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土包，老槐树

         张日新

三十年前，我住过的小村子，一个名字是叫得很亮的“荆条沟”。那是没有汽车南北飞奔的年代。只要从村庄的小街上走一趟。抬头看看南北走向卧着的山，初夏的荆条花开得满山都是。人们赞叹，这是多么有生机的村子，多么有美景的山乡。荆条一年一年地生长，谁也不能上山去砍，村里有规矩，一封就是十几年。好一片茂密的荆条树啊！我十几岁的时候，从来也没有自己爬过这座山。那种自然的神气，自然的壮威，在心底一直留在了今天。

村庄的房舍都是沿着山的走向而盖的。这些依山走向的房屋，贴山根的一排稀稀落落，南北走向。靠公路的一排一家挨一家，两排房屋中间有一条大道。那时，我们都叫“当街”。“当街”依照山的走向弯弯曲曲有四五里，这些人家呢，也跟“当街”远远地拉长。站出了一个村子的风景，从此，村庄一站就是几十年。年年岁岁的风雨，村庄仍是原有的姿态，是变老了，还是变年轻了。我一直说不出。每次回家来，我都四处张望。渐渐发现，家家户户院子里的树没了，一家又一家的土墙也不见了。大门是铁的了，墙是砖的了。老式的木质门槛一个也不见了。没有了石碾子，没有了石磨。种地的农具也不在窗棂上挂着了。我无法追寻少年的欢乐，无法去找当年山上山下飞跑的感觉。一个村庄是一代人的广告吗？我走进去，本来也是这里的一员。但时光的流逝，让我无法回到从前。人没有回头的岁月和日子了。

大土包是村子最壮观的风景，它是村里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大土包上长着老槐树，树干有一搂多粗，树冠很大，很茂密。大土包很高，高出下道人家的屋顶。所以，集体开会，集体做事，都常常集中在这里，为了方便叫人集合。村里的老人，就把“文革”从庙上请下的大铁钟挂在了老槐树上。一有事情，钟一响，人们就从村里的各个方向，或急或慢地往土包上走。接着就有能喊的，能叫的。“出什么事了？”“谁咋的了？”“要开会吗？”“狂地，敲什么钟啊！我刚想睡会觉。”“孩子还要吃奶呢，幸亏干巴奶头没奶，要不然这一敲钟，不把孩子呛着。”乱糟糟的，热热闹闹。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来到大土包。站在槐树下，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就是没人发话。等了一阵子，拐子队长，一挥手，冲着大伙高声叫唤了一声：“想给大家讲点政治形势，没想好，下次再说吧，散了！散了！”人们又一阵乱，怨声怨气又来了。但更多的人是不走了。坐在土包上，男人们比着抽旱烟，他尝你的，你尝他的，看谁的烟有劲，一会功夫就评出了等级，谁的烟劲大，谁就有了气派。冲着男男女女，扯着嗓子说：“这是用山羊类养起来的，抽一口准呛你一个跟头。”一片笑声，一片讽刺，你说我，我说你。有没有饥饿，在这一群人里，我一直没有看出来。女人们手里的活计，多数是纳鞋底或搓麻绳，还有拿着破布破衣服的。脸上的笑，跟大地一样沉稳。没有一点浮躁，也没有一点哀伤。

那时，家家都有狗，一到夜晚，村子里是狗的天地，群狗武斗，常常几家大人出来为狗拉架，给狗说好的，然后战争平息，村庄平静。大土包夏日的中午风景最好，老槐树让整个树冠把阳光遮住，小凉风在树下，自北向南或自西向东的飘。人们不在自家吃饭了，因为饭菜从来都是富足的表现，就是“小康”的壮观。多数就是只拿一个玉米渣或高粱渣的大饼子，纯粮的少，夹菜的多，菜还是野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让人眼花缭乱，张口都不知道吃什么了。玉米还没有熟透的时候，常常批来煮着吃，这就是救命的粮了。男人领着小一点儿女，往树下一坐。儿女大的分吃大半，儿女小的分吃小半。一个抗议的也没有。狗吐着舌头，蹲坐在一旁，看着人们吃的饭，也耐心地等待分一点。于是，孩子啃下的玉米棒，扔给它，用嘴叼着，跑到道边没人的地方，一直把玉米棒啃干净，再回来，坐下，看人，望天，听闲话。

具体想来，没有一件让人刻苦铭心的事，但那时好像村里所有进化的观点都在大土包和老槐树下完成的。小队解体了，父亲抓阄得到手一把木锨，一根很破的牛皮鞭子。除此，一无所获。从那以后，人们就像无头的苍蝇和蚊子到处乱跑，到处招摇。老槐树的钟不响了。大土包集会的人没了。孩子们说不在村里就不在村里了。于是，山上有人刨地，河岸有人开荒，各家的小日子开始有了新过法。一个冬天过去满山的荆条踪影皆无，后来人们都问：“这是谁干的？几十年长的山林，怎么说没就没了呢？”问完之后，都无语，又都做自己的事去。

我一直有回家的习惯，一直在看村庄的变化。大土包被人铲平了。老槐树什么时候被人砍的，我不知道了。那口作为胜利品的老铁钟早让人卖掉换酒喝了吧！大土包，老槐树，结束了一代人的命运，送出去了一代人的前程，还能有多少村里人想起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