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退休前是一名农技干部,他穿着不太讲究,外表上更像一位老农,而且具有农民身上的所有特质,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忠厚老实,宽厚待人,乐观开朗……
父亲嗓门大,只要遇见熟人,很远就要主动走向前去,声音十分洪亮地与人打招呼。每次回老家都以辈分称呼对方,哪怕年纪比自己小很多,只要辈分比自己大,该叫哥哥的,从不直呼其名,该叫老叔的,亲热地叫一声老叔。
我爷爷的身世很悲惨,父母走得早,年幼就成了孤儿。我爷爷是靠着帮他三个伯父家里看牛长大并成家的。他十分勤劳,特别能吃苦,也经得苦。据父亲和老家的长辈说,爷爷有一身大力气,肩挑200多斤的重担还能小步跑。爷爷凭借他的力气和勤劳,种啥得啥,事事遂愿,乃至百种东西都能得到,人称“百得”。爷爷通过自己的努力虽然也有一些积蓄,但他并不舍得花用,宁愿强忍全家受饥挨饿,也要进行“老鼠盘冬粮”式的积累,最终却因长期劳累节俭过度活活地饿死了,去世时年仅五十四岁。
父亲出生在这样一个毫无根基的家庭,注定了他的一生要与苦难相伴。父亲在兄弟姐妹四人中排行老二,男丁排行老大,自我爷爷去世后,长兄如父的父亲不但要自食其力,而且还要承担大部分的家庭重担,以致父亲参加工作以后被选送到衡阳农校读书,每年假期还要靠自己山上山下采摘柏树籽换了钱拿去交学费与伙食费。
父亲在衡阳农校学习两年,为了节约路费,四个寒暑假,他跋山涉水,始终坚持步行往返家乡和学校,尽管走的是山路,抄的是近道,但冷水滩(冷水滩零陵农校的前身是衡阳农校)至新田来回少说也有一百五十公里左右吧!父亲从农校毕业后主动申请到了当时的偏远山区邵阳专区武冈县工作。据父亲回忆,他步行最远的一次是从武冈回新田,竟然从东安县启程,一步一步“量”回新田,单程约200多里,这是需要多大的意志和毅力啊!
我爷爷力气大的基因遗传给了我父亲,他似乎永远有用不尽的力气和激情。七十年代修日西河堤的时候,几十上百斤的石头能高举过肩,接连几个月不下火线;在农村蹲点时,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像爷爷一样能肩挑200斤的重担,比当时生产队的队员干的活还要多还要重,当地老百姓时至今日还能记忆犹新。
父亲在许多村子住过点,而且凭他的艰苦朴素、忠厚老实,凭他声音洪亮的“响嘴”和浑身的力气,很快就能融入当地习俗生活,顺理成章地赢得了驻地农民的喜爱。
我在心里疑惑,父亲是不是天生就不怕苦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父亲之所以喜欢农村、喜欢结交农民朋友,喜欢把力气用在河堤上,把汗水甩在田野里,一方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培养了勤劳纯朴的性格,另一方面是忠于自己的职业,看重群众的口碑,群众的一个夸奖就能激发他无限的工作热情和冲天的干劲。
父亲的力气除了用在工作岗位上,还将余力支撑了整个家庭。我家是典型的“四属户”。那个年代,农村有人在外拿工资的家庭叫“四属户”,“四属户”俗称“半边户”,意思为家庭主要成员一半在单位就职,一半在农村务农。父亲一般忙完单位的工作后,还得兼顾家里的农活。
父亲偶尔会发脾气,就像耕牛拉犁辛苦了,偶尔也会在田里打滚耍赖使性子是一样的。他发脾气从来不爆粗口,方式是边喝酒边教育我们,并且重三四道,几乎每次都重复一样的话题。父亲不允许我们夹菜时用筷子乱撬,这是父亲给我们制定的夹菜规矩。每次我们夹菜撬出了菜坑,他就会及时将坑扒平,边扒边骂人。父亲教育我们的借口大多是因为我们夹菜不遵守他制定的规矩,或者以我们不听话、读书不认真为由唠叨不休,说话的声音足以把三临四舍的脸盆、水缸振得嗡嗡作响,我们则表现出十分的不耐烦和不屑一顾。
有一年双枪,家里虽然为了抢季节请了人帮忙割禾,但父亲还是争着挑谷子。那天上午,天空万里无云,似火的烈日炙烤着大地,路边的荒草几乎要燃烧起来,地面像蒸笼一样,到处升腾起阵阵白烟,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当天割禾的地点在“班塘”,收割的那坵田叫“十二担”(一担代表一分田,十二担代表一亩二分田,一担一百斤)。土改分田时有个约定俗成的规则,大凡离村庄远、地“瘦”、易旱或者易涝、或者冷浸田,在丈量面积的时候就会量得松一些。我家那坵地处“班塘”的“十二担”离村庄大约两里地,不仅路远而且属于冷浸田,实际面积不低于二亩田,每年早稻大约能打十八担稻谷,晚稻的收获还会超过这个数。在如此炎热的天气,十八担谷子父亲挑回去足足十担有多,其劳动强度就算一辈子在农村种地的农民也是难以承受的。结果那天父亲的肩膀磨破了三指宽的皮,伤口处又红又肿,伴有殷红的鲜血渗出,过了几天还灌了脓包。吃晌午饭的时候,父亲不失时机地教育我们起来,一边陪着大人们喝酒,一边对我们又一次重三道四:“吃了屙莎痢(屙痢疾)的,懒起像条死蛇,书又不下米(努力的意思)读,将来不读书就只能挑大秽(大便)。”母亲见他有了几分醉意,于是设法想制止他继续喝酒和啰嗦,他便用那句我们听得耳朵都起了茧子的老话来反驳母亲:“犁田要条大水牯(水牛),讲家要个多口古嘛!”
经年累月的艰苦生活,使父亲养成了终身不改的节俭习惯,甚至内裤和袜子都会打了补丁再穿。我母亲比父亲讲面子,嫌他穿得太褴褛现丑,经常去外地来的流动展销会上给他买一些新衣服、裤子和鞋子,但每次都被他压在箱底。父亲去世时,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足足找出两大箱连标签和包装都没有拆开的新衣新裤和新鞋子。母亲一边清理父亲的遗物一边哽咽着说:“不舍得穿蛮,现在全部拿起去烧!”心里除了对新衣服的不舍,更多的是对自己相伴一生的人生伴侣溘然长逝的依依不舍。
父亲是个忠厚老实的人,他的忠厚老实主要体现在可以相信任何一个人,心里对谁都不设防。父亲到市场买肉是没有经验的,特别是不懂看肉的品质,不知道哪个部位的肉质疏松好吃,哪个部位的肉质紧密难嚼。所以一般情况下母亲是不放心父亲去市场买过年肉的。但父亲也有充分的理由让母亲放心,那就是他相信熟人,因为在计划经济凭票供应商品的时代,他都是找熟人开后门拿票买的年货,不仅没有问题,而且还让许多人羡慕。父亲相信熟人的思维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及至后来的几十年也没有“与时俱进”过。所以每年除夕的前几天,父亲根本听不进母亲的劝,怀着对熟人、朋友的深信不疑,固执地要去大街上转悠了解市场行情,顺便从熟人那里买回成腿的猪肉或者猪肚、猪肝什么的。回来经母亲一验收,发现父亲买回来的不是母猪肉就是刀口肉,或者猪肚里被塞进了猪尿泡,还被同等猪肚的价格卖给了父亲。为了买过年猪肉的事,父母吵过不少的架,闹过多年的不愉快,可是等到来年买年货的时候父亲又忘得一干二净了,每每要从市场买回不为母亲认可的猪肉,因为父亲始终相信任何人,更何况是自己的熟人。
父亲忠厚老实、容易轻信别人的性格有时也被人利用,并屡屡蒙受损失。他人生的后十几年基本上是在与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大约从2006年开始,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身上多处骨节增生。病痛的折磨使他原本挺直的身材也略显佝偻,与以前七十岁时还能插筋斗的情形相比,行动明显迟钝了许多。为治愈骨节增生与关节炎,他想了很多办法,搞理疗,找相识的医生开药方,但大多只能暂时缓解一下疼痛。见正规医院的大医生也没有办法,他找来一根一尺多的木棒,忍着巨痛,狠心地朝长有骨刺的地方猛打,连续几天,硬是把骨刺给打平了。但骨刺好了右脚又生左脚,老是用这种蛮办法不仅不科学,而且还要承受肉体上的剧烈痛苦。后来他又转向食疗,药酒、猪心、黄鳝吃了不少,骨节增生没有压下去,体重倒是上来了。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有到处打听民间偏方,希望能够歪打正着,每次都是成百上千的被一些民间游医骗走了钱财。当母亲责怪时,他说就当施舍了叫花子,或者说等于不慎失了钱,其宽厚仁慈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