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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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世间常事。不论是正病而逝，还是意外身亡；不论是老死，还是早夭或英年早逝；不论是童年丧父还是老年丧子抑或半路丧妻失夫，总之，这是一个哲学过程，无人能够超脱。我已过67个轮回，曾多次遭遇亲朋好友的永远离去。人死不能复生，每一个死亡都是一场哀痛。当然，从个人感情上来说，最痛彻心扉的死亡莫过于父母至亲，尤其是一辈子可怜巴巴的母亲的永别。
1960年大同矿务局老白洞矿发生“五九事故”，这是中外采矿史上最悲惨的煤尘大爆炸，我的长兄即为682个遇难者之一。长兄的遗体被父亲依据左腿上残留的一块小时候的狗咬伤疤，硬是从抬到场上并排摆着的死人堆里艰难找到，然后办理手续，赶着马车行百里里连夜返回村，停在村外一处空地上装棺入殓。当时我不到5岁，只记得叫嚷着要母亲领着去看鼓匠，而全不懂死亡是怎么回事。我对长兄的怀念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形成和加重的，特别是每年“十月一，送寒衣”的晚上，母亲在街门外边烧纸边拉长声调的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促使我要刻意深究和还原长兄的过往。原来父亲扛长工到煤窑拉炭，财主逼债将作为长子的他悬吊在房梁上，待放下后，他含恨离家出走，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又成为解放军和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1958年从朝鲜归国后被统一安置在煤矿从事打眼工作。那年出事后，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受命亲临现场处理抢救和善后事宜，并与大同地方政府和矿务局共同制定了“老的养老送终，小的抚养成人”政策。我是享受着每月4.15元的抚恤金长到18岁的。
1978年3月18日，我在公社农中毕业回村劳动五年后赶上恢复高考而一朝走进山西农业大学的神圣殿堂。这年暑假，我兴冲冲地从太谷火车站上车，头天下午经太原、大同转乘京包列车，夜晚到聚乐堡车站下车后在候车室坐待天明，再背着书包徒步经过七八里的深沟乱汊，待翻上梁头，已是第二天半前晌时分。这时正在锄地的本家老叔看见我，第一句话便是晴天霹雳般的“你爹死啦”丧讯。待我嚎啕大哭回家后才知道这是真的。我家窑洞的南崖头上登时站满了乡亲们，大家都在责怪那位文盲老叔。母亲任我流干眼泪，然后才告诉我打发完“那个没福气的”已经20多天了。
呜呼！虽然羸弱多病但坚强无比的小脚母亲，硬是顶住二哥二嫂、已改嫁在本村的大嫂、近亲属及村人的劝说，坚决不让给我打信和拍电报。此后，母亲一直孤苦伶仃地看着我大学毕业、立业和成家生子，并一步步从公社到县再到雁北地委，把小家庭安顿在数年前住粪店和跟马车跑运输的大同城，还在我分的不大的楼房里破天荒地享受了40天被伺候的“洪福”，然后于雁北大同地市合并的前夕，瞑目而去，享年83岁。母亲的离去是正常的，但她的可怜样却给我留下终生的痛。为了迎接我和新婚的妻子回村，她不舍得花钱雇人，硬是拖着70多岁的病体，踩着捆绑了十几道麻绳的烂凳子，粉刷窑洞；我给买回的面包，她放在箱底从年头到年尾，拿出来掸掉绿毛毛，全吃了；她常常在村西头老柳树下坐盼我一下子出现在面前；而当我猛然走进街门时，却见风雨飘摇般的母亲正默默地独坐在院里靠圐kū圙lüè墙的烂羊皮垫子上，从小铁筛子里一粒一粒地拣煤渣，然后手扶地艰难起身，踮着岌岌可危的小脚，举起千衲百纫的破棉垫，从外面挡窗户以防寒……
共和国的恢复高考给了我大爱，母亲的可怜人生给了我至痛。对母亲的揪心思念几乎代表和涵盖了我来到人世上的一切苦痛。尽管我很少循规蹈矩地每年亲临坟地给母亲磕头烧纸，而采取网上祭扫的方式，但什么时候想起母亲来，都是满眼的泪，也更觉得不能辜负母亲的期望，过好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