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心中深处的记忆

母亲心中深处的记忆

母亲，巴中市巴州区三江镇大兴村人，身份证标注1924年，但实际出生年份应该更早些。解放前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小名三女子，大名李张氏，解放后被本生产队文化人取名张少林。幼小的时候，就被外爷外婆以及时代背景的封建思想所束缚，娇嫩的一双脚被缠成了小脚，最大鞋码21.5公分。可以这么说，母亲是活在世上的最后一代“三寸金莲”的小脚女性。尽管自身的小脚是当时审美女性的标准，可母亲很顾及她的脚，从来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脚过，即使每每让我们家人看见时，她都是很快藏起自己的脚。

父母亲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仅仅认识钞票上的阿拉伯数字，但在老家大兴山一带是有名的乐善好施、乐于助人的人。正是因为她们的善良和友爱，才让我们有了成长和进步。母亲和父亲可以说是，阅览人间无数事，过目眼前许多人，历经苦难，饱尝辛酸。虽然历时较长，仍有很多片段残存母亲心中，尤其让她感受最深的是，当年红军到来时，自己参加儿童团的经历。

1932年12月至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涉汉水、越巴山，解放了“通南巴”，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6月，中共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军事工作会议在旺苍县木门镇召开，历史上称之为木门会议，会议主要精神是决定扩编军队，从而加强政治、军事、后勤等各项工作。随着扩军工作的有序开展，红军力量不断壮大，苏区的方方面面都得到空前发展。

尽管形势持续向好，但地方乡绅和反动势力仍不甘示弱，无时无刻不打着歪主意，伺机集结力量反盘。在地方乡绅和反动势力的策划和宣传下，有许多群众不明就里，对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没有正面和正确的认识，思想极不稳定。时任甲长的郑永奎、乡绅郑永成（级别较高的袍哥会员）等反动者，大肆抹黑红军第四方面军的种种不是，“红军是‘红匪’、‘红棒老二’，凡是成年男丁都要被抓去当壮丁，见人就杀，见财物就抢，共产共妻……”他们采用攻心计，而且一刻也没有停歇过。在全村的高处陡嘴子，每天都有人用大喇叭宣传，使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于是，不晓真情的大多数人们携带细软银两，带着老少人口和少量食物，赶着家畜、家禽，不分昼夜，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大路小径还是河溪，只管拼了命的漫无目的地往前奔。说漫无目的也并非如此，其实他们心中也有自己的梦想：试图找到好的引路人，试图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可当时他们怎么能够明白，最好的引路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之所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拯救受苦受难的穷人、以致解放全中国！

时令正值农历8月间，民间俗称“烂八月”，细雨纷纷像是没有停过，雨水特多，致使道路湿滑泥泞就没有干过。阴沉的氛围，压抑着人们的心情，预示着这年的光景根本就不会好的。人们在河岸的陆路上急匆匆地行走，同时赶着仅有的猪牛等家畜家禽，要么水上浮要么随人行。娃哭牛哞鸡鸣狗吠羊咩猪哼之音，交错混杂鼎沸连绵数里，谁都难以分辨。尽管场面悲壮宏大，但没有人更没有心思回望和闲情逸致记录。虽不是一支正规的军队，急行的速度一点都不差，目的是为了逃难、躲劫。逃经铜锣场、天官场、观音井场等地，一连跑了十几天，离家也越来越远。物质上很穷，但对家园故土眷恋的情感很深。有些人舍不得自己家的老屋和没有带走的东西，又安排年轻体壮的人回来打探虚实。年轻体壮的人可以说是，不辞辛劳，欣然受命，不但要走回脚路，还要尽快返回追上逃难的人，还得躲避不知道的危险和伤害。经他们传递的信息，与当初听到的完全不一样，说驻扎在当地的红军从来就不侵占住户的财产，还抓了不少的发财人。大家把信息一汇总，再经过分析判断，大多数人选择了回老家，少部分人仍有疑虑继续逃难，有的直接去了南部、营山等地生活，还在那里安了家。

回到家里边，生活并没有改变多少。有钱有势的人家还不觉得，日子还是安稳地过着，穷人各家各户可遭了殃，将信将疑地熬着日子。在封建社会里，男性较之女性的地位很高，一直被视为耕种田地、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代名词。穷人家也不例外，大人们生怕种田、防老、传宗接代的儿子被抓去当了“红匪”，在他们眼里，那是家中唯一宝贵的财富。于是乎，千方百计、不惜一切探消息、打调换，穷尽主意搞藏匿。当时，除了害怕所谓的“红匪”和当权者，还有地方上无恶不作的土匪铁和尚，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那时约莫十一二岁的母亲，俩姐已经出嫁，家里只有父母亲和一小妹、俩哥。听到反宣传的讯息，外爷、外婆判断，俩儿子极有可能被弄去兵营，即所谓的抓壮丁。怎么办？只好求助地方上的官绅和那些知道消息的人，既送礼、给钱，又是帮忙干活，直到双方意见一致：要么自己家人不去；要么实在不行，就安排女儿去抵。看来只是一句简单的话，要达到这样的共识，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通过外爷外婆的几番努力，俩儿子虽不去当兵，但也不能招摇过市。白天的时候，人要藏在红苕地窖里，蹲在里面不能出来，窖口用蓑衣蒙上，一日三餐得趁无旁人时送进去；到了晚上，待天色黑定之后，人再从苕窖偷偷地转移到粮仓里，铺上被子盖上蓑衣入睡，而且鼾声不能太大。总之，家里要听不到青年男人声音、看不见青年男人的相貌，否则就有可能被人知晓或被揭发，那自然就会穿帮，等于是前功尽弃，还会牵连其他一些人。

由于外爷外婆舍得投入，家里的功课也做得好，凡是要派人当兵，每次都是指派母亲去应付。

清楚地记得，那是1933年农历9月间，母亲第一次被“安排”去加入儿童团。地点在三江镇天马山村的石板店，那里原来是一座气宇轩昂的四合面寺庙，且香火较旺，地势较高，又是当地的中心地点和交通要道，是通往梁永、三星、玉山、鼎山、仪陇、三江、巴中、石城、光辉等处的必经之地，四周有很多十字路口，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因此，那里驻扎了红军的大部队，既便于宣传发动，又便于根据地的建立，对敌对势力也构成一种威慑。

母亲跟随男性代表李国和（李大文的爷爷）、张少云（已故张洪如的大爹）等人，走了10多里山路终于到了目的地。红军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喜形于色，那种精气神是当地人没有的，也是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对新来的人员像是没有一丁点敌意。很快，红军部队的人与带路的人搞了交接，就对人员做了分工。年纪长的张少云等被分到了炊事班，帮忙打理拾柴火、劈柴火、煮饭等工作。年幼的就组成儿童团被安排去站岗放哨，我母亲也因此承担了这项工作。人人分到了一顶载有红五角星的帽子，虽然不是崭新的，给人的印象是极好的,还分到了一把木制红缨枪,上面系着鲜艳的红色布条，像是进入了新的家庭一样。

哨卡处，用谷草、篾条编制的笆子搭成人字形小棚，面对路口开放，背对营房封严。白天，气温升高，站着放哨也就罢了。尤其是晚上，地上只铺了一层薄薄的谷草，谷草上面放了一床薄薄的被盖。夜深人静，气温骤降，红军战士会送来蓑衣。两个人为一班，每一班值守两柱香的时间，凡是遇到有人通过等情况时，一人值守，另一人赶紧向红军战士报告。

白天，除了值守，更多的是由女红军战士带领着，操练步伐和军姿，练习高唱革命歌曲，接受他们的宣传，当下为什么穷人受欺负、受压迫，加入红军的好处，红军是一只什么样的军队等等。

虽然红军待儿童团员和新招人员很不错，但由于年岁太小，不敢、也不想离开自己衣不蔽体、墙不挡风、屋难遮雨、食不果腹的老家和双亲。心里时不时有一种担忧，生怕不知情就被带走了，因此常常呆在一边暗自哭泣。尽管如此，从没怨过父母，“怨只怨自己不是男儿身”。哪怕是偷偷的流泪、伤心，还是被红军战士发现了。被单独叫到一边，要接受她们的思想劝导，实在说服不了或者听不进去，只好给母亲放两三天假回家，等把衣服换洗了然后又被召来。

就这样往复，为红军值守了半年左右。1934年正月间大部队要开拔了，红军认认真真给母亲等做思想工作，有意愿的可以跟随部队出发，母亲死活不同意，他们只好作罢！正如一位不知名大姐姐唱的那样，“不怨爹，不怨娘，只怨自己不是郎，生来是个女儿身，替天行道又何妨？家里虽然生得穷，人丁兴旺啥都成，再苦再难都不算，不想离开大兴山……”

也就是在那年，我的二姑李林又名李玉和（参加红军以后才有的名字）毅然决然的向受尽折磨和欺凌的童养媳生活作了诀别，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二姑的经历近乎传奇，三过草地、两翻雪山，屡立战功，1991年4月于江西省南昌市去逝；大爹李富和悄无声息地跟随红军部队走了，至今也没有一点音讯，不知其魂魄何在；堂叔李东和也参加了红色革命，屡立战功；我的父亲李珠和在石板店也为红军服务了大半年。跟着红军部队出发的还有张寿清的老婆张何氏、已故张少玉的老婆张鲜氏、已故张耀如的哥哥孬和尚、已故李光秀的二姐翠娃子、已故叔辈李含权的二女圆秀子、已故张早如的妹妹转娃子等等，至今仍下落不明。

随着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活动一展开，各个电视台都在播放有关红军题材的电视剧和纪录片，母亲看到时就喃喃自语，“想起往年，那简直苦得没法说。我们现在不想去想那些……”“比来比去，还是共产党好、办法多，现在这些人不管是吃的、穿的，还是住的、用的，没得哪个朝代赶得上………”

很少讲起这些的母亲，在我再三追问下，于是有了这样一篇通过口述梳理的文字记述，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想把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整理出来，算是为那些当年追随红军出生入死、为了大众获解放勇往直前、没有留下任何实物印记的无名英雄点个赞，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请相信，新中国不会忘记您们，新中国的人民不会忘记您们！

首发于《巴中文史》2017年第4期总第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