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据说怀我的时候，母亲曾到过溪坂劳动，身上正挑着担子，忽然一阵风吹来，母亲（当然连同我）被吹到桥下的山涧里。幸好桥不高，山涧也不深，母亲捡回了一条命，因此，世界上才有了我。

父亲远在四五十里之外的一个公社工作，难得两三个月回来一次，母亲独自在家，带着四五个孩子，还要照顾祖母，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其中最难的是两件事，一是砍柴，二是种菜。父亲虽然工资比较高，那时每月有60.5元，但父亲自己留一半，一半给家里，家里的一半，有时父亲若买些鱼回家，还要从中扣除。六七口人，只靠30元生活，如果不自己砍柴种菜，日子是没法过的。

在我长大以前，我想，砍柴种菜应当都是母亲承担的。在我10岁以后，我和姐姐就挑起了家里砍柴种菜的任务。种菜还好些，还可以利用傍晚的时光去锄草、挑水浇肥，而砍柴，得日出就上山，中午时分，太阳高高的挂在天空时，我们才挑着担子，一步一趔趄地返回。遇到夏天，浑身湿漉漉的就没有一个干处。所以砍柴，确实是少年时光，最不易干的活。

每到星期六、星期天，母亲就喊我们上山砍柴，想偷懒一点也不成。母亲自己在家里要带弟妹，还要养猪，有时养两头，或一窝母猪，以此赚一点钱，补贴家里。因此，除了砍柴，有时我们也要去拔拔猪草。初中毕业后，姐姐就去教民办了，这些任务都落在我的身上。

在家里，除了忙这些家务外，母亲还要承受另一重压力，即来自叔公的脾气。每当叔公认为祖母没有照顾好，或别的什么事情，叔公就会对母亲发脾气，其咆哮之声大而烈，非一般人能够承受。父亲即使在家里也默默地退避三舍，而让母亲独自承受其暴烈。记得有一回，我很小的时候，家里起厢房，因为什么事情，叔公又对母亲进行漫骂，母亲一气之下要去跳河，被人拦在门口，趴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而我也趴在母亲的身上哭得死去活来。直到我上大学以后，姐姐还来信说，母亲又被叔公欺负了，“此仇一定要报”。

弟妹们稍微长大上学了以后，母亲就进了缝纫社，每天做几件衣服，领取一些工钱，补贴家用；后来又进了供销社做合同工，家里的日子也稍微好了起来。

成为母亲累赘的是父亲的病。父亲自70年开始就发高血压，到处辗转求医，有时福安，有时福州，有时溪潭，母亲都跟在他的身边照顾。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有半年的时间，母亲都在溪潭卫生院带着弟妹照顾父亲，而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我只好利用课间上山砍柴，有时外婆也来帮助煮煮饭，就这样过了一段艰辛的时光。

后来父亲需要透析，母亲又跟他在福州居住了大半年，扶他上车下车，等在血透房外，直至手术结束。父亲生病三十年，母亲就陪了他三十年。其间的辛苦，不足为外人道也。

如今，父亲走了，母亲就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生活，有时弟妹们会去问候问候。我回去不多，有时回去看见母亲的身体又进一步的虚弱，手脚控制不住地颤抖，心里就如打翻了五味瓶。人，走向老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愿这个过程能够长些，以尽子女的一份心愿。

但愿母亲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