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小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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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
一个人的死亡正如一个人的诞生，充满了偶然。
当兵荒马乱的年月，一家人慌乱逃生，越过小溪涧时，不小心将襁褓中的婴儿掉入水中，似乎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我的二舅却因此得了绰号，叫“曲蹄”，意即是水上来的。这绰号被从水中捡回的那一刻起，便伴随了他的一生。
在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三个舅舅中，二舅居然入了党，而且当上了大队干部，令我十分不解。二舅没有当过兵，充其量当过几天茶叶站的干部，但在那年头的大精简中，自告奋勇背起背包回了家，因此在那以后的好些年里，成了被埋怨的话题，家里人一提起就会说，要是你那年不回来又怎样怎样。每当这时，二舅就会发起火来，“还说这些干什么？我自愿的，好不好？”也许自小就在水里淬过火，二舅的性格显得很硬朗。在生产队里，要是有谁瞒着大家多记工分，或是暗里把东西往家拿，舅舅就会很不客气当着大家的面指出来，往往弄得那人非常尴尬。因此记分员或仓管员，也往往成为二舅在生产队里的最高职务。
没有电灯的农村的夜里，二舅常常端着一把长管手电茼，在村里晃来晃去，有时是为了开会，有时是为了巡逻，有时则什么都不为，只为了到东家走走西家串串。那时农村风气好，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提防，既不怕财产被偷，也不怕老婆被诱骗，因此熟人到家里来，温一壶米酒，炒一碟花生，就着油火家长里短田里田外天上地下的聊，不是什么稀罕事。二舅性格直，人缘也好，虽然嗓门粗，爱发火，但发的都是地方，人家也不好说什么。而对于那些被推上台被批斗的四类分子，他却从来不上去发火，来一两下子。可见他做人是极有原则的。
有时舅舅晃到家里，坐一会儿，同母亲聊几句，又端着手电筒踩着鹅卵石路，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
二舅有一套做炒米糕和糖果的本事，每年到祭灶日子，舅舅便到家里帮忙，这时候便是小孩子最高兴的时节。只见他象变魔术似的把红糖或白糖倒入锅中，直到糖水滚沸之后，加入麦芽糖进行调和，然后躬下腰用手指就一点滚滚的糖水，不停地抖动手指不停地吹，直至糖水凉了下来看看糖的粘稠度，不及和过度皆有可能失败，所谓的火候所谓的分寸，就是指此。“行了”，他转过身来，麻利地把准备好的米花花生芝麻等全部倒入沸腾的糖水中，不间歇地搅拌直到糖水和米花充分调匀，然后一憋劲把整个锅端起来倒到案板上，又平整推摩直至凝结成厚厚实实的一大块，方停歇下来，喘上一口气。整个过程紧张得令人窒息。凉了一会儿，方慢腾腾地在案板上端起刀来切出一片片的薄块来。抢了第一块米糕在手上，我们高兴得欢呼腾越，过年的气氛也就越来越浓了。
二舅一家子后来落实了政策，转成了居民户，但地也没有了，成了无业人员。过了一两年，通过关系让他到一个厂子当上了门卫。虽然五十多岁了，但他疾恶如仇的性格一点不减，这倒使他成为了在厂子里被赏识的称职的保卫干部。以后厂子扩建了铸造厂，他又被调到铸造厂当了保卫部门的负责人，而可能就是铸造厂的污染让他陪上了性命。
当他在农村的老屋里辗转于病榻时，我曾去看过他，人已瘦得变了形，哼哼着疼痛不止，他叫着我的小名一直说着“这怎么办啊”“这怎么办啊”，问给他治疗的乡村医生，回答说他得的是肺癌中晚期，没有办法只能用吗啡等药品给他止止痛，看来拖不上一个月了。过了十几天，二舅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连同痛苦连同他带给我们的欢乐的记忆。生命的脆弱有时只有在亲人失去后才能深切体会。
与二舅相比，大舅的命运显得更为颠顿。作为大儿子，他很早就帮助家里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春夏秋冬几乎一年四季，他都要挑着蟹蓝奔波在来回八九十里的山路上。所谓蟹蓝者，即浅浅的装海鲜的蓝子，系着四根绳索在扁担的两头不停的晃。特别是冬天去挑海蛎或海腚鱼的日子，必须早早的两三点即起来，冒着凌厉的寒风，上下海拔六百多米的山岭，赶三四十公里的山路，到海边小镇上贩回鲜鱼货，然后挑着几十斤的篮子不停的往回赶，要赶在七八点早上人们上街买菜时，把鲜货销出去，才能赚回一点钱。这样的日子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村里办起了商业合作社，他成了店里的一员，才结束了奔波的行程。但农村萧条的生意，每月到手的不多分红，使他仍然度日艰辛。也许因为生活过早地教育了他，使他用起钱来总是小心翼翼，显得有些吝啬，店里伙计便送他一个绰号：“糯米胶”，意即一毛不拔。
二舅生了三女一男，家庭生活也算是幸福的了。而大舅则婚姻上颇为不顺，直至五十岁左右，才经人介绍踏入了一寡居的家庭，几年时间妇人总算为他添了一子，但两人又时时不和，最后还是分开了事。长到十来岁上，大舅带回孩子自己抚养。改革以后，农村的合作店也轰然倒闭，大舅成了无人过问的失业人员，只好带着小孩到一个大集镇上，重操旧业，摆起了鱼货小摊。我在镇里工作的时候，也常常交代工商人员给以一些关照。好在小孩还比较懂事，初中毕业后到一个汽配公司打工，勤奋踏实的工作赢得了老板的信赖，听说已让他负责起了一个小店的业务，同时赢得了一个姑娘的芳心。
记得在老家的时候，有一天夜里醒来，听见母亲正与隔壁的叔婆对话：“听说你大哥与岭头村那个女的过去很不错，是不是啊？”“好象是有这回事。”“那后来怎么又分开了？”“我也不知道，听说是女方家里人不同意。”“那个女的后来认你母亲做干娘，听说来往还很亲热，是不是啊？”“哦！”我一下子想起那个有到我家里走动的姨姨，长得比较高大，比舅舅可能高出半个头，他们之间的恋情在现在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而事实就是如此。直至许多年后，这个姨姨也遭受了人生惨重的打击，她的两个到南方某地打工的儿子，同时被发现死于一游泳池里。当她要求当地警方予以调查时，警方以查无证据为由，置之不理。有一次我回到县城家里时，见她正在叙述这件事，要求通过本地警方给她一些帮助。平静的脸上已没有多少悲恸的神色，但眼光比往日呆滞得多了。
前不久听说大舅得了病，我便委托母亲拿了一些钱给他。本来想什么时候好好去看看他。原来舅舅检查出肾结石的时候，一直想到我所在的城市的一所医院进行碎石治疗，但给母亲说了“人家都在上班，哪有时间照顾你。”便也不敢来了。这次的病听说发在胃上，好在年纪也七八十岁了，在农村也算是长寿了。不管过去如何的跋涉，如何的艰辛，如何的依依不舍，总算是可以倚着青山歇息了。
那天我出差在外，叫妻子回去奔丧，尽一份甥辈的哀思。一个人的逝去可能带走了一个或动人心弦或曲折哀婉或令人回肠荡气的生命的故事，而留下活人仍在不停的演绎。但愿我们能够把生命演绎得更精彩些，在时代背景的变幻中。
叔婆
叔婆走的时候，我不在身边；我是过了好几个星期以后才听说的。
叔婆会讲故事。小时候，我们常常趴在她的床上，一圈小孩子围拢在她的蚊帐里，听她讲梁山伯祝英台、人心不足蛇吞相等等的故事。我也纳闷，她那么多故事是哪里来的？一个比一个好听。
叔婆的娘家在一个山岗上，离我们家很远，大概有四五十公里吧，那时候都是走路，爬上爬下也是挺不容易的。
据说叔公和叔婆家有点亲缘关系，叔公是到叔婆家做客，看上了叔婆，而把她“拐”到手的。
那时候的叔婆一定是漂亮而且贤惠的；老了也不难看。
叔公和叔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半夜里吵架。叔公好赌，常常昼伏夜出，回家来常常是半夜两三点，于是这时，两个人就常常开吵，声音一个比一个大，有时候还动手，这时叔婆就边哭边骂，哭的声音我们在隔壁只隔着一层薄板是听得一清二楚的。好在第二天，就风吹云散，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生活照常继续。
叔公对叔婆看得很严，不许她跟男人讲话。有一次，叔婆在溪里洗衣服，正好一个退休回村的男教师也到溪里挑水，两个人就在溪边聊了几句，叔公从上面看见，就抄起一块大石头往水里扔，就砸在叔婆的身边，溅起的水花湿了叔婆的全身，从此叔婆再不敢同别的男人聊天了。
叔公和叔婆最大的心病是唯一的女儿精神有点不正常。此事的起因是，其女儿小时候去扒柴火，扒到桐树下，一农民忽然跑上来，声称桐树是他家的，桐树叶不让扒，要把她的篮子压扁掉。经这人一吓，其女儿回来就有点不正常，第二天就又哭又闹的，一晃十几年二十几年过去了，也没怎么好。这事也就成了叔婆的一块心病。几十年了，女儿就养在家里。叔公走后，其他孩子出去了，她就与女儿相依为命，数着日月过日子。
我每次回家，给叔婆几百块钱，她总要客气地买些花生、糕饼什么的，出来拦在车头，要给我们带回去。
叔婆最高兴的事，应当是85岁了，孩子们带她去登鼓山，她是一口气爬上去，又一口气爬下来，回到宁德，在我家里停留，还是手舞足蹈的。我相信她活到九十多岁是没问题的，那么健朗。
平常叔婆还在家里种菜，甚至上山砍柴火，家里的一切都由自己料理，看不出一点老态。
没承想，从鼓山回来后没两年，叔婆就病了，在家里躺了几个月，就一命归西了。人生的脆弱，有时候是你想不到的。
想起叔婆讲的故事，至今言犹在耳。
母亲
据说怀我的时候，母亲曾到过溪坂劳动，身上正挑着担子，忽然一阵风吹来，母亲（当然连同我）被吹到桥下的山涧里。幸好桥不高，山涧也不深，母亲捡回了一条命，因此，世界上才有了我。
父亲远在四五十里之外的一个公社工作，难得两三个月回来一次，母亲独自在家，带着四五个孩子，还要照顾祖母，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其中最难的是两件事，一是砍柴，二是种菜。父亲虽然工资比较高，那时每月有60.5元，但父亲自己留一半，一半给家里，家里的一半，有时父亲若买些鱼回家，还要从中扣除。六七口人，只靠30元生活，如果不自己砍柴种菜，日子是没法过的。
在我长大以前，我想，砍柴种菜应当都是母亲承担的。在我10岁以后，我和姐姐就挑起了家里砍柴种菜的任务。种菜还好些，还可以利用傍晚的时光去锄草、挑水浇肥，而砍柴，得日出就上山，中午时分，太阳高高的挂在天空时，我们才挑着担子，一步一趔趄地返回。遇到夏天，浑身湿漉漉的就没有一个干处。所以砍柴，确实是少年时光，最不易干的活。
每到星期六、星期天，母亲就喊我们上山砍柴，想偷懒一点也不成。母亲自己在家里要带弟妹，还要养猪，有时养两头，或一窝母猪，以此赚一点钱，补贴家里。因此，除了砍柴，有时我们也要去拔拔猪草。初中毕业后，姐姐就去教民办了，这些任务都落在我的身上。
在家里，除了忙这些家务外，母亲还要承受另一重压力，即来自叔公的脾气。每当叔公认为祖母没有照顾好，或别的什么事情，叔公就会对母亲发脾气，其咆哮之声大而烈，非一般人能够承受。父亲即使在家里也默默地退避三舍，而让母亲独自承受其暴烈。记得有一回，我很小的时候，家里起厢房，因为什么事情，叔公又对母亲进行漫骂，母亲一气之下要去跳河，被人拦在门口，趴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而我也趴在母亲的身上哭得死去活来。直到我上大学以后，姐姐还来信说，母亲又被叔公欺负了，信里充满了恨恨之声。
弟妹们稍微长大上学了以后，母亲就进了缝纫社，每天做几件衣服，领取一些工钱，补贴家用；后来又进了供销社做合同工，家里的日子也稍微好了起来。
成为母亲累赘的是父亲的病。父亲自70年开始就发高血压，到处辗转求医，有时福安，有时福州，有时溪潭，母亲都跟在他的身边照顾。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有半年的时间，母亲都在溪潭卫生院带着弟妹照顾父亲，而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我只好利用课间上山砍柴，有时外婆也来帮助煮煮饭，就这样过了一段艰辛的时光。
后来父亲需要透析，母亲又跟他在福州居住了大半年，扶他上车下车，等在血透房外，直至手术结束。父亲生病三十年，母亲就陪了他三十年。其间的辛苦，不足为外人道也。
如今，父亲走了，母亲就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生活，有时弟妹们会去问候问候。我回去不多，有时回去看见母亲的身体又进一步的虚弱，手脚控制不住地颤抖，心里就如打翻了五味瓶。人，走向老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愿这个过程能够长些，以尽子女的一份心愿。
但愿母亲安好。
姑婆
姑婆就住在一个小小院落里，那是一个可称之为雅致的院落。小小的一间独立式的厢房，从精致的青石拱顶的门庭进去，里面是一个小小的天井，天井靠着正面的照墙是一个小小的鱼池，鱼池两边是繁花馥郁的花架，花架上蔓长的是绽放或含苞的玫瑰，鱼池上方用浅浅的白石灰装饰的是一副对联：“皓月半池鱼戏水，繁花满架鸟鸣春。”字体舒缓中藴含遒劲。鸟，自然没有见到，它飞来的时候，我不在这里。
门已经打开了，不用敲门，姑婆从里面迎了出来，嗬，近两年没见，似也没见老多少，笑吟吟的。嘴巴似乎有点空豁，眼角似乎有点下垂，脸上似乎也出现了一些色斑，如老松树的瘢痕，走路紧贴着地面，似乎抬不起脚，也还算健步。坐下来，闲聊，问她多大年纪了，她说：“八十七了。”呵呵，八十七了，还耳聪目明，思维敏捷，也确实难得。
小时候，就经常到姑婆家玩。春节过后，家里人就安排我们姐弟等，挑着邻里刚舂出来的糍粑，翻山越岭，去姑婆家探亲，一住三五天，有时碰上连绵下雨，也有住上十来天的。这些日子，表叔表姐除了带我们上附近的古镇玩，或到旁边的溪边玩，其余时间就在这小小的院落里，消遣着我们乐融融的时光。
水池里以前养着一些鲤鱼，不大，但颜色很艳丽，在有些荇藻交错的水中游来游去，给人看来似乎水下开放了花朵；有时水中会出现一些白色的云朵，那么鱼，就在云朵之上游来游去，而观鱼的人就在鱼之上，在云朵之上，这时感觉似乎自己也到了天上似的，那种空灵感麻酥酥的渗透浑身，使你有点不知身在何处了。
姑婆就静静的在这院子里走动，走动了几十年。不知看见了多少只小鸟在这里鸣春了，鸟儿一只飞来，又一只飞去，下一只飞来的，或许不是上一只了，鸟儿一代一代的代谢着，如玫瑰花的或开或闭。姑婆就在这院子里，或行，或坐，有时手拿一把蒲扇，静静的摇着一个晨昏一个晨昏的更替。
其实，姑婆心里有时也有一只鸟儿飞过，或一朵花的萎落，只是它们很寂静，静得听不见一丝声音。想想吧，娘家因为闹革命，父亲和哥哥相续牺牲，而她作为童养媳的年龄被嫁到远离家乡的山村里，当初的那一份决绝和不舍，又谁能体会？姑婆小小的衣襟里也曾储满了泪水。自然，年青时姑婆坐在这院落里，心里不会没有一点波澜。
如今，这样的院落似乎更适合姑婆，她与院落一起随着时间更移。院落的砖瓦上长出了瓦楞草，水池里由于水的缘故，鲤鱼也不知游向何处了，玫瑰花也换成了龟背竹，预示着主人趣味的转移；从天井里泻下来的日光，携带着山野清新的空气，给院落里的人一一奉上亲切的问候。日光映得姑婆的影子有些倾斜。剥着花生，我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墙上的日光随之有了些恍惚的色彩。
“皓月半池鱼戏水”的景致，这次是看不到了，下次再来吧。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