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露天电影

现在的年轻人是不知道生活在三线建设大山深处的军工战士和家属们看露天电影的情形的。

不知是爱上写作喜欢读书还是现在电视电脑信息传媒发达的原因，我已经很久没有到影剧院看电影了，再好看的电影我只是在家偶尔从电脑上下载几部欣赏一下浅尝即止。因为我一看到某些电影中的侠客大师们凭空一掌，山立即塌半边，或当胸一拳，背上却打出一个包（可能是快打穿了）的夸张虚假镜头，欣赏电影的兴致立马就消失殆尽。这样假大空的镜头给我的感觉是编剧们快“江郎才尽”了。而留存在记忆深处的电影还是70年代当学工期间在厂露天广场和江津夏坝钢铁厂看的那些露天坝电影。

我是1971年与江津超龄生队伍一起招到晋江厂的。那批学工厂劳资科一共招了19名超龄生，其中搭配有两个社青就是钟荣华和我。（我俩之前一直在前进厂江津民工连做合同工，与著名作家江津作协主席邓新华一起做民工参加三线建设）。

在那个文化和物资都十分匮乏的年代，工作之余，到晋江露天广场或江钢看一场露天坝电影，的确是一种享受了。那时人年轻，无论工作多么劳累，一听说江钢当晚要演电影，只要不当班，男男女女三五几个成群结队嘻嘻哈哈的是务必要跑去看的。不过偶尔也有电影消息失误的情形，说来好笑，有次我们半道上遇见几个往回赶的晋江职工，大家急切的问：“喂，弟兄伙，电影这么早就演完了吗？”“没有，今晚演的回民支队。”遇到我们这拨懂不起的小年轻，还非要走拢放演地点看到的确没演才罢休。这下弄明白了今晚放演“回民支队”是什么意思了，由此可见当年三线人追求文化生活的执着劲。

1972年，全国上演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厂里听说江津大西门广场退场时还踩伤了不少人，光是踩掉的鞋子就捡了好几大箩筐。好不容易轮到我们厂放演，那天我早早的安排母亲和爱人到露天广场放演室后面的山坡梯坎上占位子，这时偏偏有个职工家属挡住了老母亲的视线，我母亲请他让条缝隙出来，那个职工家属偏不让，这时坐在母亲旁边的有个观众实在看不惯生气的说：“别个是来看电影的，又不是看你的后颈窝。”眼看矛盾就要发生，正好那个职工下班赶到现场见状对他老婆说：“这还不简单，把大人和小孩的位置调换一下不就解决了吗。”当晚我上二班，没机会看上第一场。回家后听爱人摆起这件事，虽然是件小事，但是这个职工的宽容大度却让我感动了很久。

那个年代文化匮乏不说，连物资生活也十分匮乏。无论是三线建设基地的三通一平和军工厂的工作学习都是十分枯燥和繁重的，每天除了单调的上班还是上班，大山里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赶过最近的夏坝镇半边街也要走七八里地的山路。那时买啥子都要凭票，买肉要肉票，买粮凭粮本和粮票。大米是一角三分八，食堂饭票最初买一角五一斤，每人每月凭票供应的肉油共计不足一斤。单工的肉食由食堂统一管理，每月凭本本去领肉票，只能在食堂打肉吃。每逢过年过节，杜市晋江肉站凭票供应给职工的是那种猪毛都没拔干净的粗盐腌制并且有些发黄哈喉的盐巴肉。记得大战期间，我们分到202车间的江津老乡谢忠南，一次和曾维清、钟勇他们在单身一栋打赌，赌一顿吃二斤四两饭票的馒头，我亲眼看他居然把饭堂打的二斤四两粮的一筲箕馒头全吃完了。那时工作又累，全是吃长饭的小伙子啊，如果计划不周的话，常常一到月底就要差一两天的饭票，只好找关系好的单身女工调节或向家里求援。

我记忆中那个时代的朝鲜电影《南江村的妇女》《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等，国内电影《南征北战》，我们戏称为“南瓜炒白菜”，其它还有《英雄儿女》《地雷战》《地道战》《三进山城》《回民支队》等，都是在露天坝看的。厂里偶尔有苏联、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电影，大都是些抗战和歌颂领袖，卫国战争的题材。露天电影中最震撼的我认为还是军工系统内部放演的我军自卫反击战的电影，当我们看见本系统生产的高炮在攻占敌方山头时，一公尺一个坐标量好后向敌人猛烈开火，满天炮火遮天蔽日几乎把敌方山头全犁了一遍时，那才叫自豪、那才叫打出了国威军威。不过在反映军工质量问题的电影纪录片中，看到许多不该出的质量问题贻误了战机，让前方战士流血牺牲时，我们的心情却是十分沉重的。例如弹药箱的开启装置问题，既要保证运输安全，又要保证开启方便，不能出现运到阵地，翘半天也翘不开的现象。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在前线却是战士们血和生命的代价啊，看完后使我们的心情受到很大的震动，回到车间后对军工产品特别认真，由此可见电影对我们的影响教育是很大的。那时看电影，尽管夏天蚊叮虫咬，冬天寒风刺骨，不过比起封闭的山沟，赶个场都要走七八里地的三线人而言，还是非常值得的。三五几个左邻右舍买一包茴香瓜子，大家坐在一起一边拉家常，一边嗑瓜子，既联络了感情又欣赏了电影，其乐融融。

那个年代，我们是多么希望了解山外的生活哟。

直到晋江工人俱乐部影剧院的落成，我们才结束了看露天电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