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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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人民日报》上的《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一文亲笔加批：“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根据这一指示，国民教育实行了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的学制，上大学前每个学生真正缩短了3年时间。直到1978年高考恢复，才迎来6+3+3学制。这么一来，出生在那个时代的我们，既没有读过幼儿园，也没有上过六年级。小学5年分为高中低段：1-2年级为低段，3-4年级为中段，5年级为高段。这里提到的，就是在小学低段1、2年级的那些个事儿。
（一）
1974年9月，到了我实在该上学的年龄了。二哥也高中毕业回到了家乡，他被安排在7生产队教书，本想带我去那儿读书的，父亲说我年龄小路程又远没有同意，就把我送到4生产队学校报名上了小学。
我的启蒙老师是李贵员，他学识渊博，态度和蔼，与人为善。在父母与老师的交涉下，我在那里读了3年书，也就是读完了小学的低段，一个一年级、两个二年级。那时，只要交得起1.5元的学费和1.5的书本费，能征得老师的同意，多大年龄读几年级是没有多少限制的。
学校教室在4生产队的二岩湾，背对学校的话，右边是老师寝室，左边是教室，土坯房瓦屋架，屋前还有一个正正方方的所谓操场。说是操场，其实就是同学们不断踩实在了的土坝坝，大约有200平方米左右。操场四周垒起了高高的土埂，土埂有1米左右宽、60 公分高，上面全都是老师带领学生栽下的桉树，每个年份都在栽，有大树也有小树，就像是数说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主要目的是用来防范打篮球时篮球给跑下岩去了。
说上学，只有老师在尽心尽力，该上课就一字一句讲，该课余就组织学生玩。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或打篮球，或者所有学生站成一圈，搞传篮球运动，这个游戏很考察注意力，你得专心额。要是一走神，篮球已经传到你这儿来了，不是打着脸了就是打着脚了或者打着身体的其他部位了，还让人怪难疼的！
我们的学校位于半山腰，要是玩篮球，还得十分注意，要是力气用大了，篮球就会跑出操场顺着岩边滚下，要拣起它来，真是费劲。首要的是下到岩下寻着它的踪迹，再就是抱住爬上坡，整个过程至少要花上三节课的功夫。玩篮球本是很好的运动，可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当时，无幼儿园经历就直接上了小学一年级，因为胆小，加之“四人帮”横行、文革余波扰乱学校教学秩序，自己也没例外地少学了知识。
那时的同学有：李文贤、李相成、李元成、张德云家大儿子（同李大伟去红碑垭豁堰塘洗澡淹死了）、郑秀琼、郑明珍等，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好些个。学校就在4生产队几个年龄大的同学家门口，所以他们的胆量特别大，还经常用看家犬前来助阵，在4生产队学校上学的基本上没有不怕他们的，他们的行事风格可不敢苟同。
冬天寒风呼啸，温度极其低，池子、田里的水像是凝固了样，就连田里都有厚厚的冰层，路上还有冰霜印成的冰花，踩在上面非常打滑，一不留神就有趔趄磕绊。从上往下流的水冻成了冰柱，像是巧夺天工的玻璃造型，漫山遍野随处可见。
因为家里穷，没有多的衣服更没有厚衣服可穿，再冷都穿得十分单薄。冷是冷了点儿，慈祥的母亲会给我们想办法来抵御。母亲手工一针一线做的布鞋，自己舍不得在路上穿，打着赤脚到了学校才穿上，放学路上又打赤脚，回到家里又再穿。从街面上买回陶制钵钵，一个上大下小的形似陶制碗，再请来篾匠，篾匠先去慈竹林里采回需要的竹子，再按需要截成一段一段的，用弯刀削成篾条。根据钵钵形状的大小，在钵钵外面用篾条编织并将其包起来，上面口子稍大，便于用火剪夹柴火放入，上面还有一匹1公分宽的篾条穿插在两侧，方便用手去提，即使温度高也是不会烧手的。当然，市面上也有现成的卖，只是价格更贵，那就是现在已经不多见的烘笼子。
那年月，烘笼子虽算不上是贵重物品，但是家家户户缺不得的。尽管这样，就连我们提的烘笼子都要无条件交由那些胆大的同学使用。这还不算，他们还要求每人每周在家里给他们偷东西，有布票、粮票、肉票的就偷票，实在没有就偷红薯、洋芋等可贮藏的食物。票类的他们拿去换成钱，再买自己需要的东西，洋芋、红薯等就窖在他们院坝边上的小窖里，等青黄不接饿肚子的时候，在课间取出来，放在烘笼子里烤熟填肚子。可别乱想，那只能管他们，是不会给提供人的。有的还强行霸占弱小同学的钢笔墨水或连环画、小说什么的物品，据为己有等等。
更可恶的是做配对游戏，他们把男生和女生的名字分成两列，像做语文连线题样，用线条把一个女生与一个男生相连，说把别人配成两口子来取悦他们自己。那些家伙挺狡猾的，凡是长得好一点的，就给自己留着，不列出来。现在想起来，怪搞笑的。
学生们，对于上学就不是那么认真，有看连环画的，有看小说书的，有在底下窃窃私语摆龙门阵的，也有偷偷溜出教室离开学校的。到了农历腊月间，农村年猪喂肥了，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杀年猪，就在胆大的同学带领下，跑去庄户人家看杀年猪。
那时小学低段的课本很无趣，不是难以分清和记住的“n和l”、“z和zh”、 “u和ü”、“en和eng”、“un和ün”、“in和ing”等拼音字母，就是念起来顺口但又理解不了的语句，“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四年不认爹和娘”、“一辈亲二辈表，三辈四辈就算了”等等。
少不更事，读书就像吃饭样，囫囵吞枣，更不懂得什么理解和形象记忆，只是一味的大声哇哇地念着，就是老师经常说的“念望天书”。现在回想起来，不是没有意思，只是那时算是把时间荒废了。
（二）
人小不懂事，家里又穷，一般人家是买不起蓝墨水和钢笔的。记忆深刻有三件事。
我使用的是油性笔，就是今天中性笔的始祖，是上初中的三哥从街道上买回的，没有竹壳壳，就只有很细的笔身，很不好保管。装在篾条编成的书包里，但经常不听使唤，偷偷找缝隙溜走了，等发现时也不知道是何时弄丢又落在了何地，屡遭父母责骂。尽管丢了很多次，但三哥周末总是会带回来满足我的。
说是上课，其实是一、二年级挤在一间教室里，当时叫“复式班”，一边是一年级，一边是二年纪。学生自带凳子，家里要是没有凳子，那只有站着上学。课桌是石头弄成的，每张石头课桌是由三张石板组成的，小的二张，每张大约宽40公分、长120公分、厚6公分，分别埋在间隔距离80公分处地下，埋地下30公分深，大的宽50公分、长120公分、厚10公分，规整地放在两块立着的石板上面，就成了石头课桌的表面。老师给左边年级上完课、布置好作业，歇上一会儿又给右边年级上课，左边上课右边闹哄哄，右边上课左边叽叽喳。
那时用钢笔的人极少，当然墨水也就很珍贵了。印象最深的是，借墨水必须要还的，那是用滴来论的，看笔挤出来有几滴就算几滴。聪明的学生就是有办法，在原汁墨水中加些许井水，稀释后再借给别人，相当于多了一倍以上的量，可以延长墨水使用时间，可以为家庭节省些开支。
上学没有自来水饮用，更别说矿泉水了。教室后面的土坎下，有一个人工凿的池子谓曰水井，四周砌有石板，顶上加一张石质盖板，山里溢出的浸水经常蓄得满满的。井边放有一只陶制碗，学生渴了就跑到井边跪下，把嘴伸进井水里或用碗舀起直饮而下，即使是冬天亦如此。要是问老师要开水喝应该是可以的，在老师寝室门口呼一声“报告”就可以实现，只是觉得程序麻烦，又敬重老师不敢打搅，所以多数学生就喜欢这种自给自足解渴的方式。
（三）
李老师娶了一个传奇的师娘，听说是地主家的大家闺秀，相当有文化，而且绣花什么的，只要是妇女能干的活儿她全都会，只是成分不好就没有能在社会上工作。记得，隔不了多久，师娘就要到学校来呆几天。
我们出于好奇，躲在老师寝室窗台下偷听。他俩在一起有说有笑，像是很幸福。只是有时打川牌怪怪的，玩不了一会儿，双方会生气，甚至会把牌具烧掉或撕掉。上午弄没了，下午就找人买回新的牌具，又可能重复上演上午那戏剧性的一幕。
李老师每月只有42.5元工资、28斤粮票，也只能按0.138元/斤购买28斤粮食。虽然数量比较少，但相较于普通群众来说，能有国家计划供应粮有百米干饭饱肚子，那已经是梦寐以求的好日子了。
因为李老师会玩川牌，附近有此爱好的人和凑热闹的纷纷聚来，不管是玩牌的还是观战的，也不管谁输谁赢战况如何，最终目的是能蹭上一顿饭吃。
一来二去，李老师的粮食就不够自己的了，那怎么办？没法明着拒绝，只有巧妙安排。每到下午放学的时候，李老师就叫住我，说要去我家家访，这样顺理成章就避开了矛盾。加之我二哥也是老师，父亲又是干部，他们有共同语言，总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而且母亲还会变着法子做好吃的来招待。尽管大人很为难，不过是我的高兴时刻，既与老师处好了关系，又有好吃的。李老师总结了一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只是听起来有些粗俗，那可是人生之大哲理：胀打饱嗝饿打屁，冷尿热瞌睡。
为了落实毛主席“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指示，坚持政治统帅业务，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学生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还要组织学生学工、学农、学军，搞好“两挂"(校队 挂钩、校厂挂钩）、“两办”（学校办工厂、办农场），充分发挥两个基地的作用，把小课堂与大课堂结合起来。李老师教书在我们的4生产队学校，与大队部的学校不同。是没有学农基地的，只有经常组织我们去4生产队参加义务劳动，每次时间1天，中午饭由生产队免费提供：馒头/人1个，照得见人影的稀饭每人一小碗，劳动内容：扦红苕或者扦花生或者拾麦穗。
所谓的扦，就是成年人干过后我们又去干，把前面遗失了的新发现的劳动成果收集起来，实现颗粒归仓。既可以让学生体验劳动过程，又增加对劳动成果的珍惜。
（四）
在学校里表现甚好，被选为红小兵，还被任命为6生产队方向的路队长。红小兵可是学生的代表，虽不是很起眼，关键时刻也能发挥作用，1976年就顺理成章参加了为毛主席举行的追悼会，地点在三江乡大礼堂。那可是一件人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事情，也是人生中非常荣光的一件事情！
路队长就是在放学或上学的路上尤其是放学路上，管理秩序确保安全，可以在路上整顿看不顺眼的、有碍安全的、不听安排的一切行为。
记得有一次，在回家经过的路丝田湾，一时兴起就让同学们跳沟沟。所谓跳沟沟，就是在人字沟的这一侧跳到另一侧。现在看起来，那简直没啥意思，甚至那地儿去也没人想去，可那时比现在的扇烟牌、玩游戏有趣多了。那可是越跳越高兴，就有点忘乎所以了，好像全世界静止了似的，只有我等在跳沟沟。
谁知生病在家的父亲早就观察到了，怕给别人家的孩子造成腿呀胳膊呀什么的摔坏了，放大嗓门喊我的乳名，哪里听得见，由着性子直到跳累了才回家。回到家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惩罚，自己把地板凳搬到父亲面前放好，再找来细树条子亲手交给父亲，再回答父亲的问话。
“你今天知道犯错了没有？”“知道错了。”“知道错在哪儿啦？”“不该领同学跳沟沟，不该不听爸爸的话。”“那你说该不该挨打？”“该挨。”
就像有人总结的那样，一问一答的拷问可煎熬人了，不如一顿暴打来得痛快。接着又问“该打几下？”问到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哦，说少了父亲不会答应，说多了怕自己经受不住。就只有装糊涂假装回答不上，可不回答也不行，因为父亲的耐心极为有限。
还没有等我思考清楚啥子是正确答案时，细树条子如暴风骤雨般重重地打在了头上、脸上、手上、屁股上、腿上，让我来不及躲闪，只有胡乱摆动减少接触，尽量让树条子落空。说真的，哪里跑得脱哦，父亲是使锄头的老把式，随便怎样都会让我难受至极。
正在父亲用尽全身力气教训的时候，母亲骂骂咧咧地赶到了，拉起我就走了，方才平息了更多的皮肉之苦。
现在来看，母亲是一番好心，父亲教育也没有错，只是略显粗暴了点！自此以后，就再也提不起跳沟沟的兴趣了。
这段记忆算是比较深，那个学校在我心中也比较有地位。正好趁上次回老家的时候，去到学校所在地，但已物事人非了，听说老师去世了，校舍没有了，操场不见了，操场边的树也不在了，完全夷为平地，印入眼帘的是荒芜一片，全都是杂草和荆棘丛生，再也没有书香气息、朝气旺盛的景象了！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功成隐退！唯一可做的，就只有将她留存在最深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