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何士光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间，我高中毕业都快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里我历经磨难和险阻，也偶有快乐和幸福。想起念高中的日子，那经历与印象便浮现在眼前，特别深刻和驱使人内心触动的当数何士光老师了。

一

那是1978年，我在我们镇过去叫区的琊川中学念高中。何老是我们进高二的时候接的我们的语文课，那时候他潇潇洒洒、风度翩翩。还未接触他，就早有耳闻了，说他发表小说了。想想发表小说就觉着是多么神奇的事情啊！我便幼稚地好奇地追问，是做鲁迅吗？是做高尔基吗？对方回答说，差不多吧！

那时，我才十五岁，傻大胆。何老刚接我们语文课不久，课间十分钟，何老走出教室了，我就在黑板上给何老画肖像：头发，对，长发，三七开的边分式，分岔的地方高高隆起，七开的部分偏左，靠前额的地方往上翘后波浪形地弯曲着向左耳鬓开阔地发展；眼睛，略为眯着的三角眼里放出锐利的目光；鼻子，俊俏的鼻梁，两鼻翼处略显垂直，便让鼻孔放大，使其呼吸流畅；嘴唇，薄薄的，红润，线条轮廓清晰分明；衣服，只画个领子吧，咔叽布衣服领子里面露出一截白衬衣领子来。同学练世辉在肖像的下面几笔勾勒出重重叠叠的山峦，便跑出教室门外去了一一

上课钟响了，同学们进教室来坐好了，何老一个箭步迈到讲台上站着，起眼一看，黑板上有一幅画，说，谁画的？擦掉！练士辉还没来，我自然不敢暴露。最后有同学欲举报我们，便说，我倒是知道，但不告诉你——

何老便叫，李亮宽，上来！

我吓懵了，不敢掉头看欲举报我的人，这才知道是李亮宽。

李亮宽被叫到讲台上用自嘲的形式做了检讨。我感谢李亮宽没有举报我。正在这时，练世辉来了，他抓起黑板刷，唰唰两下连同我画的肖像一并擦掉了。我非常非常感谢练世辉让我躲过了这一劫，我们都处于惊悚状态，我们担心何老会处罚练世辉，然而何老一点没发脾气，而且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让练世辉下来了。

现在评论起来，我跟练世辉都那么娴熟、那么老练地完成了这幅画，说明我们对何老是多么地崇拜，多么地细心观察他啊！

二

那是一九七九年的冬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正处于转型期，乡村文明未找准方向的时候，复古的多，创新的少。农村青年结婚时兴抬花轿，我们还没见过，觉着新奇。那一天，我们正上课，在我们教室对面有一路迎亲的队伍在路上走，吹吹打打，红红绿绿，很是热闹。

我忍不住轻轻推开窗户探出头去去往对面瞅。有人冲何老举报我，老师，有人推开窗户了；老师，有人探头瞅迎亲队伍了！

何老冲全班同学叫道：都出去看看一一

于是我们全体同学便轰然冲出教室一饱眼福。有的站在柳树脚看，有的则靠近对面站在小溪岸上看……

一直到迎亲的队伍从我们的视线消失，何老才冲我们说，进教室去一一

大家心满意足地走进教室，认真听课。

后来，何老给我们作文课上命了一道作文题《迎亲队》。许多同学都照直写，唯有我添加了许多想象，包括花轿里隐藏着的新媳妇的形象，都被我借用我们老家的新媳妇的印象给想象出来了。何老冲我的作文在评语上说，作文想象丰富，但错别字多。

很多年过去了，才知道何老的这种教育方式叫素质教育；那么，观看迎亲队伍，就叫体验生活了吧。

三

改革开放后，说到文学和文化，作为贵州乃至全国是绕不开何老的呢。

1980年，何老因小说《乡场上》获全国优秀小说奖后，只要看到何老的小说，我都爱不释手。《乡场上》过后，便是《种包谷的老人》，《种包谷的老人》过后，便是《远行》，以至后来源源不断，而且连续三届都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也就是现在的鲁迅文学奖。

我总结了，何老的小说，重点是在语言上下的功夫不浅，自然那些细节也非常吸引人，比如《乡场上》，一开始就是，“在我们梨花屯乡场上，这条乌蒙山里的小街上，冯幺爸，这个四十多岁的、高高大大的汉子，是个出了名的醉鬼……”留下悬念，这就会勾起读者对冯幺爸这个人物的兴趣，到底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何老对乡场的理解，“梨花屯就这么一条一眼就能望穿的小街，人们在这儿聚族而居似的，谁不清楚谁的底细？……”这些语言可以堪称经典或者妙笔，读了过后便会记得清楚。有点像读鲁迅的《孔乙己》中对孔乙己到店的描写，“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这里便引进孔乙己出场，同样勾起读者的兴趣。再比如《种包谷的老人》，差不多都是对这个村庄的景色描写了，自然，在描写村庄的出现的时候，那是费了不少笔墨，自然当村庄快要出现的时候的描写，那是非常惊人的“先是一条窄狭的，深深浅浅的石级，折回在长满刺丛的岩石之间；后来就变成一条黄沙土的小路，弯弯曲曲地越过土丘，穿过那些低矮而茂密的青杠林；最后到坝子上，成为一条洁净的石板小路，在溪水潺潺的田畴之中蜿蜒。在那近旁，一片杂树林子里，银杏长得那样高，古树带着鸟巢，村庄出现了——”用了好几个动词，折回、穿过、带等，用得非常的精准，而且给力。用法国作家莫泊桑的话说，小说不用巧，只要动词用得好。

特别是《远行》，我翻来履去地阅读，都有七八次了吧。那语言一样晶亮，比如“这一辆长途客车是遍体鳞伤的，一直在坎坷的山路上行驶，车厢不只一次碰坏了，总有些什么铁条在摇曳，车窗上也缺少玻璃；但是，谢天谢地，它总算开过来了，梨花屯的人们这时候，就像火燎一样地，从车门里挤进去了，从车窗翻进去，从驾驶员的舱门那儿爬进去……”这不仅仅是对遍体鳞伤的班车的描写，更是对社会，对时代的描写，这里隐喻了许多东西，让人们渐渐地读下去。

这三部短篇小说，是对当时改革开放的一种提示，标明新的秩序的到来，人们的觉醒，用老百姓的话说，黑夜过去，天亮了——

如果说，鲁迅的小说是希望人们砸碎那铁桶，那么何老的小说就应该是人们悟出清晨的光亮已经到来——

何老的小说是从幽默、风趣，富含淡淡的忧伤中体悟出人们开始精神焕发地面对新的时代。

在当地，何老影响了许多文学人，特别是凤冈的付世友、罗逸、薛维等这些文友，一提到何老，他们便赞不绝口。

四

后来的日子里，我到贵阳何老家里拜见过他几次。每一次他都会提起给我们上课时的乐趣和他创作的乐趣来着，他说，嗯，很美好！

再后来，何老转向对中国文化中道教文化的研究，从中他也总结出了许多道教的理念，而且也有三部非常经典的文化著述，即《如是我闻》、《烦恼与菩提》、《今生》（《经受与寻找》、《吾谁与归》），将道文化引向深入。在此何老也将道教文化的精髓向那些热衷文化的志士进行过若干次讲解。

那是2000年，我去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前到贵阳拜访何老，何老专门将《烦恼与菩提》装在信封里，让我带给当时在《人民文学》做副主编的王扶老师，听何老说起，王扶老师是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的责任编辑。我到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烦恼与菩提》这部书交在王扶老师手里，王扶老师挺高兴，后来听何老讲，王扶老师还给何老写过信，以对他送去的书的万分感谢。自然我也认真阅读了《经受与寻找》和《吾谁与归》，感觉虽然何老年纪大了，但在疏通文字上却是更加老道、更加娴熟——

后来，我再次拜访何老，与他谈论起往事，他依然意气风发、依然风度翩翩、依然谈笑风声……而且他还依然潜心研究着道教文化，他说，当下中国这片土地，到处充满着“道”的文化，我们走的是道路，讲的是道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算下来何老在我们这些学徒或者凤冈当地文人的印象中，如果不算圣人，起码也是高人了吧！因为凤冈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人只要提到何老，他们都会兴奋，他们都会对何老赞不绝口，而且提出：在贵州这块地盘上，讲文学、讲文化，要超过何老或者绕过何老，那是挺难的——

自然我会回访以上的文字，我会斟酌以上的文字，但这些简陋的文字是永远代表不了对何老那厚今博古的学识与他那万般仙气的作品的归纳与总结。今生今世拜他为师，来生来世也将拜他为师——

最后祝愿何老身体健康，春光常在——

载《瑞金报》2022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