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沐兰汤小考

中国传统文化似乎自带优雅的底色与基因，比如“沐兰汤”，光是看到或听到这三个字，就可能唤醒我们心底沉睡已久的美学记忆或丰富的联想力。

兰汤沐浴起源于何时现今已经很难考究，但西汉以前春秋战国有之几乎是肯定的。被后世尊为“屈子”，一度推上文学神坛的屈原曾做《九歌·云中君》，在这首千古不朽的诗篇中有这样一句：“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屈原生活于2300年前的战国时期，彼时，“浴兰汤兮沐芳”已成为某种风尚。

此外，今人也可以从西汉末年的礼学家戴德的著作《大戴礼记》里找到“沐兰汤”的蛛丝马迹。不过，《大戴礼记》记载的古俗“沐兰汤”里的“兰”却不专指兰花，而是菊科的佩兰或草药——拥有香气兼有药理作用的，可煎水沐浴的草药。这似乎补白了屈原诗中语焉不详的“兰汤”究竟为何物。

经过屈原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的不朽诗篇及《大戴礼记》这样的典籍作为权威背书，兰汤沐浴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符号及象征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这还不算。几百年后的公元6世纪，人类从上古时代进入中古时代，当中国的南北朝正在战火纷扰中轮换更替朝代之时，罗马帝国也在战马萧萧中重构秩序。此时，中国南北朝一位名叫宗懔的饱学之士，写了一本堪称民俗学经典的著作《荆楚岁时记》。宗懔在这本书中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宗懔这本书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让端午“沐兰汤”这一起初局限于某一地域且颇具仪式感的传统，固化成为了整个中国端午节的习俗。

一千年之后，生活在16世纪下叶及17世纪上叶的明代士大夫谢肇淛，利用他游历川、陕、两湖、两广、江、浙各地名山大川行万里路的丰富阅历及业余时间，写了一本结构松散但极有格调的笔记体著作《五杂俎》。这位阅历丰富、喜欢读书藏书及独立思考的谢肇淛，在经过一番田野考察后，对兰汤沐浴这一习俗进行了忠于事实的客观描述：“兰汤不可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拂而浴之”。至此，兰汤里“兰”的内容，基本确定为：菖蒲、艾草、凤仙、白玉兰、柏叶、黄皮叶、大风根、桃叶等植物根茎或叶子。而其中又以煎蒲、艾等香草洗澡最为普遍。

有《楚辞》《大戴礼记》《荆楚岁时记》《五杂俎》等典籍记载，最少有两千多年历史传统的“沐兰汤”习俗文化，如果仅仅当做是端午节习俗来考量，似乎有点简单粗暴的嫌疑。农耕文明朴素而古老的经验智慧认为，五月初五端午日午时，为一年中阳气最旺盛之时。端午这天是草木一年中药性最强的一天，端午日花草树木皆可入药。

简言之，除了上述用于沐兰汤的菖蒲、艾草、凤仙、白玉兰等香草，端午日采摘的其他草药，也能在治病救人中将药性发挥到无与伦比的最佳状态。为了增强说服力，宋末元初的读书人陈元靓在其编著的《岁时广记》“采杂药”篇中，还援引南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的佚文：“五月五日，竞采杂药，可治百病”作为论据佐证这一说法。

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似乎可以采用科学的试验和方法去论证“端午日采摘的中草药是否药性最佳”这一论题。但一种草药真正应用到具体的治病救人实践中，影响其药效及疗效的因素还有很多很多。尤其在中医被质疑与肯定相互论战的今天，这一论题注定很难被马上解决。

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端午日这天采摘香草等草药煎煮“兰汤”沐浴的风俗传承。不管是传统还是文化还是习俗还是节日还是宗教，都需要仪式感。从两千多年的《九歌·云中君》到十七世纪左右的《五杂俎》，沐兰汤有煌煌经典作证，有无数华夏民族千秋万世的躬身示范，更有疗治皮肤病等实际功效，端午沐兰汤绵延至今并继续传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时至今日，菖蒲、艾草等香草对于乡村居民而言，只是寻常草药，但对于城市居民而言，采摘或以之煎汤沐浴，则多少有些奢侈或难以企及。但是在岭南，在河流纵横的南中国，人们到了端午那天，还是会到河流或河涌，打上一桶或掬一把龙舟水代替“兰汤”沐浴一把。“沐兰汤”传统的文化力量，就像一枚倔强的基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