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救瞿秋白蒙冤廿五年

她为救瞿秋白蒙冤廿五年

                                梁孟伟

随着家乡水库的建成，我最牵挂的，是长眠于此的祖先。其中就有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

梁柏台是我的祖辈。曾任中华苏维埃司法部长、内务部代部长等职；红军长征后，他留守赣南，开展游击战争。妻子周月林曾任中央妇女部长、国家医院院长等职，红军长征后，她也留了下来。

从此，他俩的命运发生根本改变。1935年春，梁柏台突围被俘后，被秘密处决于江西大余，至今不知埋骨何处？周月林被俘后，国民党以“共匪坚定分子”罪名，判其十年有期徒刑；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又以叛徒罪名，一直关押到1979年。

2016年一个下雨的冬晨，我们驱车来到查林，走进已成废墟的故乡，登上荒芜的来龙山麓。远远看见梁柏台的半身雕像已经长出了斑驳的青苔，从额头滴到脸颊的雨水仿佛是他流下的眼泪。

梁柏台烈士纪念碑亭旁，就是他夫人周月林的坟墓。一个圆形的坟堆前，竖立着一块淡绿色的墓碑，碑顶上雕刻着一颗红五星，给阴暗潮湿的周围带来几许温暖和明媚。下方刻着“周月林之墓”五个黑漆大字，碑后有周月林的生平介绍。

我在墓前默哀良久，缅怀她为苏维埃妇女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感慨她被国民党释放后变身普通百姓的跌宕人生，敬佩她为秋白蒙冤二十五年而不变的忠贞信念。

四人奉命先转移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战略转移。1935年2月，由于敌情紧急，留守苏区的中央分局决定分路突围，同时让重病的瞿秋白、年老体弱的何叔衡、怀孕在身的张亮和周月林等先行撤离苏区，转移到白区工作。同行一程的还有邓子恢，他奉命赶赴福建开展游击战。

一路上，瞿秋白悄悄地向周月林说着这次转移的计划和自己的打算。“我们不管是到了香港，还是到了上海，都要尽快设法找到党组织。”

瞿秋白继续说，“以后，党有事通过你来联系，我有事也通过你与党联系，我和你的住址不要告诉任何人！”

“你身体不好，得抓紧时间治疗！”周月林看着瞿秋白苍白的脸，甚是担心。

连日奔波，过度劳累，使原本身体不好的瞿秋白脸色更加难看，甚至有些浮肿。终日咳嗽不止，还经常吐血。瞿秋白希望自己能挺过这一关，早日平安到达目的地，可以继续为党工作。

两人还谈到，到了上海怎么落脚的问题。周月林觉得，如在上海能找到杨之华就好了。

“我从上海到瑞金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她可能还在老地方（指上海），也可能去苏联了。”瞿秋白说到这里，眼中闪过一丝柔情，感慨地说，“能找到她当然好！”

“要是不能很快找到党组织，又找不到之华，你就先在旅馆里住下来吧。”周月林说。

瞿秋白不由得笑了起来，“我还能住旅馆？国民党里有我的学生，也有交过锋的对手，还有认识我的叛徒。旅馆里人多而杂，万一被认出来怎么办？”经瞿秋白这一说，周月林才想起瞿秋白曾是敌人重金买头颅的著名人物，因为他曾两度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

瞿秋白忽然问周月林：“你们家里的人认识梁柏台吗？”

“只有我弟弟认识，别人没见过。那时候我们也不敢回家。”周月林想起和梁柏台一起回国路过上海的情景。

“那好，到上海后，先同你弟商量好，说我是梁柏台，先在你娘家住下来，反正别人也不晓得我是谁。”瞿秋白推了推眼镜认真地说，因为瞿秋白与梁柏台是同岁。

“我家里穷，住在工人区，条件很差，生活不好。”周月林有些不安。

“工人区更好，更安全。”瞿秋白笑笑说。

要去上海，瞿秋白自然想到好友鲁迅。他对周月林说：“这次要是到了上海，我一定要去找鲁迅。我们在上海‘左联’的时候，合作相处得很好。我心里老是想着他，要是能见到他就好了。”

瞿秋白谈到了毛泽东，谈到了遵义会议。“毛主席是我们中央的领导人啦！”他们出发之时，中央分局已经收到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电报，瞿秋白告诉周月林这个消息时，嘴角荡漾着欣慰的微笑。

山路弯弯，命运多舛。

武夷山属典型的丹霞地貌，素有“碧水丹山”、“奇秀甲东南”之美誉，地壳运动使这里的奇峰怪石千姿百态，有的直插云霄，有的横亘数里，有的如屏垂挂，有的傲立雄踞，有的亭亭玉立……

对于瞿秋白等五人来说，赏心悦目的风景，可能是充满危机的陷阱。

瞿秋白一行来到地处武夷山南段的福建长汀四都山区汤屋，见到了福建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万永诚与瞿秋白何叔衡等人反复商议后，最终确定了一套方案：将瞿秋白等人乔装成红军的俘虏。为防外人认出，各人戴上不同颜色的面罩，由战士“押送”着，趁机突围。

万永诚抽调了90多名红军战士，组成护送队，于2月2１日傍晚，从汤屋向永定方向出发。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瞿秋白身体本就羸弱，糟糕的肺病使他走路也困难，何况所走之路都是崎岖山路，所以他咳嗽不断，吐血不止。有时实在走不动了，就靠在路边的树下休息一会，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边不好意思地自嘲：“你看，我这倒霉的身体，越到关键时刻越不争气。”目光中满含着歉意。何叔衡毕竟年事已高，平时忙于工作，根本无暇锻炼，行动起来就比较缓慢。身为中央副主席项英老婆的张亮，当时妊娠反应强烈，一双裹了又放开的“解放脚”，连日赶路早已磨起了血泡，脚痛手痛腰痛加上尿频，不能洗澡有时脸也洗不了。

山路斗折蛇行，曲折盘旋。何叔衡天性幽默，总是谈笑风生，他打趣地对瞿秋白说，这是蛇走的地方，也是你们文人墨客吟诗填词的好地方。

周月林好奇地问何叔衡，“你怎么知道这是蛇走的地方？”

“你看，这路弯弯曲曲，不就像一条长蛇吗？”何老的回答引来了大家的笑声。

瞿秋白环顾了一下四周，感慨地说：“以前这一带都是自己的根据地，大家往来很安全。现在却成了敌人的了，路上处处有危险。”

何叔衡赞成瞿秋白的分析，绝对不能麻痹大意。“我们得有最坏的思想准备，万一突不出去，宁可牺牲，也决不能给敌人活着抓去。能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就满足了。”

1935年2月23日晚，瞿秋白一行来到福建长汀的濯田乡水口村边。

濯田河是汀江的一条支流，从四都而来，两岸郁郁葱葱的森林倒映着河水，河中游弋着各种鱼儿。一座木桥是水口通向村外唯一的通道，因敌保安十四团二营把守而无法通过。护送队伍只能利用夜色的掩护，让瞿秋白一行在下游偷渡过河。

半夜过后，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护送队临时搭了一副担架，先抬过瞿秋白，再抬过何叔衡，最后是张亮。水冷石滑，水中三趟来回，花去了大量宝贵的时光。

这样队伍到达离水口村10华里的外小迳村，已是24日拂晓时分。大家冷得浑身打颤，饿得饥肠辘辘。队伍停止前进，烧火做饭，烘烤衣服，准备稍事休息再往前行。却不知这一延误，危险正向他们逼近。

生死危难战友情

“呯”的一声枪响，打破了黎明之前的宁静。这是村口哨兵发出的信号：敌人来了！正在烘烤衣服还没有吃早饭的周月林，和大家一起，冲出了房门。

水口村一带，驻扎着敌保安十团的一个营，营长名叫李玉。这天早晨，李玉得到地主武装的报告，小迳村发现小股红军。探明情况后，李玉立即率领部队对小迳村进行围攻，分两路包抄上来。护送队且战且退，掩护着五人上山。

敌人包围圈越缩越小，把大家逼上了村外的牛子仁岽，才发现是座独头岭，后山坡陡崖峭无退路。不知谁发一声喊“我们滚下去”，五人双手抱头不顾一切地滚了下去。

等到周月林清醒过来，举目四望，只见邓子恢走在前面，身边还跟着几位战士。

“跟着他走不会错，他在这里打过游击。”周月林一边想，一边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枪声渐行渐远，四周寂静下来，周月林暗自庆幸，总算冲出了包围圈。她转身四顾，他们呢？瞿秋白，何叔衡，还有张亮？周月林来不及考虑其它，“返回去！”心中只有一种声音在命令着自己。

凭借着熟悉的地形，邓子恢很快脱离险境，回到四都，相遇陈潭秋和谭震林率领的红24师的一个营。而周月林则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焦急，期盼，周月林一边急走，一边找寻，心里犹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担心他们病老还孕行路难，恐落敌手遭不测。四周都是敌人，不能声张呼喊。山脚不远处，终于找到跌坐在一片乱草丛中的瞿秋白，苍白的脸上呈现出桃花般的红晕。

“阿妹，你来了，这下可好了！”不知如何是好的瞿秋白，看见周月林时有种说不出的惊喜。瞿秋白此后一直叫周月林为阿妹，直到他们分开。

周月林扶着瞿秋白蹒跚前行，又遇见了张亮，张亮正茫然无措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但没有找到何叔衡。原来何老滚到一丘稻田里，已经身上负伤，敌兵搜完由他携带的转移经费——黄金港币后，为杀人灭口当场开枪打死了他。何叔衡终于实践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诺言。

敌人四处搜山，三人隐蔽前行，能清晰地听到敌人的吆喝声。敌兵逼近本该拼命逃离，脱离险境。可瞿秋白早已累得气喘吁吁，吐血连连；张亮也全身疼痛，寸步难行。看见一间塌顶的破屋，瞿秋白恳求着对周月林说：“阿妹呀，我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屋里休息一下再走吧！”周月林万分焦急地看看秋白，又看看张亮，张亮挺着个大肚子，每走一步脚后跟锥心刺骨地疼。她连声说着：“累死了累死了，就是死也走不动了。”周月林实在也想不出另外的办法，但觉得在这样的破屋子里休息不太安全，就只好轻声地嘱咐说：“你们暂时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就在外面的草丛里放哨，千万不要出声，旁边可能埋伏着敌人，出来找我不要叫，轻轻拍两下手就可以了。”

安顿好瞿秋白和张亮后，周月林就来到不远处一片荒草丛边，潜伏下来察看敌人的动静。荒草丛中有一口浅浅的山塘，从外往里看云山雾罩，由里往外看却一清二楚。她屏息凝神，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这时，周围死一般的寂静，寂静得草木也仿佛停止了呼吸。只要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就会引来敌人的注意。正在这时，张亮腆着个大肚子，每走一步脸上一阵抽搐。接着瞿秋白也硬撑着跟了过来。由于身体极度虚弱，瞿秋白跳下时立脚不稳摔了一跤，站起来想就近靠在一棵小树旁坐下，又重重地碰得小树哗哗作响，惊动了山顶上的敌人。敌人一路嚷着向他们包围过来，隔着草丛喊道：里面有没有人？不出来老子开枪了！连喊几次不见应答，就向草丛搜索过来，瞿秋白三人只好“束手就擒”。

这时已是正午过后，敌营长李玉派了4个士兵和1个勤务兵，将他们押往水口村。张亮在前，周月林中间，瞿秋白走在后面。周月林突然听到后面“扑通”一声，一个敌兵嚷了一句，“补他一枪”，说着就端起了枪，拉开了枪栓。周月林猛回头一看，瞿秋白已扑倒地上，一支枪口正对着他的后背。

“不准补枪！不准补枪！”周月林命令似的喊声让敌兵一愣，他们调转了枪口。周月林乘机抢上一步，用身体挡住那黑洞洞的枪口。口里继续大喊：“不准补枪！不准补枪！”

敌兵大声喝问道：“为什么？他是你什么人？他是你丈夫？”

周月林看出敌兵的意图，怕路上遇见红军和游击队，想早点甩掉这个“包袱”，好快点赶回营部。周月林“不准补枪”的断喝创造了瞿秋白醒来的时间，也是大声催促瞿秋白早些醒来的信号。

周月林知道，瞿秋白是因为饿病交加才昏倒在地，只要给他一点时间，肯定会苏醒过来。果然，这时瞿秋白的头动了一下。

“他又活了！”一个敌兵喊了一声。

周月林扭头一看，瞿秋白的身体终于动了起来。周月林想去搀扶，敌兵却不让她靠近。

瞿秋白终于慢慢地苏醒过来，敌兵一把将他从地上揪起，往前一推，要他快走。极度虚弱的瞿秋白踉跄了几步，终于站住。

在敌兵的威逼下，瞿秋白拖着沉重的脚步，又艰难地前行。初懂医道的周月林知道，极度虚弱的瞿秋白哪能快走？走得过慢或再次倒下，敌兵真的会补上一枪，那时再怎么劝阻都会无济于事。得想法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想到这里，周月林故意放慢了自己的脚步。“走快点！”一个敌兵踢了周月林一脚。周月林依然走得很慢，这时冲上来两个敌兵，抓住周月林的两条胳膊，要拽着她向前走。周月林索性一屁股坐到地上，哭喊着，“肚子疼死了，实在走不动了。”

敌兵看到这个阵势也没了辙，只好连连呵斥，让她起来。

“拉我就不走！”周月林提出条件。

“好好，你起来自己走！”敌兵无奈地回答。

周月林一行继续缓慢向前。路过一个小村庄，引来围观的百姓。周月林向一位年轻女子说，“肚饥了，有没有红薯给点吃吃。”那位女的说了声“有”，很快拿来三块红薯。

周月林知道，瞿秋白和大家一样，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还日夜赶路，昏倒是连病带饿的缘故。

周月林示意瞿秋白接过红薯，可是他不为所动。于是提高嗓门说：“这两块红薯你拿去吃，吃了好快点赶路！”瞿秋白明白了周月林的意思，大口吃下两块红薯后，把剩下那块递给了张亮。周月林这时也饥肠辘辘响如鼓，又向那位女子要了碗水，先让瞿秋白和张亮喝了，自己也喝了几口。接着继续赶路。吃了红薯喝了水的瞿秋白，精神好了许多。

傍晚时分，瞿秋白一行被押到水口村敌营部，护送队20多名战士也被关在那里。当晚没有审讯。

怎样应对敌人的审讯？瞿秋白等三人不约而同地想到这个问题，继续利用“红军俘虏”的假身份获得大家一致同意。接下来就是统一口供，掩护自己。瞿秋白让周月林先编。

“我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一名护士。”周月林想了想说，自己当国家医院院长时学会打针、换药和接生，懂得一些医务知识，不怕敌人盘查。瞿秋白和张亮都说好。于是瞿秋白目光转向了张亮。

“我就姓周月林的‘周’吧，名叫周莲玉，是位被红军抓走的香菇客老板娘。”一听老板娘，瞿秋白和周月林同时看着张亮，张亮一时犯疑地问道：“怎么，难道我不像吗？”张亮三十出头，皮肤白皙，比较富态，还会抽烟，还真有点老板娘的范儿。瞿秋白和周月林同时点点头，连声说“像，像”。

“我就姓你这个‘林’，名叫林琪祥，原来是上海大学学生，后在上海同济大学学医，来上杭养病，不想被红军俘虏。”

“又是大学生，又学过医。你会看病开方子吗？敌人会相信吗？”瞿秋白所编口供引起了周月林的质疑。

“我要说我是农民或士兵，他们会相信你吗？现在要紧的是让敌人相信你的口供，不引起他们的怀疑。如果怀疑就完了。我们决不能小看敌人，他们难道连找一个人来指认都不懂吗？国民党里就有认识我的，还有投敌的叛徒，要找个人认认我还不容易。”瞿秋白这么一说，周月林也无话可说，瞿秋白确实像学生也像医生，还能像谁呢？

周月林为什么化名陈秀英，早在1931年7月5日，周月林和梁柏台从苏联回到上海，就商定化名陈秀英，梁柏台还以“儿媳陈秀英”的名义给母亲写过一封信。“陈秀英”化名不但梁柏台知道，梁柏台的母亲、大姐，还有周月林大姐、弟弟也知道。所以周月林并非随口所编。

张亮原名“张莲玉”，现在无非只改了一个姓而已，仍用旧名意在透露一种“消息”。

至于瞿秋白化名林琪祥，瞿秋白的“瞿”就是双“目”（木），即“林”，他就多次使用过“双林”、“阿林”的笔名。难怪鲁迅一看到“林琪祥”就知道是瞿秋白的化名。

这时，突然闯进两个敌兵，在人群中架起周月林就往外走。周月林一看不像传讯，似乎另有图谋，就拼命挣扎，一边脚踢牙咬，一边大声叫骂。躺在地上的瞿秋白仿佛也明白了什么，“嚯”地坐了起来，“唰”地一下子站起，握紧拳头，怒视匪兵，大有拼个鱼死网破的模样。敌兵见状，放下周月林，一把推到瞿秋白，悻悻地走了出去。

周月林一下子瘫坐在地，瞿秋白劝慰道：“阿妹，没有被拉走就好！他们是敌人，是野兽，我瞪着他们，倒要看看他们还有没有脸拉你出去！”

瞿秋白感慨地道：“阿妹呀，今天我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们妇女比我们男子还要多一层痛苦。”

一介文弱书生，一个咯血病人，面对周月林惨遭蹂躏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怒眉冷对，极大地震慑了禽兽不如的敌人，保护了自己的阶级姐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品格？周月林对温文尔雅的瞿秋白多了几份认识，添了几分崇敬，心中油然而生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决心。

第二天，敌人果然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周月林等人按事先编好的口供巧妙应对，敌人问不出什么，就于26日押离水口，沿汀江而下，押解到上杭县保安十四团团部。瞿秋白和战士们关押一处，周月林张亮则关押在另外一个地方，周月林与张亮从此再也没有见过瞿秋白。几次审讯，结果相同，敌人信以为真，同意保释。

敌二营营长李玉的伯母，听说有个被红军抓去的护士，会接生又会打针，就去问“陈秀英”，如果真是被红军抓走的，真的当过护士，就愿意保释周月林。因为她的侄媳快要生孩子了。

没几天，李伯母真的出面将“陈秀英”保释，其侄媳在周月林的帮助下得以顺利生产。接生以后，周月林行动较为自由，脱身的机会不是没有，但考虑到瞿秋白和张亮，自己一走肯定会引起敌人警觉，瞿张两人就更加难以脱身。无论如何，一定要让秋白、张亮一起得到保释，一起脱离险境。

可喜的是，上杭县城一家糖果店老板林鸿昌，因无后嗣，得悉张亮有孕，就向张亮提出，只要出生孩子归林家所有，就可将其保释出狱。孩子送人，张亮当然一百个不愿，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后再来找回孩子也不迟。张亮也就同意，因此顺利获释。

周月林找到张亮，悄悄地说：“瞿秋白还没出来，我们还不能逃走，否则要惊动敌人。使秋白陷入更危险的境地，我们要尽快设法把他保释出狱。”她要张亮请林老板或其他商人铺保瞿秋白，自己则请李伯母去里面活动。

瞿秋白也在担心着两位同志的安危，他反复分析着周月林和张亮的假口供，认为并没有什么破绽，于是他顺势做了两件事：

3月9日写成笔供一份，陈述自己被抓原因，提出如能获释，“文书胜任，足可自负，担任医学上士，绝不至于尸位”。以此麻痹敌人。李玉看了“笔供”后让下属捎话：如果所述属实，可以取保释放。并建议林琪祥，可以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索取证明或在当地找到铺保。于是瞿秋白以“林琪祥”名义发出两信，通过周建人分别转给好友鲁迅和妻子杨之华。

事情仿佛柳暗花明！

重回监狱失自由

瞿秋白等人的命运，随着万永诚的被捕急转直下。

1935年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军区政委万永诚被敌包围不幸牺牲。妻子何氏也被国民党第八师抓获，审讯中泄露了瞿秋白等濯田被俘的消息。

濯田仅是个乡，在那里被俘的正是瞿秋白等20多人。敌人轻而易举地找出文质彬彬的瞿秋白。

1936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枪杀于福建长汀，时年36岁。

这时周月林、张亮保释瞿秋白正在秘密进行中，张亮却告诉周月林一条不好的消息：看守瞿秋白的士兵说，林先生已经押解长汀了。

周月林心头一惊，一起被俘的２０多人，为什么单单押解瞿秋白前住长汀？秋白身份可能暴露！她转念一想，护送队由福建省委派出，队员并不认识秋白，更不知道他的身份。既然如此，肯定是另外有人出卖了他们。瞿秋白已经暴露，她俩也万分危险。她对张亮说：“瞿秋白可能出事，我们得赶快离开。”但张亮分娩在即，周月林又不能抛下不管。正当两人筹划脱身之际，敌人却把她俩重新收监，押往龙岩，交予“上峰深究”。这天是5月7日。

由于两名叛徒的指认，周月林与张良也暴露了身份。

一次次的严刑拷打，一次次的威逼利诱，周月林始终没有吐露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转移方向，没有说出项英、陈毅等领导人的半点活动情况，更没有提及由闽西经广东再到香港上海的那条地下交通路线。张亮也没有供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1935年9月，第二绥靖区以“共匪坚定分子”罪名，判处周月林和张亮各10年有期徒刑。

让两位欣慰的是，张亮腹中的小生命，经过了如此多的磨难，终于选择在监狱中降生，而引领他来到世上的，就是周月林。张亮唤小孩小名为阿毛。孩子的声声婴啼，驱散了寂寞与黑暗，带来了欢乐和希望。她们互相鼓励，革命一定能够胜利，孩子定会过上崭新生活。

1937年7月15日，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协议，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开始。在共产党的一再要求下，国民党开始释放政治犯。周月林和张亮母子，被梁柏台的同学加同乡——陈士明和陈毓鸾两人保释出狱。

出狱后，三人搭乘陈毓鸾回家省亲的便车，来到新昌查林寻找梁柏台的下落。梁柏台家人当然不知道柏台的音信。1938年2月12日（农历一月十三日），周月林和张亮带着阿毛来到阴冷的上海，暂时寄居在周月林大姐家中。她们多方打听，终于得知了项英的消息，就毅然踏上了寻找项英的旅程。

但周月林与张亮母子在一个车站走散。

这时一列火车，冒着乳白色的蒸气,“呼哧呼哧”地开进了车站，蜂拥而上的人流，裹挟着周月林涌上了火车。几经周折，周月林来到武汉，好不容易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人员问周月林要组织介绍信。此时的周月林既没有组织，何来介绍信。第二天周月林再到办事处，负责接待的另外一个人对她说，凡从监狱出来的，没有介绍信一律不考虑接关系。周月林提出要见办事处领导，被告知领导不在。

凄风苦雨紧锁武汉三镇，薄雾浓云笼罩大江南北。周月林痛苦地徘徊在办事处门外，踯躅在武汉街头，自己千辛万苦来找组织，组织却把自己拒之门外！正像一个流浪儿将要回到自己的家，而家人却不认他了。身上盘缠无几，武汉举目无亲，再等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万般无奈的周月林，只好重新返回上海。

上海已成孤岛，组织更加难找，这就是命运吧。周月林只能慢慢安静下来，就在上海找份工作糊口，并改名为周月英。

为了生活，经人撮合，周月林和一个穷苦船工组成了新的家庭，先后生下两女一男。

永远不变是信念

上海终于解放了，周月林真想大哭一场。她一次一次发出心底的呐喊：柏台呀，你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

报纸上老领导、老战友的名字常常映入眼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已成为新中国的领导人。她的入党介绍人——张琴秋也成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于是周月林满怀希望地跨进上海总工会的大门，去找1926年一起赴苏的徐大妹，海参崴党校的同学、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还有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张琴秋，不为高官厚禄，只想早日回到党的怀抱。

他们对周月林的遭遇非常同情，也曾经过多次努力，但在政治运动日盛的情况下，大家感到无能为力。是呀，自己离开组织、离开革命队伍已经15年。15年的曲折经历，１５年的坎坷磨难……有谁能够了解，有谁为己作证？

承认既成事实，平静面对生活。但不管自己身在何处，对党的信念不会变，对祖国的忠诚不会变，对人民的热爱不会变。现在，任何工作都已成为壮丽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任何事情都融入了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复兴。她积极工作，成绩突出，建立吴家厅居委会时，她被推荐为居委会副主任。

1955年上半年，瞿秋白的遗骸从福建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岗取出，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同年6月18日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后，于是瞿秋白牺牲原因旧话重提，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元凶。那么元凶是谁呢？瞿秋白被杀害，周月林和张亮为什么活了下来？既然张亮已死，最大的怀疑对象非周月林莫属。

这时肃反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周月林浑然不知命运的飘摇。

1955年8月24日，几名警察突然走进周月林的家，逮捕了正在收拾碗筷的周月林。

28日，上海公安局紧急押解周月林至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经过第一次审讯，周月林才知道，说她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审讯时，周月林详细地交代了他们被俘和敌人审讯的经过。

监狱一次次审讯，周月林一次次如实回答。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瞿秋白是周月林出卖，但又不能轻易放了这位唯一的嫌疑犯，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无限期的羁押。1965年12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有期徒刑。

十二年刑期，1967年6月应该期满，但周月林仍得服刑。从60岁开始，周月林被送往京郊一个劳改农场苹果园服刑。“因祸得福”的是，周月林因此躲过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释放出狱，在铺天盖地的“讨瞿”声浪中，周月林肯定首当其冲，不死也得脱几层皮。

1969年10月，林彪向全军发出命令，把一批被“打倒”的共和国元勋和党政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紧急疏散”出北京，周月林也被遣送到山西省榆次市第四监狱，在日用化学厂做了一名产品质量检验员。

周月林之案似乎成了“铁案”，有关瞿秋白牺牲的著述和文学作品，都把张亮和周月林定性为出卖瞿秋白的“两个女人”。身陷囹圄的周月林，知道自己孤立无援，知道自己百口莫辩，忍辱负重地等待着生命之火的一点点熄灭！但她渴望清白、要求自由的心未泯。一次次申诉，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她一次次地审视自己，一次次地发出疑问：“要是跟着邓子恢突围，自己的命运可能重写；要是不返回寻找秋白他们，不至于一起被捕入狱；要是保释时候设法逃脱，完全可以避免牢狱之灾。机遇一次次给过自己，就是自己压根儿没有想过这些。”

“为寻战友而被俘，我不悔：枪口之下救秋白，我应该；保护秋白遭拳脚，我愿意；仅有红薯让战友，我乐意；保释之际未离开，重回监狱失自由，我不悔；国民党判我十年牢，为了革命为了党，我不怨；爱人柏台献生命，儿子沙洲遭夭折，我自豪。现在受冤屈判重刑，我痛苦。这是自己忠贞不渝一生追求的党呀，怎么好这样冤枉了自己的忠诚儿女。现在，自己衰弱得像秋风中的芦苇，苍老得如树枝上的败叶。但我有这样的信念，乌云终将散去，阳光总会照临；公道自在人心，历史自有公论。”在山西这片黄土地上，周月林以更积极的姿态投入到火热的劳动建设之中。

此案涉及出卖瞿秋白，案情非常重大，历时已经数十年。有关部门再次进行认真核查，一次查阅当年的国民党报纸，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瞿秋白被何人出卖的有力证据，从而推翻了原先“张亮、周月林出卖瞿秋白”的错误结论。

1979年11月15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复审，终于为周月林、张亮平反昭雪。再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周月林已经度过了长达25年的冤狱生涯。

这时瞿秋白也已平反。

周月林回忆与瞿秋白相处的最后日子，仍然历历在目；谈及瞿秋白之死，她感慨嘘唏：“瞿秋白解长汀不久，凶残的敌人枪杀了他。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一位优秀共产党人的生命，扼杀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难得的人才。他那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历史，却在‘文革’中被墨写的谎言所任意涂抹。现在被歪曲的历史已被重新纠正过来了。瞿秋白恢复了他应有的历史地位，我也有了今天，能将这一段历史诉诸人民。我没能目睹瞿秋白同志从容就义时的丰姿。但他在突围和被俘前后，那身处危境而坦然自若的态度，对敌人的清醒认识，对可能被俘和牺牲的充分准备，以及对革命同志的真挚感情，我是亲眼目睹，亲身感受的。”

1983年10月，周月林被安置到梁柏台的家乡浙江新昌。

献出了丈夫，献出了儿女；25年的监禁，10年的徒刑；开国功臣，可耻“叛徒”。周月林的人生波澜起伏、峰回路转；周月林的生命五味俱全、色彩斑斓。不知有多少人问过周月林，经过这么多难，吃过这么多苦，受过这么多屈，蒙过这么多冤，为什么还这样坚强不屈，无悔无怨？

“是信念！”周月林回答得平静而坚定。

一朵主义之花，一个信念之果。在周月林心里，永不凋谢，永不陨落！

1997年12月28日上午９点５０分，已过完了92岁生日的周月林，永远地合上了眼睛，躺在梁柏台的雕像和纪念碑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