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永忠
原野浓绿的地瓜秧伸向秋天的远方。我的目光穿过数不过来的山岗土丘河流,落在一个半山腰的一块翠绿平畴:地瓜的秧苗隐蔽了黄黄的土,一地墨绿,带尖的比猪耳朵小一套的地瓜叶,错落着被拖曳的红绿的秧茎连缀,满地叶茎被中秋的月光灌进富庶的汁水,秧苗膨胀了,指甲一掐,清脆的“咔嚓”一声,绕指之茎,连着秧头的新芽悄然离开大地,离开埋藏在土里的大地之瓜。提着滴答着汁水的地瓜秧,拿回家粥里煮,一锅粥因这几片浓绿而烂漫芬芳;把浓绿和粗粝的豆面混合蒸煮,柔软了身段的地瓜叶被豆面淬成熨帖肺腑的饭食。
别忘了,大地之瓜正安稳的卧藏在土里,它红皮或白皮的包裹着一肚子白白的果实,浓绿的瓜秧就是它催生出来的。
这块半山腰的地瓜地现在已袒露在新修的大路旁。对于幼年的我,当年这藏匿半山腰的“平畴”是一个遥远的所在。要想找到“平畴”,先走村边地头路,然后田间道,洼道,山路,最后踏过一段陡峭狭窄的山崖路。迎头走上去,呵,就是这一碧千里模样的半山腰的平畴。平畴开阔的伸向北边,南头是大沙坑,东靠名叫“东山坡”的泰莱山脉的一个大山。
如今,“东山坡”山脚下劈开大道一条,梦一般的地瓜地大白天下了。
这块翠绿的地瓜地在我的生命里闪耀了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前那个穿夹袄的天凉节气,也是勾拢地瓜秧、挖地瓜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栾地瓜”。秋收后,地里仍有没收净的地瓜,去寻找挖出来,就叫“栾地瓜”。
就在这“平畴”,我们大海捞针的“栾”出了一块块金贵的地瓜。歇息的时候,我们分工,满坡的捡干牛粪,满山的拾柴禾。我们顺着平畴南头的大堰,耳畔生风,呼啸着掠过酸枣枝、荆棵、带刺的野草,从地头直接滑下大深坑,衣裳划破,脸划的一道一道,手脚满是荆棘。置身大瓮一样的沙坑,仰头是天,四周沙丘。在脚下松软的沙土里挖个坑,坑口排上干树枝,树枝间流出空隙,把地瓜放上,地瓜的上头放上秫秸,点着火,柴禾烧的差不多了,把干干的牛粪放在仍未烧透的火上,再蒙上一层干柴,让地瓜柴禾牛粪一并熏闷发酵。“大瓮”里的烟火,我们的翻滚,我们的追逐笑声,天上游荡的云,四周山丘上一束一丛摇曳的野枝秋草……人间饥寒是“大瓮”外头的事。
野草秸秆一经胃的反刍变成牛粪,牛粪被山坡上的太阳晒干,只闻烟火不见火苗的金黄灿烂的干牛粪包围了地瓜,催熟了地瓜,牛粪里的变了模样的野草秸秆此刻芬芳毕显,大地之瓜愈益芳香。芬芳飘荡山谷,填充了肠胃,催出了笑容。那包裹荷叶的“叫花鸡”的制作,莫非是受这地瓜熏烤之启发?
秋收了。把地瓜切成片,在深秋初冬的月夜下,把雪白的瓜片晾在田野里,土丘上,操场上,石头上。夜深了,穿上夹袄的老人和孩子们,踏着露水,提着玻璃罩的煤油灯回返到墙厚温暖的土屋里睡觉。听说前街的好子姐一家人晒完地瓜干,回家还能吃上火烧,按一下仍能回复原状的火烧,散发着让人憧憬的金黄的光芒,难道胡老师所说的“共产主义”就是晚上还能手捧火烧,一口一口的吃起来?
我的左手掌之下有一个疤。那年,我把滚圆地瓜擦成片的一刹那,把左手掌心与手腕之间部分硬生生的切下一大块,这肉快要完全离开掌的瞬间,忽然感觉到疼,脸一下子蜡黄的我赶紧按住。没流泪没打针没吃药,仅用白色纱布缠住,这眼看着快要离开母体的肉,就这样硬生生的重新和母体合二为一。我分明看到了里面的血丝,象一个个小铃铛,藕断丝连的。我没忘,第三天我仍绑着绷带,在胡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田野继续“栾地瓜”。这是一个二年级深秋的故事。
我的左手掌的疤,隐约一圈月牙状,颜色与手掌无二。我不说你根本看不出来,我不说也掩盖不了自己“大地之瓜”的出身。若当时找村医就诊,这“肉”肯定会被他用大铁镊子毫不留情的提溜走,这疤将是一个深颜色的深坑状的切实的疤,手摸起来,凹凸荡手,质感满满,喝了酒,肯定会气不打一处来,越看越不顺眼。
冬藏地瓜了。窑洞模样的地窖向东纵深几百米,形成“走廊”,走廊左右又是几十个“窑洞”,红皮的饱胀的地瓜被一筐一篓的推进去,抬进去,架进去,让它们熟睡在窑洞里安度严冬,等待来年惊蛰。开春了,把仍丰满的它们唤醒,扶着牵着拉着,走出黑咕隆咚的窑洞,重见天日的大地之瓜开始走上舞台,充当饭食主角。
把这白的地瓜干磨成面粉,捏成窝窝头,大家以看上去喜欢的样子,右手抓着熟透了的窝窝头,左手攥一块红萝卜咸菜,吃一口黑窝窝,吃一口红咸菜。我却使劲的寻找着里面蕴藏着的白白的星星点点,我知道,这散落在里头的白点子,就是叫做“细粮”的原生态是小麦的植物果实粉身碎骨后蒸熟后的模样。粗菜细作的大地瓜,富含粗纤维的“绿蔬”地瓜秧,而今重新被请上席宴,据说这粗纤维之物,能把胃肠藏纳的废物连推加拽的一并淘汰出体外,泰山压顶般的把恶病温床打它个稀巴烂。我们长途跋涉,转了一大圈,否了又否,又回到原点。这也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吧。
很多的地瓜被送进村东头的粉坊,圆溜的地瓜敞开胖胸脯,呈现一肚子雪白滑溜的地瓜粉,这纯一色的雪白与原先“红皮”的地瓜,好像风牛马不相及。妇女劳作的地瓜红皮颜色的双手,粉坊屋檐挂着的长长的冰棱,还有和冰棱样子差不多的挂在铁丝架子上的粉条,在晌午的隆冬的太阳下热气腾腾。
生产队长满街吹着哨子,吆喝着“分猪肉”。猪肉,加上名叫“天津绿”的白菜,放上出自这个粉坊的粉条,放在火上使劲炖。这是老屋翻盖上梁时,让干活的大人们吃的。
挑出平头正脸的大地瓜,整齐的栽培在用土胚垒砌的地瓜池子里,均匀的洒上水,蒙上厚厚的塑料布过冬。胖乎乎的地瓜吸收着塑料外的日光热量,惹事生非的发出暖融融的芽,芽起初小,后拃数长,红绿相间着。地瓜起初胖,然后慢慢瘦,芽子长多少,地瓜瘦几分,皱纹多几道。快要脱去棉袄的春末,掀开塑料布,沃若鲜硕的地瓜秧苗“咕喳”一声映入眼帘,且已生出“成家立户”标志的根须。就像刚坐完月子,额头仍缠着红布的产妇,掀开帘子,在大家啧啧称赞中,一下子端出一个张着小口,刚满月的白嫩婴儿一样。年青英俊的地瓜已经彻底完成源源供给秧苗养分的使命,被唤作“地瓜母子”了。子女肥硕健壮了,干瘦的父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闭上疲倦的双眼,最后撒手归土。贫瘠干硬的“地瓜母子”最后成为田地肥料或烧火原料。
老娘看到街上的老妪提着一棵地瓜秧,七岁的我辨认出地瓜秧嫩嫩的,红绿着,还有秧头新长出的苗尖。老娘问她“干啥去了”,已经长了痨病的年迈的老妪嘴左右来回晃动着,但仍清晰的说“到坡上掐了一棵地瓜秧,回家做粥”。我仿佛看到那锅粥因为这翠绿地瓜秧而生气翻滚,盎漾不歇。
四十一年后的今天,我明白了,老妪提着的哪是地瓜秧,是深山老林埋着的千年灵芝,哪是一根地瓜秧,是耸入云天的粮囤,里面藏着颗粒数不过来的黄的红的白的玉米豆子谷子、高粱、地瓜干。手握这秧,即使痨病仍有,嘴仍不停的晃动,但仍可活着。
我家的大槐树在村头,一树槐花茂密的遮蔽了初夏的半个村头。长裤就要换成短裤了,茂密的槐花擎在枝头,我知道,这是“上坡种地瓜”的自然讯号炸响天空,炸得树头满花。推着两个水桶到平坦的田地;双肩搭着一圈一圈密密缝着线头的厚厚的粗布垫肩,挑水上山坡。对,那是时年不到三十岁,长我十八岁的大哥的高高的身影,他的腰因劳累过度并不硬朗。幼时的我除了拾麦穗,打猪草,“栾地瓜”,也就是种地瓜了。用瓢舀起半瓢大哥运上来的水,迎着初夏的阳光,倒进瓢大小的土坑,土坑有水了,地瓜秧趁势插进去,双手把土一拢一摁,我仿佛听到秧苗根须咕咚咕咚喝水的声音,我仿佛看到坑里的水从根须细流涓涓的漾到茎部,又从茎输送到每个幼芽,幼芽上的脉络是源源供水的网状水渠,这样,餐风露宿的幼芽变成叶子,地下之根膨胀成大地之瓜。
我站在“平畴”上,西望故园。当年大哥挑水推水时的大湾已被填埋,那个高大年青的身影也一起被填埋。老娘年迈了,去世了,大哥也去世了,都长眠在大湾西北的土地里。土地也是种植“大地之瓜”的田地。