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住在乡下,家居是非常简陋的,小木楼四壁通风。到了夜间寒风瑟瑟,尤其是书桌上的煤油灯更是弱不经风。父亲想了个极好的办法,从公社干部那里索取些旧报纸,将透风的地方糊严实,这样既能御寒,也为我们兄弟做作业提供了好的场所。可是,还有一个好处,是父亲始料未及的,那就是这些旧报纸满足了我们的课外阅读。
小木楼的板壁上,旧报纸糊了一层又一层,父亲周而复始的办法并没有改变,可我却从这些旧报纸上识得了课本中读不到的知识。记得有一次大队在我们家召开党员大会,村支书照例主持会议,开会前老支书提议让我读几则报道。父亲再三解释:“孩子识字不多,怕‘吃夹生饭’丢丑,影响大家开会。”可我却自告奋勇,接过老支书手中的《人民日报》和《贵州日报》。我提高嗓门,抖了抖一个11岁山里娃的精神,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博得大家的一阵掌声。几位大爷辈儿的老党员,提议让我站在村支书身旁朗读。我放下手中的报纸背诵毛主席的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父亲昕着一片赞叹声,兴奋地拍拍我的肩膀,打发我快去写作业。
小学毕业,我进初中念书,离开了我的小木屋。可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阅读。一本《雷锋日记》我读了不知有多少遍。校门口有一块偌大的“批判专栏”,我常驻足默读栏中的文章,以致有时误了饭时而忍饥挨饿。但始终没有间断我的“阅读”。
父亲的至友中有位杜姓的叔叔,他特别喜欢我那股幼小而愿意读书的执着,常常买些连环画书送给我。他办公室的旧报纸几乎都是我包揽。同宿舍的同学都责怪我的床铺上读物杂乱无章,我就没有太多的去理会他们。一件有趣的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父亲给了我两角钱,让我到区公所的街上理发,可走到书店门口,却发现了一本《黄继光》连环画,一打昕价钱1角贰分。买了书,理不了发,回家父亲定要责怪。书店门口与理发店之间来回踱步不下十几次,最后想出一道辙,既能理发又能买书。我先跑到理发店花了8分钱剃了个光头(当时的理发价:8分钱剃光头,1角5分理剪),然后戴上帽子去书店买书。回到家父亲见我大热天戴帽子,很是奇怪,脱下帽子见是个“大灯泡”,真是有些哭笑不得。
参加工作后,一直从事文化和宣传工作,可以说有读不完的报,看不完的书。前些年,单位经济并不景气,可年度的报刊订阅却都能满足像我们这些喜欢读书看报的人。现如今,《通辽日报》一而再,再而三的刊登各单位订阅党报、党刊的订阅完成情况,其目的是明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党报党刊的作用,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其结果不尽人意,完成订阅不足任务计划的50%。难道党报党刊的作用发挥不如从前了?难道我们真的没有订报的资金?有种现象值得深思,过去都是到了年底卖些旧报纸吃顿饭,以示对一年的回顾或总结,可现在有的人不订报刊,而先把订报刊的经费超前花在了餐桌上。我看不是!而是我们的各级领导重视不够。翻看着案上的独一份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试问,还需要像童年那样“背报”?当真,也只是无奈!听其尊便,谁让咱喜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