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弟

       自我懂事起，质弟就当着村里的支书。

       也许当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吧，十几年来他就这么当着。

       质弟没有老婆，有两个儿子。老婆是饥饿时期跑掉了，还是死了，也不清楚，反正是他后来也没有续娶，就这么着日子过了下来。

       大儿子有出息，当了兵，后来又在部队提了干；那年头，在部队一个小小的排长，回来就风光得要死，而且他大儿子人也长得帅，要块头有块头，要相貌有相貌，回家一次探亲就搞定了县城里的一位女老师，人也长得漂亮，不久就结了婚，不久就有了一个女儿。一家三口走在村里，让人羡慕的要死。

        质弟当支书正是文革时期，因此斗争“四类”分子是免不了的。一段时期，动不动就把“四类”分子扭到台上批斗一番，特别是一个当过保长的反革命分子被揪到台上时，经常受到两个表现积极的年轻人的毒打，有时嘴角打出了血，有时被打得趴下，也没有人给予可怜。遇到节假日，“四类”分子还要集聚起来在村里扫地，那时候，村里没有什么保洁员，除了村民自觉之外，保洁的任务基本是“四类”分子在承担着。遇到放电影，也是轮流安排“四类”分子到七八公里以外的公社去挑担子，“四类”分子支部里有一个治保委员专门管着。

       后来，“农业学大寨”，公社里要修一条沿溪流一直通到邻村的二十几公里的公路，质弟作为村支书自然要发动群众投工投劳，按照公社分给的路段进行挖山铺路。这些事群众倒没什么说的。但怪就怪在当公路从村里通过时，质弟没有去争取，而让公路从后门山经过，不但劈开了后门山的一大角，让村里的风水遭到破坏，而且一下雨，洪水就直往村里流，影响甚大，因此骂声四起。质弟自然也是听到了。

       我在中学念书时，学校布置暑假回家要帮助村里出墙报，我和另一个同学在一户农民的家里找到了质弟，经他同意，我们在村里的一面墙上出了一期墙报，刊头还是我画的。墙报出来了，在村里反响很好，村里好多年没有这样出过墙报了，质弟也很高兴，直夸我们。

        在文革中，质弟直做到公社党委委员兼村支书，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另一个来自基层的公社党委委员是另一个村的支书，这个村是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后来形势变化，国家给“四类”分子摘了帽，对文革进行全面否定，质弟的村支书自然也当不成了。下了台，人也变得灰溜溜的了。

         更可恨的是他的大儿子，有一次回家探亲，带了一个女的回到家里，他儿子的老婆气不过，喝了农药，结果人也没救回来，娘家来人闹了一通，结果不了了之。他儿子也被从部队转业了，安排在县里的一个轻工部门。我大学毕业回到县里时，还有见到他，不怎么上班，整天酗酒，人也变得很憔悴。听说不久就没了。

       偶尔回到村里，还有看见质弟，笼着袖子，站在街边，没有人理睬他，一副落魄的样子，看见我，会叫一声说“回来了？”“是啊，回来了。”我答一声，没有更多的话。我心里想，国家形势变化的结果，更多的落在了基层干部的头上，是有点不公平的，但又如何呢？听说他小儿子一直未婚，不知是否受到了他哥及他爹的影响？

       前不久回村，村里亲戚告诉我，质弟没了，他小儿子也没了。我听了心里有点难受，这一家子，就剩下一个小孙女了，如果正常成长，如今该有四十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