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振林
那一天晚饭后,我们姐弟四个心儿怦怦地跳着,围在母亲身边,等着她和我们说话。
我们四姐弟,心里有着各自的打算哩。这是1981年的夏天。大姐十六岁了,她在上个月就向母亲偷偷地说,想要买两支发卡,有蝴蝶结的那种。二姐小两岁,她想着买一个书包,她已经初中二年级了,还没有书包哩。我呢,十岁,读小学四年级,我想着向母亲要点钱买来那本《三英战吕布》连环画,在那小书摊上我去过好几回了。我还有个小弟弟,只有六岁,他成天喊着要吃糖,想吃那种有大白兔糖纸的。
母亲站起身,从我们面前走过,用左手帮两个姐姐理了理额前的头发,用右手轻轻地摸了摸我和弟弟的脸,低声地说:“我好像弄丢了五元钱……”她说着,就坐下了,像丢了魂儿一样。
我们一惊,五元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哩。父亲在小学代课,每个月也就二十二元钱。家里也只有这点钱的收入,父亲和母亲曾商量说,一个月有四个星期,我们的家庭开支每个星期安排五元钱,还可以剩下两元处理人情往来这些杂事。
家里加上爷爷奶奶,一共有八口人,每个月二十元的开支,是很紧的。好在母亲能干,能将家里家外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们一家人吃着饱、穿着暖。以前,母亲只说好像少了一元钱或者两元钱,那可以一挺就过去了。可是,母亲这次一下子就弄丢了五元钱,这个月剩下的一个星期怎么过啊?
“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放在哪儿了?仔细去找找看。”父亲听见了母亲的话,对她说。
我们姐弟四人一听父亲这么说,立即跟着母亲从厨房跑到屋里的两个房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开始寻找。可是,我们寻找的结果,除了找到我的那本破烂的《鸡毛信》连环画,再就是找到了弟弟的三张大白兔糖纸。弟弟很开心,我们却不开心,因为,我们那美好的计划就要泡汤了。大姐叹气,说她的蝴蝶结发卡是没希望了。二姐还好,说反正之前也没有书包,也习惯了。我有些不甘心,那本《三英战吕布》连环画要是不买来,可能就会被隔壁班的同学建新买走呢。
父亲知道了我们寻找的结果,从来没有责怪母亲的他发出声音了:“你看,你一下子弄丢了五元钱,这下一大家人怎样生活?难道一起喝西北风去?”母亲不出声,她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我在心里也埋怨着母亲:太不细心了啊,比我都粗心大意。但我是不敢说出来的。两个姐姐自然也不敢说出声,但从她们的表情看,也是对母亲有着极大地不满。小弟吃不到糖果,只是偶尔哭一声就过去了,倒像没事儿一样。
可是,日子还得向前走啊。父亲和母亲一道于是调整了下一周的开支计划。我记得那一周里我们姐弟四人是没有吃过早餐了,那街头油饼的香味在我们身边弥漫,我们只是闻闻。父亲那周没有碰过一次酒杯,酒瓶空着哩。爷爷呢,居然在那几天一支烟也没有抽。嘿,一周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姐弟渐渐长大,屋子得翻新了。1984年,村里的旧学校正在变卖砖瓦,一长排的教室价格是500元。那砖瓦,我们的屋子翻新正可以用得上,还节约了成本。父亲和爷爷不停地抽着烟,想着法子筹钱。很意外地,母亲提出来一个黑色小布袋。小布袋里全部是钱,最大的票面是一元的,也不过几张。更多的是一角两角的纸币,再就是一分、两分、五分的硬币。我们姐弟四人围了过来,清点了一下,居然有三百二十八元五角六分。
我们一惊:原来,母亲找到她弄丢的钱了。
三十多年后,我们姐弟四人都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子女。大姐的儿子在上海想要买房子,二姐的女儿想着要出国,我的女儿想着到广州发展,弟弟的儿子想着要到省城读大学。我们四姐弟一谈到这些现实的话题,就开始发愁了。
但是,我们会想起弄丢了五元钱的母亲,想起她那个黑色的小布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