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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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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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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克拉,你在哪儿

伊斯克拉,你在哪儿

伊斯克拉和伟列,是中华苏维埃司法部长梁柏台和妇女部长周月林的一对儿女。

时光荏苒,梁柏台早在1935年牺牲,周月林也于1997年谢世,但他们1931年寄居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一对儿女,至今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如果他们活在世上,伊斯克拉今年90岁,伟列也已89岁。梁柏台和周月林是我的祖辈,每回故乡和乡亲们谈及梁柏台留在苏俄的这对子女,他们都神色黯然,深表遗憾!

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和寻找,要找到他们的希望更加渺茫。但围绕他俩的出生和消失所演绎的一幕幕离合悲欢,本身就是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些故事折射出革命先辈的牺牲精神、家国情怀和无私品质,也表现出他们的儿女情长、舐犊情深。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今天如实地记下这个故事,既是对伊斯克拉姐弟俩的再次寻找,也是对革命先烈最深切的怀念。

寻找先得从他俩的母亲周月林说起。

周月林祖籍浙江宁波,1906年12月出生于上海。9岁被送进一家纱厂做拣纱工,17岁进入大康纱厂细纱车间。在那里,她认识了同一车间的记工员张佐臣。

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深深地吸引着这对青年。相同理想产生的崇高信念,并肩战斗结下的真挚情感,终于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1926年10月,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周月林身份暴露,组织决定让她和几位同志秘密转移赴苏学习。

已是无锡独支书记的张佐臣,潜回上海与妻子作最后的话别。大康纱厂那暗无天日的岁月,是张佐臣给了她光和热;情窦初开的少女青春,是张佐臣给了她情和爱。两人从相识相恋到相亲相爱,周月林已经怀上了张佐臣的骨肉。现在却要海角天涯,怎不让周月林肝肠寸断!

“月林,我的爱人!自从我们举手向党宣誓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承诺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张佐臣轻拥着妻子,安慰着月林。

“月林,我的妻子!要革命就会有分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今天的分离和奋斗,是为了我们的后代不分离,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张佐臣轻轻抚摸着周月林已经隆起的腹部。

“月林,我也有过赴苏学习的机会,但工作忙实在走不开。不久我也可能会来苏联留学,那时孩子会叫爸爸了吧!”张佐臣青春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微笑。

1927年6月29日下午,正在开会的上海总工会领导成员被警探包围,张佐臣、杨培生等5位同志被捕。在狱中,张佐臣受尽折磨,但坚贞不屈。他托人给周月林捎去了口信,“我准备豁出去了,把一切揽下来,以保护一起被捕的难友,你不要为我守节了,请找一个革命同志做伴侣吧。”这是他对周月林最后的要求。

1927年7月4日,知道自己即将走上刑场,张佐臣对难友们说:“我已准备牺牲了,你们出去后一定要继续战斗,将革命进行到底!”临刑时,张佐臣神色自若,带头唱起国际歌,随刑者一起高歌。国民党最后竟残忍地改枪杀为砍头,张佐臣一腔热血,染红了身下的野草。

那年,张佐臣才21岁。

周月林等人于1926年11月到达海参崴。她与另外两位女同志留在海参崴党校中国班学习。而此时的梁柏台是沿海省职工苏维埃华工指导员、中共海参崴党支部书记、海参崴党校负责人。

1927年1月13日(农历1926年12月10日),周月林的女儿降生。7月上旬,传来张佐臣被杀的噩耗。周月林看着眉宇间酷似丈夫的女儿,听着女儿似有所感痛彻心肺的哭喊,她终于病倒了。

梁柏台同情周月林的遭遇。他对周月林开导劝慰,关怀体贴;对她的女儿左哄右抱,百倍疼爱。

一致的理想,共同的信念;性情的融洽,个性的契合。在海参崴一间简朴的小房子里,他们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梁柏台给女儿起了个俄文名字:伊斯克拉(中文名叫忆霞),意即“火星”,希望女儿这颗革命的火种,长大以后继承父亲遗志,去燃起神州大地的燎原之火。

1928年5月5日(农历三月十六日),梁柏台和周月林的第二个儿子降生。当时远东华工中普遍信奉耶稣,崇拜上帝,孩子出生后都要到教堂举行洗礼。梁柏台和周月林为改变这种陋习,就在伯力中国戏院为儿子举行了一次特殊的洗礼。由当地党代表主持仪式,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名字中取出“弗”和“列”作为孩子的名字,译成中文名就叫“伟列”。还给孩子佩戴了列宁胸章。梁柏台兴奋地吻着儿子的脸蛋说:“儿子呀,你真好福气,从小就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洗礼,做了革命战士,不像爸爸,经历千辛万苦,才找到了革命道路。”

两个新生命的诞生,收获着幸福和欢乐。梁柏台给老家寄去了女儿和儿子的相片,并答应照好了新的相片,再寄回家中。

1929年年底,周月林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8月28日,梁柏台特地给母亲寄去了一张忆霞与伟烈的合照,并在照片背后写下一段工整的文字:“孙女儿忆霞随母赴莫斯科,孙儿子伟烈留在海参崴,姊弟二人离别前摄于海参崴以作留念,特此谨赠母亲惠存。”

1930年下半年梁柏台也来到莫斯科,把一对儿女放进了莫斯科一家幼稚园。幼稚园每月虽要七十元的养育费,但梁柏台告诉母亲,“幼稚园养小孩的方法,比我们自己都养得好,饮食起居,都有一定的时候,都有一定的份量。养育小孩的人是有知识的人。”所以请母亲放心,“小孩一定是养得好的,而且能懂得几国话。”

梁柏台非常喜欢自己的儿女,有时工作回来已是子夜沉沉,梁柏台总要蹑手蹑脚地走进孩子的房间,看看睡梦中露出微笑的一对儿女,轻轻地为他们掖好蹬开的被头,摸摸他们粉嫩的脸蛋,又悄悄退了出来。周月林笑梁柏台有点婆婆妈妈,太爱孩子。梁柏台笑笑说,小时候妈妈也是这样对待我们。

1931年3月,梁柏台被批准回国,第三国际东方部的同志问梁柏台有什么要求。

“我自己没什么,只是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梁柏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带走你的妻子,但必须留下孩子,由我们送进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同志当场答复并告知,这个儿童院叫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

赴苏已经五年的周月林也早想回国,投身国内火热的革命洪流,但要留下两个孩子又万分不舍。她亲自跑到东方部请求,能否带走孩子,两个不行,带一个也行。

“你是回国参加革命的,又不是去住家带孩子。”东方部同志严肃地回答。

骨肉分离的时刻就在眼前,梁柏台紧紧地拥抱着怀中儿女,喃喃而语:亲爱的伊斯克拉,亲爱的伟列,从此一别,不知何时再能相见?周月林更是搂住儿女久久不肯放开,泪水扑簌簌地掉在伊斯克拉和伟列红彤彤的脸蛋上。伊斯克拉瞪着疑惑的大眼睛,伟列还是那幅天真可爱的模样。周月林一步三回头地向孩子挥手再挥手,只有三四岁的儿女还是像以往那样,快乐地向父母挥手再见。梁柏台将周月林拉上车,当关上车门的一刹那,周月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一边哭泣,一边从车窗中探出头来,向自己的儿女拼命摇着手,直到听不见儿女们的呼唤,看不见儿女们的身影。

路上周月林还被离情别绪缠绕,眼泪不时地涌出来。梁柏台拉着周月林的手安慰道:“你不用太难过了,应该把孩子交给革命。我们现在回国去干革命,将来他们长大了回国搞建设,这样不是很好吗?”

列车驶过滔滔的伏尔加河,巍巍的乌拉尔山,进入亚洲大陆,但是周月林却把思念留在了莫斯科,留在了两个儿女的身上。

旅途漫漫,周月林不时取出照片来看。一张是周月林与伟列的合照:自己剪着短发、穿着对襟衣衫、脚着方口布鞋,微笑着坐在一个台阶上,左手揽着身穿白色短袖连衣裤、脚蹬一双白凉鞋的小伟列。母子俩神态安详、亲情宛然。另一张是伊斯克拉和伟列的照片,姐弟俩都身穿风衣相拥而立,伊斯克拉多了一份坚定与自信,小伟列则显得有点茫然和拘谨。再一张就是伊斯克拉的单人照,短发上有个展翅欲飞的蝴蝶结,两手拿着洋娃娃和玩具,一幅稚气可掬的模样。看着看着,周月林的眼泪滴落在孩子的照片上。“孩子是母亲心头的肉呀,留下孩子岂不是要了母亲的命。”

可是谁能想到,伊斯克拉和伟列从此再也没有与父母见面,成了遗失在俄罗斯的两颗“红樱桃”(《红樱桃》是一部反映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国学生生活的电影名)。

1931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夕,梁柏台和周月林历尽艰辛,辗转到达红都瑞金。梁柏台立即投身宪法等起草工作,周月林则忙着“一苏大”的各项筹备。

“一苏大”后,由于司法人民委员(部长)张国焘未到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梁柏台为中央司法委员会委员,主持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任弼时为组织部长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任命周月林为妇女部长。1933年4月,在张闻天的提议下,周月林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同月,人民委员会任命梁柏台为司法人民委员部副部长。7月1日,任命梁柏台为内务部副部长、代理内务部长。“二苏大”上,梁柏台和周月林双双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央执行委员。大会还任命梁柏台为司法人民委员部部长。

1933年6月24日,梁柏台和周月林的第三个孩子降生。因为出生在沙洲坝,就取名为梁沙洲。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维埃只好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为了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担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中央决定在各位政府部长中再留下一人担任办事处副主任,协助项英、陈毅开展工作,项英选中了梁柏台。因为梁柏台和同志们相处好,综合能力强,各项工作出色。

这时中央明确规定,行军打仗不许拖家带口,小孩一律送人!那些被珍重托付的婴儿,那些留下来的革命后人,随后的遭遇各异、命运不同……

为了革命,梁柏台夫妇已经把一对儿女寄养国外!行军打仗当然不能拖家带口,现在既然留下坚持斗争,因此有人建议柏台夫妇暂时不要将沙洲送人。

梁柏台坚决地说,“党有决定,我们不能例外!”他和周月林商量后,忍痛将沙洲送给了东坑村一位妇女干部。

母子分别前的那个晚上,周月林一次次看着熟睡中的小沙洲,沙洲是那样甜蜜而安详,脸上小小的酒窝盛着浅浅的笑,胖乎乎的手脚在梦中不安稳地摆动。周月林轻轻地吻着孩子粉嫩的脸蛋,几滴晶莹的泪水掉在儿子的脸上,让小家伙微微地一惊。周月林的眼泪,和着窗外的绵绵秋雨,一直流到天明。

天亮了,那位妇女干部早早来接沙洲。周月林递过沙洲的一刹那,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哭声。儿子好像预感到什么事情要发生,突然爆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那位女干部含泪接过孩子后,只哽咽着说了一句,“周部长,梁部长,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沙洲培养成人……”说完很快地消失在茫茫秋雨中。

随着哭声的远去,周月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号啕大哭起来。梁柏台一时找不到安慰的话语,只是喉头涌起一片咸潮,心头升起一阵酸楚。

梁柏台喃喃地安慰着周月林,“别哭别哭,我们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和人民。”

“当初为了革命,我把两个儿女留在了苏联。现在为了革命,又要把儿子留在苏区。我要革命,也要自己的儿女……”周月林发出了痛彻心扉的呼喊。

那柔肠百转却又坚毅决绝的身影,那泪流满面而又挥袖作别的转身。

主力红军一离开中央苏区,敌人就如虎狼般扑来,白色恐怖弥漫着整个苏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政治清乡,害得那位收养沙洲的女干部,丢下自己的家不管,背着小沙洲昼伏夜出,转移隐蔽。最终还是让“还乡团”发现,被国民党抓入监狱,孩子染病夭亡了。

1935年3月,梁柏台突围时重伤被俘。

一次次审讯,没有慷慨陈辞;一遍遍毒打,还是沉默以对;一次次封官许愿,报以轻蔑的微笑。

在监狱里,他牵挂着毛泽东、张闻天等主力红军走向何方?担心着项英、陈毅等战友带领部队有否顺利突围?也放心不下瞿秋白、何叔衡、周月林、张良(项英妻子)转移路上是否安全?

这时,监狱外仿佛传来孩子的笑声。梁柏台的思绪一下子张开翅膀,飞越万水千山,飞到两个儿女的身边。亲爱的伊斯克拉,亲爱的伟列,你们肯定长大了。本想革命胜利后去接你们回国,现在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希望你们今后继承我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把一生献给人民!

“小沙洲,你出生在沙洲坝,两位姐姐哥哥在苏联。你们今后参加新中国的建设,那将是怎样的快乐和幸福。”梁柏台默默地念叨着,耳畔仿佛传来沙洲送人时的哭声,眼前浮现出周月林哀怨的眼神。

他仿佛看见,在周月林的带领下,三个儿女都围绕在家乡祖母的膝前,老母亲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像花儿一样绽放,一幅其乐融融的画面……

梁柏台不久就被秘密枪杀于江西大庾。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何叔衡、周玉林、张良转移途中被俘,何叔衡当场牺牲。同年6月18日,秋白在福建长汀就义。同年9月,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以“共匪坚定分子”罪名,判处周月林和张亮各10年有期徒刑。

1937年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共产党的一再要求下,国民党开始释放政治犯,周月林和张良被保释出狱。

出狱后的周月林先来到梁柏台老家,但没有梁柏台的任何音讯。后又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人员向周月林要组织介绍信。万般无奈的周月林,只好回到上海。

为了生活,经人撮合,周月林和一位穷苦船工组成了新的家庭,先后生下两女一男。上海解放后,周月林找过老同事和老领导,但在政治运动日盛的情况下,大家感到无能为力。承认既成事实,平静面对生活,周月林积极工作,成绩突出,很快被推荐为吴家厅居委会副主任。

1955年上半年,瞿秋白的遗骸从福建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岗取出,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同年6月18日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后,瞿秋白的牺牲原因旧话重提,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元凶。那么元凶是谁呢?瞿秋白被杀害,周月林和张亮为什么活了下来?既然张亮已死,最大的怀疑对象非周月林莫属。

1955年8月24日,几名警察突然走进周月林的家,带走了正在收拾碗筷的周月林。28日,上海公安局紧急押解周月林至北京功德林监狱。经过第一次审讯,周月林才知道,说她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

监狱一次次审讯,周月林一次次如实回答。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瞿秋白是周月林出卖,但又不能轻易放了这位唯一的嫌疑犯,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无限期的羁押。

1969年10月,周月林被遣送到山西省榆次市第四监狱,在日用化学厂做了一名产品质量检验员。

1979年11月15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复审,终于为周月林、张亮平反昭雪。这时周月林已经73岁,度过了长达25年的冤狱生涯。

1883年10月,周月林被安置回梁柏台的故乡——浙江新昌。梁柏台已经牺牲,周月林自然更想念自己的儿女。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如毒蛇般缠绕在她的心头,有时使她窒息,甚至精神失常。

为完成老人最大的心愿,新昌党史办展开过苦苦的寻找。除了证实小沙洲确实在敌人的监狱中染病夭亡外,留在苏联的一对儿女却是泥牛入海。

瞿秋白女儿瞿独伊、苏兆征儿子苏河清、沈志远与李汉辅儿子沈林、陈昌浩之子陈祖涛、蔡和森之女蔡转等等,都给新昌县党史办写来回信。有的说,与伊斯克拉是同学,1941年前一起学习生活在国际儿童院;有的说伊斯克拉是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年)离开国际儿童院,但不知去向;有的说,我们同学都不知道伊斯克拉还有个弟弟。就是伊斯克拉最好的同学,一直生活在远东的王南,也不知道伊斯克拉的住址,更不知道去了哪里。

最后党史办收到了郭亮烈士之子郭志成寄来的三张照片,张张都有伊斯克拉。照片上还有毛泽东和杨开慧之子毛岸英、朱德之女朱敏、刘少奇与何宝珍之子刘允斌之女刘爱琴、李富春与蔡畅之女李特特、蔡和森与向警予之女蔡转、沈泽民和张琴秋之女张玛娅、林伯渠之女林林、王一飞烈士之子王继飞、张太雷烈士之子张芝明和赵世炎烈士之子赵世格等等。

看见女儿的照片,周月林喜出望外,兴奋不已,仿佛女儿已经回到身边。

周月林产生了这样的幻觉:伊斯克拉带着弟弟伟列从莫斯科回到新昌找母亲诺云丝卡娅(周月林的俄文名字),但县政府的同志无奈地回答,新昌只有周月林而没有诺云丝卡娅,伊斯克拉不知道诺云丝卡娅就是周月林,只好留下三张照片走了。老人逢人就讲述这个故事。此时周月林眼中闪着神奇的光彩,人一下子显得年轻和精神。

1997年12月28日上午9点50分,已过完了92岁生日的周月林,永远地合上了眼睛。她的脸色是那样安详,笑纹在她的脸上荡漾。几天前,她一直做着美梦,梦见佐臣,梦见柏台,梦见沙洲,梦见伊斯克位和伟列,梦见着一家团聚其乐融融的场景。告别仪式的人都说,老人的面容微笑而安详。

伊斯克拉和伟列,你们到底在哪儿?

你们尚在人间?还是已在天上,与父母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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