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澄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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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8月18日至9月1日，应“中华新作家笔会中心”之邀，前往北京参加第二届新作家笔会。对于我这样久居穷乡僻壤，在文学创作上刚刚起步的文学青年来说，参加这样的活动，见到多位名震文坛的大家，聆听他们的教诲，无疑是有很多收获的。
1、挤 车
八月十八日晚，在宝鸡火车站好不容易才挨到天明。十九日早上六点四十分，挤上了从西宁发往北京的122次直快列车。
车上可真够挤的！过道里实实的站着人，挪动一下很艰难。好不容易挪到车厢的连接处，在一个不打开的车门边站了下来。两只手没法垂下，只有抱着包儿硬硬的挺着，不时地被加塞的人挤得东摇西晃。几位操着河南口音的民工屁股下垫了行李坐着，在欣赏了我的狼狈模样好一阵之后，其中一个伸过手来说：“师傅，看你样儿是个农村老师吧，把你的包挂我这儿，你松活一下！”我忙带着一脸的感激把装了厚厚一摞刊有我作品样刊的包递过去，叫他挂在车门上的一个挂钩上，然后一边鼓着劲挺住来自四面的压力，一边透过车窗玻璃看着不住地往后飞去的高楼大厦、农田屋舍。
天气本来就热，再一挤，我们又不在过道里，简直跟扣在蒸笼里似的，一会儿一身汗。我以前只坐过短途车，对长途火车的拥挤滋味没有体味过，这回总算有了深切的体验。
五六个小时之后，头昏昏沉沉的直发闷，浑身的肌肉也紧绷绷的发起酸来。我尽量把重心在两腿上轮流交换着，以免一条腿负担太久而出事。瞌睡虫接连不断的向我进攻，我拼命抵抗着，有几回实在抵抗不住，头一点一点地碰在车厢上。我使劲睁开眼，意识也模模糊糊的了，就买冰块刺激。冰块吃完了，汗又不住的渗出来，头又昏昏沉沉的开始麻木……
到了郑州，天黑了，下车的人不多，反倒涌上来更多的人。我头一次出远门，缺少乘车经验，看见有人下车，就忙着挤到车厢里去寻座位，结果可想而知。好不容易又挤到原先那地方，早有人占上了，只好又在边上干站着。一直到了邯郸，才掏出本书放在湿漉漉的地上，抢占了一块刚刚能放下我屁股的地方坐下来，两只脚跟对面的人重叠着，头一埋便进入梦乡了。
到保定时，我终于抢得一个座位，趴在茶几上又是一阵好睡。
二十日清晨六点，历经整整二十四个小时，我终于来到了伟大的首都北京。随着人流走出火车站，找到卫生间凑合着洗了一下粘的睁不开眼的脸，这才出一口长气，按通知上所说的路线搭乘公交车去八里庄报到。
从公交车上下来，想抽一支烟，伸手在胸前衬衣口袋里去掏，发现在宝鸡火车站买的那包“红豆”，连同几张零钱都不见了。想起刚才下车的时候，有人在我身后拍了一下，引得我回头去看，对方一脸笑笑的情景，明白正是那一刻遭遇小偷了。摸摸内衣口袋，里面的一沓钱还在，心上才安然了。
回来时，车依然挤得够呛，但这回由于事先订的票，我没有再站着，比去时舒畅了许多。
2、作家们
首先见到的是肖亦农。
进了八里庄鲁迅文学院的大门，左边的门房墙上贴着通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报到。寻了去，按要求填了报名表，被打发到二楼去休息。这里是中国作协的招待所，条件不错，小套间带着卫生间。我推门进去时，已经有三四个人在里边。相互介绍认识之后，倒在床上歇息，这时从门里进来一位身材高大结实、看上去很沉稳的中年人，穿一件圆领的浅黄短袖衫，下身是牛仔短裤。他直视着我，伸出手说：“是澄碧吧？”我答应着跟他握了手，边上一位早到的同志介绍说：“这是肖老师！”肖不多说话，只说了几句让我休息的话，就走了。
中午，又有一些同志来报到。肖亦农领着我们六七个人去到定福庄的“煤炭管理干部学院”，由于人太多，笔会准备在那里举行。
在去煤干院的路上，肖亦农极少说话，只是当有人问他时，他才说上一两句。在以后的几天时间里，除了有一次在我们宿舍里来办事时，由于一位学员的执拗而惹得他激动起来，谈论了好一阵之外，再没见他说过多余的话。即使在讲课时，他也只是照着讲稿往下念，很少发挥。有几次他给大家讲几件事情，边讲边做手势，一笑就用手捂住嘴。他的话讲的不能算好，可以说是不善言辞。我们从他的外貌估计他大约在四十岁以上了，问了他，才知道他只有三十六岁。
接着见到的是先锋作家洪峰。
当肖亦农把我们领到宿舍住下后，下午，我去肖的房子买饭票，桌子旁背对着门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穿天蓝色衬衫、身材很壮实的人，戴一副眼镜，抬头看看我，问肖亦农：“他是那儿的？”肖告诉了他，他说：“这是我们北方人！”回到宿舍，我问一起的学员，被告知他就是八十年代那阵很红火，与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并称先锋文学五虎将的先锋作家之一洪峰。
洪峰性情内向，看上去很深沉。他跟我们很少说话，讲课时也很严肃，讲的内容全是西方的文学理论，对于我来说显得高深、难以理解。他讲了一天，我上午去听，下午呆在宿舍里睡觉，没去。
二十八日晚上，开露天的联欢晚会时，洪峰跟我坐在一起。他用手指着我对边上一位来自山东的学员说：“你说他像谁？”山东学员瞅我半天回答不上，洪峰很难得地一笑，说：“你们山东人连这也看不出！”随后又说：“他像莫言，很像！”
笔会结束那天晚上，我到洪峰的房间里去，他把我交给他请他赐教的两篇稿子退还给我，拿出一张写给《飞天》一位编辑的信让我回家后联系。我走出门时，他又说了句：“澄碧，好好干，你很远啦！”
肖亦农和洪峰分别来自内蒙古和吉林，他俩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笔会活动就是他们几个人组织发起的。
其他几位作家都是只负责讲一上午课，就再不出现了，因而印象不太深刻。
从维熙、李国文两位老作家是写小说的，都有过艰辛曲折的生活经历，他们联系自己的经历谈创作，讲的很实际，也很好理解。张守仁先生是散文写作与研究的专家，他讲散文创作也很精彩。诗人叶文福偏重于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讲述文学的本质，他有着很激进的思想和鲜明的诗人气质，给大家签名时，先刷刷两笔画个树叶的形状，然后在中间空白处写上文福二字，显得新颖别致。
轮到莫言讲课时，他有事回高密老家了，由肖亦农替补。
讲课间隙，学员们被三三两两的安排到北京十几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针对自己的具体作品去听取编辑老师的指教。我和几位写小说的学员去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小说》编辑部。《小说》是专发中篇小说的杂志，一位姓骆的年轻编辑在他那被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稿堆放的满满的办公室里接待我们。骆编辑手里翻动着我的一个中篇小说稿子，拉拉杂杂地胡侃了一气，最后对我带着歉意说：“我出生在都市，对农村生活很陌生，你这篇东西不太适合我们杂志的口味，你带回去，另找个地方看看吧！”我接过稿子，看着那些堆在柜子上、摞在地上、连信封都没有拆开的投稿，问骆编辑：“这么多的稿子，你能看过来吗？”骆编辑笑着说：“我那有时间看，熟人的都看不过来啊，一般作者外投的稿子偶尔看看，基本上都是不拆封就送废品站了！”我听后心上如同被泼了一瓢凉水，那是我内心深处文学的热情遭遇的第一次霜杀。
一九九二年，距离改革开放已经十四年，沿海一带经济发展如火如荼，较之八十年代，文学的热潮明显回落，而身处内地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环境中的我还沉浸在文学曾经的辉煌里瞎扑腾。笔会期间，和山东、福建、广东等地的学员交流，他们谈到了文学边缘化，谈到了经济对文学的侵蚀，这些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是很新鲜的话题。
3、吃 饭
我们在“煤干院”的食堂里吃饭。饭菜很丰富，煎、炒、煮、炸，生的熟的，应有尽有，价钱也高低不等，随你自选。
我囊中羞涩，要求自然不敢太高。每天早上油条豆浆，中午下午两个馒头或一份米饭，一碗菜一碗汤，很知足矣。也许是出门少经见的太少吧，叫我很看不惯的，是那些来自沿海省份的学员对饭菜的任意弃置。作为一个农民，我十分清楚一粒粮食所含的汗水和艰辛。每天吃饭，当看到食堂门口那两个大铁桶里堆起的馒头、米饭、剩菜时，我的心上都要疼上好一阵。后来几天，每次从那两个铁桶边经过，我早早地就把头转向一边，不让自己的眼睛看见那些被弃置的吃货，但我的心情并没有因为看不见而变得轻松起来。
跟我住同一宿舍的几位分别来自山东、辽宁、江西等地，有学生、有工人、有公务员，职业各异，但都是农村出身，我们几个没有人糟蹋饭食。有一个湖北鄂州的学员，开始跟我们的关系不错，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他把半碗米饭、几根油条扔到了水池里，并且那模样就像跟扔一件一钱不值的废物一样，我的心里由不得对他产生了一种厌恶。此后，他再到我们房间里来聊天时，我不再对他热情了。作为一个出生、生活在城市的人，他当然无法理解我对粮食的那份珍惜之情，可我并不因为我有这样的情感而认为自己小家子气。或许是我的根所致吧，直到现在，我每次吃饭都要一点不剩的吃完。节约粮食，珍惜福分，我觉得这是作为人必做的功课。人不能因为有了多余的吃食便忘记曾经遭受的饥饿，忘记人间还有无数辘辘饥肠。我无法使别人不浪费粮食，但我能使自己做到。面对着被糟蹋的粮食，虽然是别人弃置的，我的心上也总有一种负罪感——深深的负罪感。
4、旅 游
这次笔会的议程里本来没有安排旅游，但由于大多数学员都是第一次来北京，都有一种一睹北京名胜为快的迫切心情，所以笔会的组织者临时决定让大家去八达岭、十三陵游一天。
二十三号早上八点钟，我们乘坐“煤干院”的一辆大巴车出发了。一路大家欢声笑语，来自近二十个省份的“新作家”们操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互相交流。和我同住一室的江西学员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他利用停车的机会为大家连着唱了好几首歌，把大家的情绪推向高潮。
游长城的人真多，远远地提前两三里就车候车的一步步往前挪，好不容易到了停车场，领队把注意事项给大家一讲，约定了集合的时间，我们一块六个人就淹没在人流里向长城进发了。
长城真不愧是人类伟大的创造之一！我们走走停停，边走边看，随着地势的升高，视野也逐渐开阔起来，飒飒的风掀起我们的衣襟，叫人自有一番雄心壮志涌上心头。
爬到八百多米的最高处时，脚下的延庆县城尽收眼底。眼前一块“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木牌竖在那里，我们都激动起来，挥手喊叫着：“我登上长城了！”几位女学员更是激动地不能自持，趴在豁口上笑个不停。
摄影留念后，我们还想好好地站在长城上体验一下那种豪迈、洒脱的感受，欣赏一下大好河山的壮丽、妩媚，无奈集合的时间已经快到了，只得匆匆忙忙地往下赶。我们上的是西端，比东端要高一些。快十一点钟了，大批的游人不住地往上涌来，修复之后供人游览的八达岭长城上人流蠕动、摩肩接踵，我们用了近一小时才走下来。
十三陵我们只去了定陵，走马观花式的转了一圈，留了几张影就出来了。
游程结束，回到煤干院，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吃饭时，发现和我们同住一个宿舍、来自辽宁某县中学的学生学员小王不见了。小王旅游时和我们不在一起，编在另一个组里。我们赶紧将情况报告给老班长和肖亦农，大家都担心他找不到回来的路，焦急万分，但又没法联系，只好苦等。十点多时，小王汗涔涔的赶回来了。问他缘由，原来是因为贪恋美景，在定陵那里看地宫时独自转了一会，返回停车场，已经找不到我们的大巴了。最后是经过好心人帮助，搭乘一辆顺路车进城，然后一路打问着，步行十多里才返回的。
以后几天，利用讲课的空隙，我们又搭乘地铁去了天安门、故宫、毛主席纪念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地，虽然只是匆匆的走了一趟，但北京在我心目中的神圣、伟大地位却由于这一次的亲身经历而变得更加稳固了。
5、笔会花絮
参加本次笔会的五十多名男女学员，除了班长是个年近六旬的老头（他是退伍老兵，在部队任职团政委）外，其他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其中不乏帅哥靓女。一帮文学青年聚在一起，不擦出点情感的火花肯定对不起文学。
笔会结束的当天晚上，联欢晚会结束，我们回到宿舍，正在整理东西，江西“单身汉”从外面进来，说几位老师正在给一位来自湖南乡镇的女学员做思想工作。起因是这位女学员学习期间和安徽的一个男学员产生了情感瓜葛，不回湖南去了，要跟随男学员去安徽。两人都是成了家的，估计男的也就是一时兴起，随便耍耍，未料女的情感会如此热烈，惊慌之下，不辞而别回安徽了。女的接受不了，伤心过度，出现癔症，神经兮兮的，吓坏了几位老师。电话联系家人，其夫是个派出所警员，答应次日来京接媳妇回去。这个女学员人长得娇小玲珑，一副默默不语、弱不禁风的样子，我咋也想不通她会在短短的一周多时间里，会闹出这么一场情感风波。
相比南方女学员的温润内敛，北国文学女青年明显粗粝豪放。我们宿舍隔壁住着几位女学员。有天晚上，我们一起的几个玩的高兴，把墙壁撞了几下，一位来自大庆的女学员当下“梆梆”敲门进来，手叉在腰间，横眉怒目一通呵斥，吓得我们几个大男人低头弯腰，不停地道歉。她自始至终怒容未消。有个唐山的女学员，写诗，听说已经出过两本诗集，表情冷峻，目光孤傲，让人望而生畏。
时光逝去二十六年，当年参加笔会的一帮文学青年都已步入中老年。笔会结束，保持了短暂的通信联系后，我们的激情被生活的静寂所吞没。我们文学的初心随着时代的变迁或流失或暗淡，但可以肯定的是，仍不乏文学的固守者。因为写这篇文章的缘故，我百度了一下，发现当年笔会的参加者，山东威海学员魏永贵，多年来一直坚持小小说创作，已出版小小说集多部，荣获过 “冰心图书奖” “金盾文学奖"、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并被授予“小小说金牌作家”。是国内小小说领域很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我是从魏永贵的博客里贴的一幅当年参加笔会时他和诗人叶文福的合影以及图片说明里查阅到他的。时过境迁，参加过那次笔会活动的学员中，像魏永贵一样牢记文学初心，坚守文学理想，潜心耕耘者一定还有不少。我在此向他们致敬，并呈上深深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