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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隐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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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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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次高考(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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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恢复高考制度44周年,高考对于经历过的人来说,都会留下深深的印象,对我而言,更是难忘。

1974年我初中毕业回村务农。我是农业户口,只能回家种地。身份如我者,属于读了几年书回家的人,既不是“下乡知识青年”也不叫“回乡知识青年”。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在农村时确实吃过不少苦,但他们和我这样的比起来还是幸运得多。于是,我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地当起了农民,只是空闲时还喜好看点书,有时还学着写点东西。就是因为有这么点小长处,我就经常发个小通讯,被利津县广播站聘为业余通讯员,经常叫去办个学习班什么的。在“惹着队长干重活、惹着保管换秤砣、惹着会计钢笔戳、惹着书记没法活”的年代,我又怎么能不规矩就范呢?缘于此,我就心甘情愿在家务农。

正当我安分守己以此为业的时候,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1977年冬季,邓小平积极推动,恢复了中断11年的高考。一时间,有准备的、没准备的,水平高的、水平低的,老三届(1963、64、65年入学的高中生)的、刚毕业的,几百万人参加高考,阵容浩荡而悲壮:夫妻同考、兄弟姊妹同考、父子母女同考,凡是在范围的都想一试身手。大家都明白,恢复高考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机遇。跟所有考生一样,我也急于通过高考一举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飞出小地方,争取大出息。十年寒窗(从64年小学一年级到74年初中毕业),四年劳苦,等此一搏。按当时的规定,大学和中专是能兼报的,我义无反顾地报考中专。

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季,考试时间全国统一,但试题好像是以省为单位拟就的,而阅卷似乎是在地区。成绩虽然不公布,但当时的保密还没有严格到现在的程度,只要在招生机关里有熟人是能打听到分数的,录取线也大体是清楚的。我的分数大大超过了我所在地区中专录取线。当录取通知陆续发出的时候,我还在家认真而焦急地等待。有时实在按捺不住,也走出来竖起耳朵四处打听。能够了解点情况的人好像有意回避我,慢慢地我也逐步听到村里对我考学的议论,后质询公社教育组最终真相大白。

刚刚恢复的高考政审很严格。我村书记(那时因是村革委会主任故人称张主任),对我的政审是很“关注”的,先写了我“身体有病,国家不能培养这样的人”之后,坚定不移地结论我“政审不合格”。自然,我的第一次高考落榜了,不是因为成绩不够。所谓身体有病是1974年我因胃穿孔动过手术。手术后半年完全康复。

高考落榜,与再上学擦肩而过,当时,很失落,很绝望。那年,我村同考的3位考生只有发小薄学锋考中烟台水产学校,看到他在家长的陪伴下高高兴兴去烟台上学时,我几乎绝望了。因为政审被刷下来了,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恢复高考首批录取之后不久,有关方面发文1978年7月继续招生,两次招生之间只有半年之隔。1978年的春天来了,虽初暖乍寒,但毕竟绿回大地,各种花朵也次第开放。虽有“三进考场不灰心”之信念,但我也不能坐以待毙。我找到村书记,挑明了我参加高考没被录取是大队政审的原因,主任除支支吾吾予以否认外,剩下的就是顾左右而言他了。其实我也知道,居人矮檐下是不能不低头的,胳膊再硬是扭不过大腿的。我对继续参加高考是坚定的,但请求主任日后开恩的语言也是真诚的。主任的语言也很温暖,说青年人要有志气,上大学是好事,在家务农干出成绩也不是没出息。这时离7月的高考还有不到4个月。

人们说春天是容易让人发困的季节,而1978年春天的我却格外有精神。与我遭同样命运又再次备考的王学理当时在村里是赤脚医生,卫生室与大队部毗邻,是单独的房间,有办公的桌椅。劳动一天后,晚上我们就来这里挑灯夜战复习备考,疲惫了就在地上铺上褥子和衣而卧睡一会儿。说实的,有时是要通宵达旦的,毕竟白天的劳动强度并非很大,但夜晚的复习必然继续。那段时间边劳动边复习确实很疲劳,但对备考的我们来说太无所谓了,我很知足、很充实。他文科棒,我理科强,我爷俩(我们是发小,有表亲,他叫我表叔)相互学习辅导,取长补短。

那年,我是在大队的“场院”里劳动,集中收获庄稼、打晒收藏粮食、圈养牛羊、管理生产工具等。我干得好好的,大约是1978年过年初几的一天,我正吃早饭,很少到我家串门的村主任突然来了。他告诉我说,过了十五要我上伕,去永新河(草桥沟)水利工程。我在复习的关键时期,不愿意去,但我不能说影响复习啊。主任说完就倒背着手走了。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的眼睛模糊了。我需要过政审关啊!正月十六,我卷起铺盖卷,推上我的独轮推车,捎上我复习的课本和资料,和全体社员一起驶向30里开外的永新河工地。

在工地上,一天呆15小时左右,纯劳动时间接近12小时。对精壮劳力来说,这或许不算什么,对瘦小单薄身躯的我简直就是摧残了。

活是累的,说不出的辛苦和辛酸,但夜晚我还是坚持在用墨水瓶制作的小煤油灯下复习,没了煤油就偷偷到“伙房”里去要,忙饭师傅怕让队长看见。用过几次后,忙饭的师傅说队长知道了嘱咐过不让给你们,不然会挨批。之后就再不给了。难办的是打煤油要到好几里路外的供销社去买。白天高强度体力劳动,晚上拼命复习功课看书演算习题到深夜,想再多背一点,多做一道题,第二天不到6点就起床。太苦太累……由于过于劳累,体力脑力透支,有些难以支撑,曾有段时间想放弃。第一家庭条件不怎么好,我实在不忍心为了考学继续让父母辛劳供养;第二我已经初中毕业,也差不多了,读书到此吧;第三我也过了十八岁,该自己承担所有了;第四认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有莫强求。

当时,我大哥也在工地上,父母姐姐家人得知我情绪波动,捎话给哥,哥看到我如此煎熬,时常劝导:“你不用那么拼,咱也不用担心,还有很多路可走!”因为他们的开导,我渐渐调整好心态全力以赴!父亲读过私塾,多少有些“家学渊源”吧,鼓励我不要放弃,翌年再考。还搬出了他著名的“蚯蚓理论”:做人不能学蚯蚓,光知道往松土钻!

再次进入备考状态,好多复习题不会,我心急如焚,非常地焦虑不安,无数次想过放弃,又无数次咬着牙说服自己努力坚持。利用所有的零碎时间背书做题,强制自己每晚必须弄懂一个知识点,逼自己查漏补缺不擅长的科目……闻鸡起舞,挑灯夜战,习以为常,工地宿舍两点一线枯燥乏味,坚持着忍耐着,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直到最后的那一刻,战胜自己,赢回梦想。

有一天晚饭后已经天黑掌灯了,我趴在地铺上看书,队长坐在我“铺头”说:沟越掘越深,靠人拉钩已不行了,咱主任给送来两头牛,你明天就不用再推车了,就牵牛拉钩吧。沟挖到2米多深了,坡度长有十几米,两边很陡,换成用牛拉钩很省力了,比推车更是轻松百倍。晚上复习信心倍增,动力十足。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一直到工程完工,大约有两个月,而此间我用之于复习的时间一天累加不少于5、6个小时。办学习班的通知一直没来,我也乐不思蜀了,在这里复习比在家里的时间还充裕,而且引不起特别注意。

水利工程直到麦收才结束,回家过完麦秋,我参加了公社教育组组织全乡备考人员举办的培训班(当时称补习班),就这样我又迎来了1978年的高考,同时,与老伴相识相恋收获了爱情。

从我家到陈庄公社考点有6-7公里,我和同村好友骑自行车去赶考。那天清晨,我紧张又兴奋地平生第一次踏入利津二中的校门,走进考场,深呼吸,提起笔,开始书写上学十年学习生涯的答卷。

高考过后迎来了揪心的等待。等待的过程最难熬,很想马上知道结果,又害怕知道结果。当时高考信息来源面较窄,只有等待!

那年秋天,我在离家很远的水利工地干活,有人去公社回来捎回了录取通知书。我姐姐跑到工地,举着《录取通知书》上气不接下气地高喊着“安民考上了!安民考上了!”

当我拿过通知书时,一蹦三尺高,扔下铁锨,情不自禁地举着喜报欢呼起来:“噢,噢,我考上了!”高兴得在田野里奔跑起来,一路小跑跑回了家!

梦圆,平复了第一次高考的沮丧和不甘。那时刚恢复高考招收的学校和学生都少,录取率没有现在这么高,那年俺村同时考出去俺俩,王学理(原东营市二中副校长)考取山东师范学院(今山师大),他考的是大专,我考的是中专技校,全村为之高兴。为此,两家轮流摆桌请全村人喝酒吃饭庆贺,外村亲戚六人也都来家祝贺。那些天,我们家比过年还热闹高兴!父母多日愁苦的脸也笑得皱纹都舒展开了。

入学前,母亲给做了里外三新的被褥,我跟娘要钱自己买了心怡的草绿色军装褂子,深黄色条绒单裤,置办了全套行李。我大哥还专门去县城为我买了一双皮鞋,为此,入学后而失去了享受国家助学金的资格。但我不后悔,一直穿到毕业。

1978年10月13日,我揣着录取通知书,家人送到乡村长途汽车站点,我背着母亲准备的被褥行李,提着帆布行李包,兴高采烈地踏上了当时唯一一趟到淄博张店的长途汽车。

自此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成之

辛丑孟夏写于黄河入海口鸣丁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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