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承诺

一生的承诺

梁柏台，浙江省新昌县查林村人，1921年3月新婚七天后离开家乡，被党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结束后在俄罗斯远东长期从事华工工作。1931年回国后担任人民政权第一位司法部长、检察长。1935年3月，率中央政府办事处部分人员在突围中不幸负伤被捕，不久被敌“铲共团”杀害，时年36岁。

梁柏台是我的祖辈，他的元配陈莲珠，姐姐梁小芬。一个“夫不回家，我不改嫁”，一个“弟不回家，姐不出嫁”，两人相濡以沫，信守诺言，一直等到1973年和1977年离开这个世界……

我的家乡地处浙东新昌，一个叫查林村的地方。这里山环水绕，风景秀丽，已有1600多年历史，聚居着四百多户人家。

小姑家在村西的大道地，我们那里把天井称作道地。大道地中央有口水井，因为井水冬暖夏凉，所以总是门庭若市。母亲也常常肩挑手提着蔬菜衣被，前往大道地洗洗汰汰，幼小的我常跟着妈妈上小姑家玩。

道地中一户朝西的人家，墙上挂着一个大镜框，镜框里一张黑白大照片。照片里的男人很年轻，白皙皮肤，细长眼睛，梳着分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微微笑着，亲切自然。

这户人家的门口，进进出出着两位老太。妈妈悄悄告诉我，高瘦的叫梁小芬，按辈份我应尊称小芬姑婆；较胖的叫陈莲珠，我应该尊称柏台婆婆。

两位婆婆裹着小脚，梳着盘头。小芬姑婆脸上已长起老年斑，灰白的头发，高高的颧骨，细细的眼睛，讲话声音快而尖。柏台婆婆满头银丝，面色红润，目若朗星，说话声音平而缓。

年幼好奇，自然要问长问短；小时好动，整个道地跑来跑去。

“柏台婆，照片里的人是谁？”一天，我指着大镜框里的男人问。

“梁柏台！”柏台婆笑着望望照片又看看我。

“梁柏台是谁呀？”我歪着头问。

“按辈份你要叫爷爷！叫柏台爷爷。”柏台婆柔声相告。

“那柏台爷爷在哪里呢？”我天真地继续追问。

“在很远的地方……”柏台婆没有说完，就忙别的事去了。

这年冬天，我上梁柏台家玩，这时柏台爷爷的事已知个大概，于是又向两位老人问起了梁柏台：“柏台爷爷结婚七天后就走了，你们吵架了吗？”柏台婆笑笑说，“他在上海外国语学社读书时，就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约好，要去苏联留学。临行前，我俩拜堂成亲。结婚当晚，他就和我约定，七天后要离开，最多三年就会回来。我说，只要你好，再多三年也无妨。想不到一等这么多年。”柏台婆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涟漪。

小芬姑婆插话道：“你柏台爷爷1921年3月3日，农历正月廿四结的婚；3月10日，农历二月初一离开家。这一天早晨我送他到大岭脚（查林通往新昌的一条山路）。你柏台爷爷拉住我的手说，‘大姐，我这一走，父母和莲珠托付给你了。’我说，‘柏台，你放心走吧！弟不回家，姐不出嫁。’他接过我塞给的两个银角子，开始向大岭头攀登。他没走多远，又回身向我挥挥手，说了句，‘待世界大同之日回家团聚。’”两位老人的叙述，如淙淙溪水，流过我幼小的心坎。

第二年夏天，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我坐在大道地井边纳凉。月光照着乡亲们的沧桑的脸庞，也照着两位老人的满头白发。我突然问小芬姑婆，为什么不把柏台爷爷叫回来。小芬姑婆用芭蕉扇拍拍我的屁股说：“写了好多封信到苏联，告诉你柏台爷爷，村里他的亲朋好友，谁谁发了财，谁谁做了官，家中生活怎么怎么艰难。你柏台爷爷回信说，要我们别仰慕人家的富贵，他最不喜欢提钱财两字。就是你柏台爷爷的爸爸去世，他也没有时间赶回来。”

后来我才得知，梁柏台也有过回国后帮助妻子走上革命道路的设想，但一次广州之行差点被捕彻底断绝了这样的念头。梁柏台知道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不但自己有随时牺牲的可能，甚至还有灭门九族的危险。后经组织批准，在海参崴与周月林结成革命伴侣。并写信回家向陈莲珠提出离婚。收信后的陈莲珠，只说了八个字：“夫不回家，决不改嫁！”就一直侍奉公婆，陪伴小芬，等着柏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先辈的英雄事迹，如润物无声的春雨，滋润着少年的情怀；如暖人心怀的艳阳，朗照着青春的天空。

家乡是纯朴的，两位老人是纯朴的，纯朴得如同家乡的泥土。从来不曾夸夸其谈丈夫兄弟的光辉业绩，从来没有狐假虎威高人一等的神气表情，以致村里人大都不知道梁柏台在苏联干什么工作，更不知道梁柏台在苏维埃政府曾身居要职。小芬姑婆穿着土布旧衣，柏台婆穿着阴丹士林，都腰系围裙，细脚伶仃，整天忙里忙外。有时看见两位老人抬着一个粪桶，挪着两双小脚，到自留地里锄草施肥。

直到1955年，她俩才得知梁柏台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牺牲……

梁柏台的父亲梁开钱早在1925年就离开了人世，等不来儿子柏台“少则二年多则三年就要回返”的承诺。遗下三个女人艰难度日，生活酸辛可想而知。农村家庭没有男人，就等于没有了支柱。常年的重担谁来挑？天大的事情谁来担？三个女人的肩膀实在太纤弱，三个女人的小脚实在太纤细，三个女人的地位实在太卑微，一些外族外姓根本瞧不起，就是个别本族无赖也常来欺侮。母亲胡玉兰带着满腔的幽怨和期待，于1946年8月19日喊着“柏台”“柏台”的名字离开了世界。梁小芬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后，把梁柏台读书时的课本、作文、日记、信稿和簿册及学习用品100余件，连同自己的无限思念，珍藏进一个竹制的书箱。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梁小芬与陈莲珠得知后兴奋不已，彻夜难眠。她俩一次次伫立村口桥头，站在公路旁边，迎送着一支支解放军部队，希望队伍中突然走出一身戎装的梁柏台，挥着手微笑着向他们奔来。梁小芬一次次清理着弟弟的物品，等待着爱弟的归来；陈莲珠则一次次对镜自照着容颜，想象着梁柏台又将会是怎样。

1950年2月17日（大年初一），政府首次派人来到梁柏台老家，送来慰问粮，挂上“光荣”匾，还贴上了年画春联。到了1953年，梁柏台一直没有消息，到底算“烈属”还是“军属”？那年开始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国家机关干部实行工资制，梁柏台的优抚待遇也被取消。陈莲珠和梁小芬开始寻找梁柏台，和他第二任妻子周月林及他们的子女。先给毛泽东主席写信，不久收到了中组部的回信，回答是“不详该同志下落”。（原件存中共新昌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室）

梁小芬又找到新昌县委办公室，请求组织出面帮助寻找梁柏台、周月林及其子女的下落。1955年8月上旬，新昌县委办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我们从档案中查到，梁柏台、周月林都到苏联学习过，都在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梁柏台担任过苏维埃中央司法人民委员，已牺牲，但关于他的情况我处无材料，以后有材料，可续告。周月林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在福建被国民党军队俘虏，以后下落不明。”（原件存中共新昌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室）

1955年12月中旬的一天，当梁小芬和陈莲珠听完新昌县委办回复的信函，两位女人呆呆地坐着，泥塑木雕一般。虽然早就有过传闻，终究未被证实。而现在，最后一盏希望的灯，已被现实吹灭；最后一片信念的帆，已被无情吞没。她们沧桑的脸上流下两行热泪，然后转为轻轻地抽泣，开始时如琴弦凝涩，如幽咽泉流，继而像银瓶乍破、铁骑突出，那种肝肠寸断的嚎啕大哭，那种撕心裂肺的声声呼号，石人也会掉泪，铁人也会动容。梁小芬任凭涕泗滂沱，声声呼唤着“柏台、柏台”的名字；陈莲珠则捂着手绢，更多的是哀哀而哭。哭吧哭吧，太多的思念，太多的委屈，太多的辛酸，太多的期待，都付与这泪珠一串串。1956年，新昌县委派人来查林村进一步了解情况，并给陈莲珠落实了烈属待遇。

等到1957年，新昌县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烈属证也已两年，算命先生说梁柏台“59岁的命数”这一年也已期满。已经66岁的梁小芬和61岁的陈莲珠含泪理出梁柏台穿过的衣衫，装进一具小小的薄棺，一路哭喊，声声呼唤，“柏台，归来！柏台，归来！”直抬到横岩头等的安山下葬，陈莲珠则在梁柏台的衣冠冢旁，营建了自己的寿圹。生不能同床，死求能同穴；生不能白头到老，死求相爱到永远。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已是海军军官的董岐山在苏联圣彼德堡学习，１９５６年７月回到查林探望父母。一天梁小芬和陈莲珠来到他家中，陈莲珠告诉董歧山，梁柏台在苏联还有两个小孩，一个叫沙沙，一个叫娜佳。“尽管孩子不是我生的，总算也是梁家的后代呀……”陈莲珠和梁小芬恳求董岐山帮她们寻找一下苏联两个孩子的下落。望着陈莲珠、梁小芬泪眼婆娑的悲伤表情，董岐山母亲没等儿子开口，就“应该，应该”地满口应承。董歧山心中暗暗叫苦，苏联这么大，当时通讯又不发达，何况“沙沙、娜佳”这些小名，同国内的“阿明、阿毛”乳名一样，任何院落都能听到这样的呼唤，要寻找他们简直是大海捞针。可面对老人那种执着的精神，迫使董岐山第一次用善意的谎言承诺，回苏联后一定帮她们找寻。休假期满回到圣彼德堡，董岐山虽然托人多方打听，但梁柏台两个小孩还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这成为董歧山后来的一块心病。（董岐山：《缅怀一位革命先辈》，新昌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刊《沃洲春雷》2010年第2期总第28期。）

为继梁家香火，陈莲珠将年幼丧母的侄儿梁志洪收为嗣子。1959年12月，16岁的梁志洪听说有个叫王明的人长期住在苏联，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试图打听梁柏台子女的下落。想不到时隔三个多月后竟收到了王明的亲笔回信。这封署名为陈绍禹的回信也不详知梁柏台回国以后的情况，更不要说梁柏台留在国外的子女。但他建议可以去信“中共中央办公厅杨主任尚昆同志和林老伯渠、吴玉章等同志。”（原件存中共新昌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室。）

梁志洪又以梁小芬的名义给林伯渠、吴玉章、许之桢等人去信，咨询梁柏台3个子女（其中一个系梁柏台与周月林回国后在瑞金所生，红军长征送人后染病夭亡）的下落。不久，梁小芬又收到中央组织部办公室的回信：“至于梁柏台同志三个孩子的下落，我部已给有关单位去函设法查找，但恐短时间不易查到。一旦查有结果就立即去信告诉你。”（原件存中共新昌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室。）除了中组部的复信，梁小芬陆续收到许之桢、吴玉章、林伯渠的回信，但都不知梁柏台周月林子女的下落。

直到周月林平反昭雪定居新昌，也一直寻找着当年留苏的一对儿女，仍至死都未曾找到，那又是后话。

由于家中没有壮男，培养了梁小芬顶天立地的性格，说话办事风风火火干脆利落。她能端着百斤麦箩上楼，挑着人粪猪栏下田。一次她到溪对面马路边上买菜缸，卖缸人看她身材瘦弱、细脚伶仃的样子，说她能把缸背走就白送。梁小芬二话没说，扛起一口大缸就走，走过长长木桥时小脚一步不颤，背到家里一次没歇，看得大家目瞪口呆。梁小芬背回家后，又返身送去了买缸钱，卖缸人再三推辞，梁小芬正色说，“玩笑归玩笑，买缸归买缸，不然我梁小芬成了贪小之人。”梁小芬坚决地留下了买缸钱。

与梁小芬相反，陈莲珠的性格更多的是温良恭俭让，烹得一桌好饭菜，做得一手好针线，还养得一年好蚕茧。用梁志洪的话说，大妈烧出的饭，即使没有菜，也会吃三碗。这对姑嫂，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把一户人家打理得井井有条，一点不赖。

乡亲敬重柏台为革命光荣献身，更同情两位坚强的女人，凡有什么重活都争相帮着她们。梁小芬和陈莲珠属于查林村第十生产队，当时每家的口粮猪食都分在山上地边，同一个生产队的梁焕千等人，主动承担起了帮挑回家的重任。两位女人也知恩图报，梁焕千家或者其它邻居借钱应急，陈莲珠二话不说，从箱底里取出送给所借之人。江南的夏天说变就变，大道地人就不用担心，因为梁小芬与陈莲珠总会赶在大雨之前，把各户晒在窗口或道地上的粮食衣被统统收回。到了晚年，两位女人虽然每月有几元抚恤金，但仍坚持参加劳动，饲蚕、养猪、种菜，样样都干。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的一天，陈莲珠端着一畚斗玉米上楼安放，不料一脚踏空滚了下来，端着不放的畚角抵破了脾脏，梁志洪连忙把老人送到了县级医院。从昏迷中醒来的陈莲珠微笑着告诉梁志洪，自己梦到与梁柏台新婚的洞房花烛之夜，梦到新婚期间梁柏台教自己识文断字的情景，梦到梁柏台带着她来到陌生的国家苏联……弥留之际，她终于回到了老家，抬进门时看到梁柏台的遗像，那无神的双眼一下子焕发出奇异的光彩。她示意取下梁柏台的遗像，一个已是人老珠黄、病入膏肓，一个是西装革履、英俊潇洒，她把遗像紧紧抱在怀里，几滴混浊的老泪涌出了眼角。这是与梁柏台时隔５３年后的再一次拥抱。陈莲珠，新婚七天，独守53年，于1973年12月5日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遗愿，永远地躺在了自己夫君的身边，享年77岁。

相依为命相伴一生的弟媳先自己而去，梁小芬自然悲痛万分，但性格刚烈的她说了一句，“阎王殿报到总有个迟来晚到！”“我也会马上跟来，生不能等来弟弟柏台，死了一定能在天上相见。”１９７７年９月的一天，她像往常一样，坐在椅子上吃中饭，突然头一歪就不省人事，她的生命恰似她的个性，一个星期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世前，老人示意带上梁柏台穿过的几件衣衫，这样她就会感觉到与爱弟永远相伴。信守着一句“弟不回家，姐不出嫁” 57年的梁小芬，1977年9月27日离开人间，享年86岁。

两个女人用柔弱的肩膀支撑起一个家庭，珍藏着一份信念。如果说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值得大书特书，那么那些默默无闻为之奉献为之牺牲的千万家庭，难道不可歌可泣，让人肃然起敬？

用世俗的标准衡量，她们肯定算不上英雄，两位传统的农村妇女。一个独守空房53年，一个信守承诺57年，就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生于斯，死于斯，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简单平凡的人生。然而在她们简单的履历中，却浓缩着作为女儿与媳妇、妻子与姐姐等多重角色的人生责任，也包含着一个东方女性真善美的动人故事。

她们没有惊天动地轰轰烈烈，像泥土小草那样默默无言！

她们没有纵横激荡波澜壮阔，像岩溪山泉那样毫不起眼！

她们没有豪迈动听的只语片言，只是絮叨每天的柴米油盐！

她们不曾侈谈崇高的理想信念，只用一生信守一个曾经的诺言！

陈莲珠和梁小芬，她俩告诉我们什么叫平凡，什么叫伟大！

她们看起来那样普通，其实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