚上进行，天天如此，且不说那腰酸背痛，单那夏天的蚊虫叮咬、满身水满身汗，冬天北风呼呼冷的直跺脚，这样爬格子的滋味就令人十分难受！冷也好热也罢，他都很快进入角色，特别在进行第二次修改时，改革开放的潮流正在惠东如火如荼地进行，外面正在轰轰烈烈地赚钱，他只能躲进小楼独成一统，埋头写他的小说。从一九八三年开始，他除了上班，很少外出，也极少与外人接触，更没有去过一次Ｋ啦ＯＫ。九十年代初期单位效益较好，领导偶然也组织大家去外面旅游，可杜林为了完成写作一次也没去过，他怕一停就会断了思路；再是无人帮忙，三稿共计几百万字全靠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特别是最后一稿，因为要送出版社看，更要认真地写清楚，有时感到力不从心，写作期间曾经“死”过三次。有一次，他看书看到深夜十二点多，竟然就趴在桌子上，跌下去时自己还清醒，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幸亏他老婆发现才扶他起来，又掐人中又撬牙才把他救醒。
我问他，你写作时大家都不知道吗？你为什么不告诉家人或单位领导？这样或许有更多的人支持你，领导或许会给你时间呢！
杜林说，我是这样想的，若把写书的事告诉别人，人家能相信我会写长篇小说吗？他们一定会笑我傻佬在讲梦话，我也怕被别人取笑，若取笑就伤害了我的自尊心，这样书就写不下去了。当然，我有时候也会在办公室写一点，大家看我在办公室写东西时问我写什么？我就说在练字，就连我家里人也认为我每天夜里在房间练字。听着杜林在叙说，我深深地感到杜林的这种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他在纷纭杂乱仍然能够稳稳地操纵自己，而绝不被别人操纵。停了一下杜林又告诉我，当然，最后一稿即将完成的后两年，我把写书的事告诉时任领导邓烈，一方面是想取得领导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写稿。邓局长非常支持，他不但给了我时间，还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使《代代人生》得以顺利出版。
最后我问杜林，今后有什么打算？他笑了笑说，现在我已接近退休，本着晚年不虚度的意念，计划在有限的人生再写二至三本书，预计五十至八十万字。按杜林的经济状况来看，他并不富裕，甚至还有点寒酸，难道他不想把日子过得舒服些？他说，银钱花过就没了，而书却能流芳百世，这些用钱是买不来的。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以朴实的感情、至诚的善意、辛勤而艰难地耕耘在自己的文学天地里，几十年漫长而艰苦的岁月中，没有关怀、没有问候，唯有那一点执着的信念在支撑着他，这是什么精神？同时大凡有点善意的人，都会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
杜林的人生是无悔的人生！杜林的一生光明磊落！现在他老人家走了，故人已去，《代代人生》永存。他留给后人无价之宝。他不是作家，却成了作家，把创作作为人生爱好，用他那娴熟的笔触写民间，他严谨和认真的创作态度，履行了作家的使命和担当，和他做人一样，是当代文学爱好者们的楷模。
云蒙低层，草木含悲，苍天流泪，大海悲鸣！杜林先生圆满地走完了他光辉的人生之路，安息吧杜老先生！您的精神永在！您的文章永存！
愿杜林老先生天堂路一路走好！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