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的秧苗

大姐出嫁之前，每年总会和母亲将家里的秧田栽完后，就到鹤庆城里卖工，主要从事栽秧。我们家在金沙江上游一带，属于河谷湿热地区，庄稼栽种得早，收成也早。而县城属于高寒地区，插秧较晚一些，由于特殊的气候差异，大姐和村里的姐妹们打时间差，赢得了每年去打零工赚零花钱的好机会。

大姐去城里栽秧的时候，我还读小学，每次总是期盼着大姐赶快回来。大姐一回来，我就有新衣服穿，有糖吃，有时还有饼干、罐头之类的美食。那时，县城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我只知道县城在家的西边，我们白族民家话叫“噻呃”，“噻”是西边之意，“呃”是地方的意思，两个字加起来，就是西边的地方。白族没有语言文字，自古以来，白族语言研究都是用汉字代替字音，懂白族语言的人都听得懂“去噻呃”就是去县城的意思。村民们去“噻呃”都是走路，翻山越岭，徒步跨越大黑山，要用一整天的时间，须带干粮，若是背负重物，途中得歇一晚。

为了省下车费，大姐和伙伴们去县城插秧都是爬山去。那时虽已有大班车，但很挤，每天一趟，要绕过禾乐、六合、松桂，中途要停歇，吃一顿，到下午傍晚时分才能到县城。大姐和伙伴们一盘算，还不如走路，时间都差不多，还省了几块钱的车费。那时候，几块钱都是巨款，冰棒一角钱一个。

90年代，大姐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为了帮衬母亲做家里的农活，以及带我这个小弟，大姐五年级就辍学回家了，那时她才十一岁。十一岁的孩子，正是对知识渴求的年华，可大姐为了整个大家，听话地过早回家务农了。想想，大姐瘦小的身躯，过早地跟在母亲后面干繁重的农活，命运对她来说是何等的不公啊。大姐小小的年纪，从小小的女孩子开始，肩上扛起的责任太多太多。十五岁开始，大姐就跟着村里的几位大人，开始了去往县城插秧的务工生涯。得知大姐要和伙伴们到县城去，母亲就早早起来，做几个粑粑给大姐带上，这一路翻山越岭的，得有干粮填肚子。大姐和伙伴们就这样，带着去往县城卖工的梦想，带着母亲温热的干粮出发了，翻过了一座又一座高山，饿了就吃点冷粑粑，渴了就喝一口路边的山泉，一年又一年，去往那个填满童年泪水和汗水的县城。

到了县城后，大姐在大人们的带领下，站在了所谓的用工市场的一角，那时的大姐个子在人群中，是最瘦小的，刚开始有些用工的东家还看不上她，掀她小，都压价。大人给10元一天，大姐东家才给6元，大姐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也只好委屈自己，从低价劳务报酬开始干起。用工的人们渐渐看到，大姐岁年龄不大，可一旦卷起裤脚，把双脚伸入县城城郊的秧田里，不顾冰寒之水，也不怕蚂蟥的肆意吸血，她载的秧苗又快又稳。用工的东家都很挑剔，每一块田栽完后，都要验收，甚至还拿出麻线来拉，不直的地方要栽秧的人重新补，但大家栽的秧很少补，纵成线，横成排，很多东家都说大家的手向机器一样，她栽秧的作品都是“免检产品”。得知他的栽秧质量后，经常有东家为她加上一两块钱。我想，这便是大姐多年来跟着母亲多年劳动后，养成的扎实的基本功。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经验的积累，大姐也开始带着比他更小的姊妹们到城里栽秧了。大姐总是关心同去的姊妹，如果有人嫌弃小一点的伙伴，大姐总是冲在前面，像以前别人护着她一样护着小伙伴，甚至给的工钱太低时，大姐出面协调，或与大伙商量干脆另找东家去干。我真的无法想象，当年的大姐，是如何翻山越岭之后，又如何马不停蹄地在县城里周边农田里劳作了一年又一年。又怎样忍受着蚂蟥的吮吸之痛，完成了一天天的栽秧任务。又怎么挨过了那无数次的白眼、冷漠和无情，度过一个又一个料峭寒春。

大姐和伙伴们每次去县城栽秧，时间大概半个月，有时候会延长到二十多天。当秧苗已全部移栽进水田里时，县城周边的秧门便关了，俗称“关秧门”。这时，大姐们再到用工市场，也无人问津，她便和伙伴们去城里逛百货大楼，百货大楼里有眼花缭乱的商品。大姐经常带回家的是五香瓜子、马仔王、红纸大饼干、双喜硬糖等。大姐一回家，就把栽秧挣得的钱，交给母亲补贴家用，自己仅留着几块零花。我则迫不及待地去翻大姐的挎包找好吃的。她总是说，小弟别慌，留给爸妈吃一点。除了好吃的，大姐总是给我一个又一个惊喜，比如从旅行包里抽出一件新衣服，或是一双石林牌胶鞋，或是一个万花筒，都给我无限的惊喜，都能让把快乐从春天延续到冬天。我记得1996年，我读初二那年，大姐从县城栽秧回来，给我带回来一件T恤，上面印着“稻草人”三个字， 我迫不及待地把他穿上，

我知道，我那时的快乐和喜悦，都是建立在大姐辛苦付出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大姐让每一株秧苗与大地对话之上，建立在大姐瘦小的肩膀托起的蓝天之上，大姐用勤劳栽下了希望，用汗水浇灌了希望，这个希望给了大姐，也给了我。

如今，回想起来，那时的大姐，多像一株生机勃勃的秧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